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普团体，在推进国民科学素养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该协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回顾了其成立的过程，分析了“科学转向人民”这一理念对于该协会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急需发展科学以服务于人民需要和国家建设，科普工作则成为实现这种愿景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宗旨和目标也具有实用和现实主义的特性。
关键词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科普 科学团体 科普史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1950年，朱德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亦称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成立会上的讲话《科学转向人民》中提出：“以往的科学是给封建官僚服务，今后的科学是给人民大众服务……科学家应该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才可能把科学发展到最高度。”（[1]，页448）中国共产党认为，科学应该具有无产阶级属性，要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就要“转向人民”。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科学普及（以下简称“科普”）工作成了一种使“科学转向人民”的合理路径。人民可以通过科普了解科学，科学能经由科普回应人民的需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组织科普工作，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普”）应运而生。全国科普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自1950年8月成立—1958年9月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科联”）合并的八年间，全国科普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组织了丰富的科普活动，建立起分布广泛的分会，发展出人数众多的科普队伍，推动了科普事业的发展。
筹备成立全国科普期间，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在一次次会议和讨论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了对科普工作的态度和期许，即科普工作应成为科学界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科普工作应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履行的职责。因此，全国科普的成立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科学观念贯彻到科学界的一次重要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全国科普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国科普成立的历史背景如何？全国科普的宗旨和目的体现了怎样的科学观念？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这种科学观念灌输给人民的？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科学领域是如何运作的，也许亦能对中国科普事业的特色与本质提供一个其他角度的解释。
二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科普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在群众中推进农业、工业、医学等方面的科普工作。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多次表达过要重视科普工作，还颁布了一些与科普相关的政策。这些早期的科普思想、科普政策给建国后科普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对科普的态度：“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2]。其他领导人也都分别以各种形式表达了科学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科学工作者应向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思想。1940年2月5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的工作。”（[1]，页387）在這些思想的指引下，1940年2月，由毛泽东、吴玉章等人发起和赞助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明确了该学会的宗旨和任务：“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的深入群众，把一般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群众，普及防空、防毒、防灾、防疫、医药卫生等必需的科学常识，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素，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1]，页388）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中，边区政府又将“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写入细则，要求科技人员积极从事科普工作[3]。这些思想与政策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对科普事业有具体的设想和规划，也在科普的发展目标上寄托了诸多现实的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科普工作，这为后来科普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科普团体的成立奠定了生产和物质基础。
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科普形式。如为了发展农业普及农业知识，苏区采取的办法有开办农业学校，设置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所，在报纸上设置科普专栏等，革命根据地还举办了医学、工业等方面的展览会，进行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虽然当时环境困苦，时有战争侵扰，物质匮乏，但各个革命根据地还是克服万难举行展览会。仅陕甘宁边区一地在1939年1月—1941年11月，举行的各类大型展览会就高达7次之多[4]。这些措施不但培养了一大批懂农业技术的农业干部，也让苏区农民从中受益。中国共产党还组织、扶持了一大批科学技术团体，如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山东自然科学研究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这些科学技术团体的宗旨和目标中，大都规定了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及科学应该为大众服务。如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就在宗旨中规定要“把科学理论技术与广大人民的劳动结合起来”[5]。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纲领中也指出，要“培养自然科学工作干部，普及自然科学知识”（[1]，页419）。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6]。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亦秉持重视科学的理念，不仅如此，还决心用科学将人民武装起来，对群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了对科学和科普事业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观念，并力图将这种科学观念付诸实践。
三 科代会筹备时期对全国科普的酝酿
1949年5月， 为了遴选科学界代表参与新政协， 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共同发起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科代会”）。会议筹备期间成立了非正式的党组，日常工作也大多是在党委主持下进行的。如来参会的齐燕铭，是当时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统战部秘书长，同时也是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他的与会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指导[7]。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召开的，体现的是党的科学观念以及对科学团体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在科代会的筹备会期间，代表们就讨论了与科普有关的议程。
1. 科普之目的：转向人民
代表们认为，科代会的任务主要有四项： 第一，团结并发动全国科学工作者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以服务于人民; 第二，检讨中国以往的科学工作以为今后改进的参考; 第三，确定中国科学工作的总方向并制订纲领;第四，计议成立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8]。其中，“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以服务于人民”被放在第一条，说明当时科学界的工作重心是“转向人民”，目的是要服务人民。这一观点在筹备会通过的《关于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基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也有所体现，《意见》认为科学工作者应虚心学习，批判、消除过去自私的个人主义，提倡集体合作[8]。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理事长梁希在筹备会全体会议闭幕词上也提出，科学工作者要向工人和农民看齐。他还认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是大众的。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扬弃独善其身，自我欣赏的超人思想，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使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不要只供少数人的欣赏和利用”（[1]，页468）。从筹备会开始到闭幕， 这种“服务于人民”的观念贯穿始终，科学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被提升到了新高度。与之相对的，那种基于个人兴趣的科学研究则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意见》中还指出： “科学应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只以服务为目的，务求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以人民群众的经验为基础，改善增补理论上的内容而收理论与实践互相帮助之效。科学教育尤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配合实际生产上的需要。”“只以服务为目的”，点明了科学发展之目的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种提法一方面明确了科学的首要目标，让工作更有的放矢; 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人们对科学精神的想象和探索，这意味着对科学的普及，很少会涉及对科学精神的普及。后面提到的“科学教育尤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配合实际生产上的需要”也说明，中央认为科普事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大众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
1949年7月13日， 筹备会全体会议在向毛主席暨中共中央的致电中写道：“我们面对着旷古未有的崭新的人民时代，如何加强团结，加强对新时代的认识，检讨旧有的工作特点，使科学转向人民，这些将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1]，页457）“使科学转向人民”，让科学服务于人民，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科普事业的一个主要目的。
2. 普及与提高之关系：科普成为科学界的日常工作
筹备会阶段，许多代表根据实际情况，针对科普事业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讨论。如针对“科学的提高和普及是矛盾的么？”[8]这一问题，研究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 普及对于提高来说是好是坏？现阶段是不是只要普及，不需要提高？对此，周恩来在筹备会上发言： “关于科学之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重视科学研究与实践，使研究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实践在研究指导下普及。因此理论不是空论，实践不是降低。反对轻视理论，也反对轻视实践。研究可接受国际丰富知识，发扬国内遗产，实践可深入民间发掘自然宝藏，并懂得如何服务。普及与提高，两者不相矛盾，是相成相助的。一面提高，一面普及，普及人要多，提高人要精，从多中走向精，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①此番发言给普及与提高、科普和科研的关系定下了基调。通过对普及与提高之关系的表述，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在科学界贯彻了“科学转向人民”这一观念，在这种观念的要求下，科学家们需要同时担负起“提高”和“普及”两项工作。这意味着科代会之后，科普将不再仅是科学工作者的志愿工作，而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任务。
3. 确立普及重要性地位：全国科普应运而生
筹委会代表们还讨论出了12条自然科学工作者工作纲领，其中前四条为：（1）为人民服务之科学运动; （2）群众路线; （3）理论与实践统一; （4）普及与提高并重[9]。这四条纲领循序渐进，从宏观到具体，给出了目标、方法论以及具体的实践方案：“为人民服务之科学运动”是首要目标，“群众路线”和“理论与实践统一”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普及与提高并重”是工作的主要内容。然而，虽然纲领中强调是“并重”， 但此时普及的排序已经来到了提高之前， 之所以如此，与当时“转向人民”的科学观念有关，与服务于人民的科学目的有关。科普工作本就是面向大众的，当时的科学又是“转向人民”的，两者的目标一致，那么想要达成“转向人民”的目的，就更应该通过“普及”这条路径，这在无形中提高了普及的地位。
通过筹备会期间的讨论，代表们明确了科普的目的，厘清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科学转向人民”的理念上达成共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讨论了文化教育政策的内容，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在这里，“普及科学知识”被提到了國家政策的高度，也说明官方彻底确立了普及的重要性。 科代会的筹备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界的一场思想改造工作。如在筹备会出席人民政协全体代表的书面谈话中，科学界代表们明确表示： “我们知道思想的改造应该看作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大家要互相策励，互相纠正，互相学习，努力改造，做一个新时代的人民，从而做一个新时代的科学家。”（[1]，页466）中国共产党要求科学家们将科普工作作为责任和任务，也是让他们更好理解“科学转向人民”这一理念的具体路径。
四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之过程
1. 全国科普的组织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继续发展科普事业，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科学普及局，隶属于文化部，这说明政府已经将科普视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政府的科普工作也需要来自科学界的补充和配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发挥科学界的力量发展科普工作。当时苏联有一个群众性质的科普团体——“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1950年7月22日，科代会筹委会会程委员会决定参照该组织拟订提案，在中国成立一个“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全国科普之成立即缘起于此。
1950年8月5日和8月9日，第十七、十八次科代筹委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全国科普，并在会议上确定了全国科普的名称以及组织方案。8月13日，第十九次科代会筹委会常委会又通过了全国科普全国委员会提名和选举办法[10]，全国科普的成立被正式提上日程。1950年8月18日，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开幕。会议从8月18日开幕到8月24日闭幕，历时7天。共有来自理、工、农、医各领域的四百多名科学工作者参会，代表了全国四万多名科学工作者。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个组织。
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规定了协会名称、宗旨、任务、会员、组织、分会、附则（[11]，页86）。
全国科普的宗旨和任务是：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要点规定了全国科普的入会资格和组织方案：“凡赞同本会宗旨，愿参加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者，有会员二人之介绍，经本会通过后得为本会会员;本会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三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地按会员人数比例产生，但须照顾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全国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的职权; 全国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之。……常务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11]，页86）
要点还规定了建立分会的标准： 全国各大行政区域成立分会，各省市成立分会，各地凡会员满50人者得成立支会，不满50人者得成立小组。
从全国科普的组织方案中可以看出，该协会的组织方式是民主的，它的工作重点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如普及生产技术、肃清迷信、宣扬医药卫生知识，而这些内容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该协会的工作目标有两个面向： 一面是从科学普及者到工农大众; 另一面是从工农大众到科学普及者。全国科普起到一个连接两端的桥梁的作用。
2. 全国科普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科普实践
1950年8月25日，全国科普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新成立的全国科普推举梁希为主席，竺可祯、丁西林、茅以升、陈凤桐为副主席，夏康农为秘书长，袁翰青、沈其益为副秘书长，另有卢于道、董纯才等17人为常务委员。会议的最后两天，全国科普举行了全国委员会选举。会议推举吴玉章同志为“全国科联”及“全国科普”两会名誉主席。梁希、丁燮林、竺可祯、袁翰青、卢于道、周焕章等50人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吴玉章1938年曾任延安大学校长，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为边区培养了大量人才; 梁希是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前身）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1946年创办会刊《科学新闻报》时就希望全国的科学工作者能团结起来; 竺可桢曾任浙江大学校长，在1947年就与国民党当局有决裂之势; 夏康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公开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和革命活动，还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这些科学界人士在早年间就有意识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应用到科学工作中，与党关系紧密，是党的忠诚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也进入人民政府及行政机构担任要职，如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梁希是第一任林垦部部长，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方面，这些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学养渊深，政治背景过硬，选举他们作为全国科普的领导者，足见党和科学界对科普工作的重视，要求这些身居要职的科学家来从事科普工作，让他们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为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表率，也能鼓励更多人加入到科普工作者队伍中来; 另一方面，全国科普的决策层都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或从延安时期就有充分信任的人士，这反映出全国科普的性质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组织。尽可能发动科学家们参与到科普事业中，是中国共产党贯彻自己科学观念的一种组织方式。
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谈及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旧中国自然科学界数十年的痛苦经验证明了：科学理论若不与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就像无根的浮萍，既无法普及，也不能提高。科学只有生根在民族的土壤里，生根在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离，才能繁荣滋长，开花结子。因此，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与科学普及工作结合起来。我国工农大众迫切需要科学知识来扫除他们的迷信思想，保卫他们的健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提高他们的生产效能。”（[11]，页4）科普工作能帮助工农大众破除迷信，保卫健康，促进生产，这是科学对大众的作用，但同时，社论认为，工农大众的现实经验也对科学有积极作用： “工农大众有直接的生产知识、生产经验和丰富的创造发明的才能。解放以来他们由于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在创造发明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表现，对于生产事业已有了重大的贡献。应该用系统的科学理论来总结和提高他们的经验，然后再交还给他们去应用。这样不但可以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工农大众的科学水平，而且可以豐富我们的科学宝库，提高一般科学水平。” 从1949年5月—1950年8月，科代会筹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对科普工作的酝酿也持续了大半年。为何筹备时间如此漫长？这可能是因为科学家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工作者应发挥的作用与职责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而通过对话与协商，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延安时期的科学、科普工作经验，争取和团结了科学家团体，实践了自己的科学观念，也逐步明晰了新中国科学、科普事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组织路线也在全国科普的成立过程中得到了延续。
五 小结
1. 全国科普的性质
1949年6月的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做出了要将推动并促成全国性社会团体的筹建为工作重心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人民团体”。这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主要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从事特定社会活动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12]。因此全国科普并不是只关心自身发展的、学会性质的兴趣团体，而是配合政府开展工作的群众性组织。吴玉章在1950年4月15日科代会筹备会第十次常委会上发言，认为科学团体的主要任务在于配合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向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靠拢，成为他们有力的辅助力量。科学团体应该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的学术研究团体[13]，这是对科学团体性质和任务的明确概括，与当时国家对科学团体的要求有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性质有其合理性与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就筹备、建立了全国科普，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科普事业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对中国科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扶持、筹备团体组织，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如全国科普成立时主管其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袁翰青，同时也是隶属于文化部的科学普及局局长，因此当时全国科普的许多工作都是与科学普及局共同开展的，且受到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这让全国科普的日常工作带上了浓浓的行政色彩。虽然全国科普是以个人会员为主的社团组织，但其在成立之初就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开展的科普工作是国家和集体的行为。这为科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让致力于科普的科学家群体更加统一，更加团结，更便于开展实际工作，也让国家对科普工作的管理更加深入。
2. “科学转向人民”对全国科普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学发展的目标很少关注到人民的需要。朱德在科代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言： “反动的统治者不关心中国科学的发展，不让人民掌握科学。因此过去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便被反动统治者孤立起来，与人民的需要脱了节。”（[11]，页24）过去的科学被封建阶级把持，服务于少部分人，如果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让科学“转向”，全国科普让人民与科学联结，同时意味着科学技术与科普都必须为劳动群众和国家的经济社会议程服务。
一方面，全国科普的成立，正呼应了“使科学转向人民”的时代要求，让科普工作成为群众性的事业，为专家和群众搭上了沟通的桥梁，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在一起。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就将科学视为中国打破西方社会封锁的有力工具，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传播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人民自力更生。全国科普的成立，是对这个紧迫而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回答。
另一方面，当“科学转向人民”， 人民急需的“科学”就成了科普的主要内容，因此全国科普成立以后，主要普及实用性的生产技术，而不涉及那些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本是一种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力量，既强调实用理性，又推崇科学精神。然而，当对科学中的功利与实用的追求走向偏激，就会损害那种浪漫纯粹的科学立场，甚至转而批判、践踏这种立场。对功利、实用的过分强调和盲目推崇也让全国科普后期的工作重心变得极端，最后走上大搞群众运动、损害科学精神的道路。回顾全国科普成立之过程，可能已昭示了些许端倪。
参考文献
[1]何志平， 尹薛成， 张小梅. 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8， 709.
[3]武衡.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 北京：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91.
[4]中国革命博物馆. 解放区展览会资料[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5]武衡. 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综合卷）[M]. 北京：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4. 288.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人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77.
[7]王揚宗. 1949—1950年的科代会： 共和国科学事业的开篇[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2）： 8—36.
[8]李祥. 筹委会成立大会纪事[J]. 科学通讯， 1949， （l）： 4—11.
[9]筹委会工作小组报告[J]. 科学通讯， 1949， （2）： 19.
[10]本会常委会会议纪录摘要（1950年）[J]. 科学通讯， 1950， （10）： 20—25.
[11]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纪念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12]《中国人民政协辞典》编委会. 中国人民政协辞典[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35.
[1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 Turning Science to the People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NG Jiangshan
Abstract：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ST） is the largest organization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cy.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gives a review of its establishment process. On this basis， I further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shifting science to the peopl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ith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science in order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constructions of the country， thus making the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alize this vision. The aims and goal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lso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Keywords：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popularisation， scientific community， history of science popularisation
收稿日期：2020-09-16
作者簡介：王江山，1992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wangjiangshan18@mails.ucas.ac.cn
关键词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科普 科学团体 科普史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1950年，朱德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亦称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成立会上的讲话《科学转向人民》中提出：“以往的科学是给封建官僚服务，今后的科学是给人民大众服务……科学家应该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才可能把科学发展到最高度。”（[1]，页448）中国共产党认为，科学应该具有无产阶级属性，要发展无产阶级的科学，就要“转向人民”。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科学普及（以下简称“科普”）工作成了一种使“科学转向人民”的合理路径。人民可以通过科普了解科学，科学能经由科普回应人民的需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组织科普工作，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普”）应运而生。全国科普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自1950年8月成立—1958年9月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科联”）合并的八年间，全国科普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组织了丰富的科普活动，建立起分布广泛的分会，发展出人数众多的科普队伍，推动了科普事业的发展。
筹备成立全国科普期间，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在一次次会议和讨论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了对科普工作的态度和期许，即科普工作应成为科学界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科普工作应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履行的职责。因此，全国科普的成立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科学观念贯彻到科学界的一次重要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全国科普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国科普成立的历史背景如何？全国科普的宗旨和目的体现了怎样的科学观念？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这种科学观念灌输给人民的？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科学领域是如何运作的，也许亦能对中国科普事业的特色与本质提供一个其他角度的解释。
二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科普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在群众中推进农业、工业、医学等方面的科普工作。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多次表达过要重视科普工作，还颁布了一些与科普相关的政策。这些早期的科普思想、科普政策给建国后科普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演《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对科普的态度：“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2]。其他领导人也都分别以各种形式表达了科学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科学工作者应向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思想。1940年2月5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的工作。”（[1]，页387）在這些思想的指引下，1940年2月，由毛泽东、吴玉章等人发起和赞助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明确了该学会的宗旨和任务：“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的深入群众，把一般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群众，普及防空、防毒、防灾、防疫、医药卫生等必需的科学常识，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素，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1]，页388）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中，边区政府又将“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写入细则，要求科技人员积极从事科普工作[3]。这些思想与政策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对科普事业有具体的设想和规划，也在科普的发展目标上寄托了诸多现实的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科普工作，这为后来科普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科普团体的成立奠定了生产和物质基础。
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科普形式。如为了发展农业普及农业知识，苏区采取的办法有开办农业学校，设置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所，在报纸上设置科普专栏等，革命根据地还举办了医学、工业等方面的展览会，进行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虽然当时环境困苦，时有战争侵扰，物质匮乏，但各个革命根据地还是克服万难举行展览会。仅陕甘宁边区一地在1939年1月—1941年11月，举行的各类大型展览会就高达7次之多[4]。这些措施不但培养了一大批懂农业技术的农业干部，也让苏区农民从中受益。中国共产党还组织、扶持了一大批科学技术团体，如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山东自然科学研究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这些科学技术团体的宗旨和目标中，大都规定了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及科学应该为大众服务。如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就在宗旨中规定要“把科学理论技术与广大人民的劳动结合起来”[5]。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纲领中也指出，要“培养自然科学工作干部，普及自然科学知识”（[1]，页419）。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6]。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亦秉持重视科学的理念，不仅如此，还决心用科学将人民武装起来，对群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了对科学和科普事业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观念，并力图将这种科学观念付诸实践。
三 科代会筹备时期对全国科普的酝酿
1949年5月， 为了遴选科学界代表参与新政协， 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共同发起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科代会”）。会议筹备期间成立了非正式的党组，日常工作也大多是在党委主持下进行的。如来参会的齐燕铭，是当时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统战部秘书长，同时也是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他的与会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指导[7]。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召开的，体现的是党的科学观念以及对科学团体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在科代会的筹备会期间，代表们就讨论了与科普有关的议程。
1. 科普之目的：转向人民
代表们认为，科代会的任务主要有四项： 第一，团结并发动全国科学工作者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以服务于人民; 第二，检讨中国以往的科学工作以为今后改进的参考; 第三，确定中国科学工作的总方向并制订纲领;第四，计议成立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8]。其中，“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以服务于人民”被放在第一条，说明当时科学界的工作重心是“转向人民”，目的是要服务人民。这一观点在筹备会通过的《关于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基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也有所体现，《意见》认为科学工作者应虚心学习，批判、消除过去自私的个人主义，提倡集体合作[8]。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理事长梁希在筹备会全体会议闭幕词上也提出，科学工作者要向工人和农民看齐。他还认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是大众的。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扬弃独善其身，自我欣赏的超人思想，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使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不要只供少数人的欣赏和利用”（[1]，页468）。从筹备会开始到闭幕， 这种“服务于人民”的观念贯穿始终，科学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被提升到了新高度。与之相对的，那种基于个人兴趣的科学研究则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意见》中还指出： “科学应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只以服务为目的，务求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以人民群众的经验为基础，改善增补理论上的内容而收理论与实践互相帮助之效。科学教育尤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配合实际生产上的需要。”“只以服务为目的”，点明了科学发展之目的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种提法一方面明确了科学的首要目标，让工作更有的放矢; 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人们对科学精神的想象和探索，这意味着对科学的普及，很少会涉及对科学精神的普及。后面提到的“科学教育尤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配合实际生产上的需要”也说明，中央认为科普事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大众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
1949年7月13日， 筹备会全体会议在向毛主席暨中共中央的致电中写道：“我们面对着旷古未有的崭新的人民时代，如何加强团结，加强对新时代的认识，检讨旧有的工作特点，使科学转向人民，这些将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1]，页457）“使科学转向人民”，让科学服务于人民，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科普事业的一个主要目的。
2. 普及与提高之关系：科普成为科学界的日常工作
筹备会阶段，许多代表根据实际情况，针对科普事业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讨论。如针对“科学的提高和普及是矛盾的么？”[8]这一问题，研究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 普及对于提高来说是好是坏？现阶段是不是只要普及，不需要提高？对此，周恩来在筹备会上发言： “关于科学之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重视科学研究与实践，使研究在实践基础上提高，实践在研究指导下普及。因此理论不是空论，实践不是降低。反对轻视理论，也反对轻视实践。研究可接受国际丰富知识，发扬国内遗产，实践可深入民间发掘自然宝藏，并懂得如何服务。普及与提高，两者不相矛盾，是相成相助的。一面提高，一面普及，普及人要多，提高人要精，从多中走向精，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①此番发言给普及与提高、科普和科研的关系定下了基调。通过对普及与提高之关系的表述，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在科学界贯彻了“科学转向人民”这一观念，在这种观念的要求下，科学家们需要同时担负起“提高”和“普及”两项工作。这意味着科代会之后，科普将不再仅是科学工作者的志愿工作，而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任务。
3. 确立普及重要性地位：全国科普应运而生
筹委会代表们还讨论出了12条自然科学工作者工作纲领，其中前四条为：（1）为人民服务之科学运动; （2）群众路线; （3）理论与实践统一; （4）普及与提高并重[9]。这四条纲领循序渐进，从宏观到具体，给出了目标、方法论以及具体的实践方案：“为人民服务之科学运动”是首要目标，“群众路线”和“理论与实践统一”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普及与提高并重”是工作的主要内容。然而，虽然纲领中强调是“并重”， 但此时普及的排序已经来到了提高之前， 之所以如此，与当时“转向人民”的科学观念有关，与服务于人民的科学目的有关。科普工作本就是面向大众的，当时的科学又是“转向人民”的，两者的目标一致，那么想要达成“转向人民”的目的，就更应该通过“普及”这条路径，这在无形中提高了普及的地位。
通过筹备会期间的讨论，代表们明确了科普的目的，厘清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科学转向人民”的理念上达成共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讨论了文化教育政策的内容，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在这里，“普及科学知识”被提到了國家政策的高度，也说明官方彻底确立了普及的重要性。 科代会的筹备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界的一场思想改造工作。如在筹备会出席人民政协全体代表的书面谈话中，科学界代表们明确表示： “我们知道思想的改造应该看作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大家要互相策励，互相纠正，互相学习，努力改造，做一个新时代的人民，从而做一个新时代的科学家。”（[1]，页466）中国共产党要求科学家们将科普工作作为责任和任务，也是让他们更好理解“科学转向人民”这一理念的具体路径。
四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之过程
1. 全国科普的组织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继续发展科普事业，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科学普及局，隶属于文化部，这说明政府已经将科普视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政府的科普工作也需要来自科学界的补充和配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发挥科学界的力量发展科普工作。当时苏联有一个群众性质的科普团体——“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1950年7月22日，科代会筹委会会程委员会决定参照该组织拟订提案，在中国成立一个“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全国科普之成立即缘起于此。
1950年8月5日和8月9日，第十七、十八次科代筹委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全国科普，并在会议上确定了全国科普的名称以及组织方案。8月13日，第十九次科代会筹委会常委会又通过了全国科普全国委员会提名和选举办法[10]，全国科普的成立被正式提上日程。1950年8月18日，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开幕。会议从8月18日开幕到8月24日闭幕，历时7天。共有来自理、工、农、医各领域的四百多名科学工作者参会，代表了全国四万多名科学工作者。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个组织。
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规定了协会名称、宗旨、任务、会员、组织、分会、附则（[11]，页86）。
全国科普的宗旨和任务是：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要点规定了全国科普的入会资格和组织方案：“凡赞同本会宗旨，愿参加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者，有会员二人之介绍，经本会通过后得为本会会员;本会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三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地按会员人数比例产生，但须照顾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全国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的职权; 全国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之。……常务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11]，页86）
要点还规定了建立分会的标准： 全国各大行政区域成立分会，各省市成立分会，各地凡会员满50人者得成立支会，不满50人者得成立小组。
从全国科普的组织方案中可以看出，该协会的组织方式是民主的，它的工作重点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如普及生产技术、肃清迷信、宣扬医药卫生知识，而这些内容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该协会的工作目标有两个面向： 一面是从科学普及者到工农大众; 另一面是从工农大众到科学普及者。全国科普起到一个连接两端的桥梁的作用。
2. 全国科普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科普实践
1950年8月25日，全国科普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新成立的全国科普推举梁希为主席，竺可祯、丁西林、茅以升、陈凤桐为副主席，夏康农为秘书长，袁翰青、沈其益为副秘书长，另有卢于道、董纯才等17人为常务委员。会议的最后两天，全国科普举行了全国委员会选举。会议推举吴玉章同志为“全国科联”及“全国科普”两会名誉主席。梁希、丁燮林、竺可祯、袁翰青、卢于道、周焕章等50人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吴玉章1938年曾任延安大学校长，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为边区培养了大量人才; 梁希是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前身）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1946年创办会刊《科学新闻报》时就希望全国的科学工作者能团结起来; 竺可桢曾任浙江大学校长，在1947年就与国民党当局有决裂之势; 夏康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公开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和革命活动，还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这些科学界人士在早年间就有意识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应用到科学工作中，与党关系紧密，是党的忠诚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也进入人民政府及行政机构担任要职，如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梁希是第一任林垦部部长，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方面，这些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学养渊深，政治背景过硬，选举他们作为全国科普的领导者，足见党和科学界对科普工作的重视，要求这些身居要职的科学家来从事科普工作，让他们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为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表率，也能鼓励更多人加入到科普工作者队伍中来; 另一方面，全国科普的决策层都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或从延安时期就有充分信任的人士，这反映出全国科普的性质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组织。尽可能发动科学家们参与到科普事业中，是中国共产党贯彻自己科学观念的一种组织方式。
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谈及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旧中国自然科学界数十年的痛苦经验证明了：科学理论若不与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就像无根的浮萍，既无法普及，也不能提高。科学只有生根在民族的土壤里，生根在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离，才能繁荣滋长，开花结子。因此，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与科学普及工作结合起来。我国工农大众迫切需要科学知识来扫除他们的迷信思想，保卫他们的健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提高他们的生产效能。”（[11]，页4）科普工作能帮助工农大众破除迷信，保卫健康，促进生产，这是科学对大众的作用，但同时，社论认为，工农大众的现实经验也对科学有积极作用： “工农大众有直接的生产知识、生产经验和丰富的创造发明的才能。解放以来他们由于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在创造发明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表现，对于生产事业已有了重大的贡献。应该用系统的科学理论来总结和提高他们的经验，然后再交还给他们去应用。这样不但可以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工农大众的科学水平，而且可以豐富我们的科学宝库，提高一般科学水平。” 从1949年5月—1950年8月，科代会筹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对科普工作的酝酿也持续了大半年。为何筹备时间如此漫长？这可能是因为科学家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工作者应发挥的作用与职责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而通过对话与协商，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延安时期的科学、科普工作经验，争取和团结了科学家团体，实践了自己的科学观念，也逐步明晰了新中国科学、科普事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组织路线也在全国科普的成立过程中得到了延续。
五 小结
1. 全国科普的性质
1949年6月的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做出了要将推动并促成全国性社会团体的筹建为工作重心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人民团体”。这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主要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从事特定社会活动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12]。因此全国科普并不是只关心自身发展的、学会性质的兴趣团体，而是配合政府开展工作的群众性组织。吴玉章在1950年4月15日科代会筹备会第十次常委会上发言，认为科学团体的主要任务在于配合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向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靠拢，成为他们有力的辅助力量。科学团体应该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的学术研究团体[13]，这是对科学团体性质和任务的明确概括，与当时国家对科学团体的要求有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性质有其合理性与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就筹备、建立了全国科普，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科普事业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对中国科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扶持、筹备团体组织，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如全国科普成立时主管其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袁翰青，同时也是隶属于文化部的科学普及局局长，因此当时全国科普的许多工作都是与科学普及局共同开展的，且受到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这让全国科普的日常工作带上了浓浓的行政色彩。虽然全国科普是以个人会员为主的社团组织，但其在成立之初就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开展的科普工作是国家和集体的行为。这为科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让致力于科普的科学家群体更加统一，更加团结，更便于开展实际工作，也让国家对科普工作的管理更加深入。
2. “科学转向人民”对全国科普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学发展的目标很少关注到人民的需要。朱德在科代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言： “反动的统治者不关心中国科学的发展，不让人民掌握科学。因此过去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便被反动统治者孤立起来，与人民的需要脱了节。”（[11]，页24）过去的科学被封建阶级把持，服务于少部分人，如果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让科学“转向”，全国科普让人民与科学联结，同时意味着科学技术与科普都必须为劳动群众和国家的经济社会议程服务。
一方面，全国科普的成立，正呼应了“使科学转向人民”的时代要求，让科普工作成为群众性的事业，为专家和群众搭上了沟通的桥梁，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在一起。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就将科学视为中国打破西方社会封锁的有力工具，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传播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实现人民自力更生。全国科普的成立，是对这个紧迫而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回答。
另一方面，当“科学转向人民”， 人民急需的“科学”就成了科普的主要内容，因此全国科普成立以后，主要普及实用性的生产技术，而不涉及那些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本是一种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力量，既强调实用理性，又推崇科学精神。然而，当对科学中的功利与实用的追求走向偏激，就会损害那种浪漫纯粹的科学立场，甚至转而批判、践踏这种立场。对功利、实用的过分强调和盲目推崇也让全国科普后期的工作重心变得极端，最后走上大搞群众运动、损害科学精神的道路。回顾全国科普成立之过程，可能已昭示了些许端倪。
参考文献
[1]何志平， 尹薛成， 张小梅. 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8， 709.
[3]武衡.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 北京：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91.
[4]中国革命博物馆. 解放区展览会资料[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5]武衡. 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综合卷）[M]. 北京：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4. 288.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人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77.
[7]王揚宗. 1949—1950年的科代会： 共和国科学事业的开篇[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2）： 8—36.
[8]李祥. 筹委会成立大会纪事[J]. 科学通讯， 1949， （l）： 4—11.
[9]筹委会工作小组报告[J]. 科学通讯， 1949， （2）： 19.
[10]本会常委会会议纪录摘要（1950年）[J]. 科学通讯， 1950， （10）： 20—25.
[11]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纪念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12]《中国人民政协辞典》编委会. 中国人民政协辞典[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35.
[1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 Turning Science to the People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NG Jiangshan
Abstract：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ST） is the largest organization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cy.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gives a review of its establishment process. On this basis， I further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shifting science to the peopl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ith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science in order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constructions of the country， thus making the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alize this vision. The aims and goal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lso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Keywords：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popularisation， scientific community， history of science popularisation
收稿日期：2020-09-16
作者簡介：王江山，1992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wangjiangshan18@mails.ucas.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