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先生，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位学科祖师，竟被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在美国，任何一个人要了解中国，都不能绕开他的著作；在美国，他一个人几乎开启了整个中国研究学界的局面。尤其是提到中美两国之文化交流，他的贡献则有奠基之功，他是John KingFairbank，中文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
　　中国之旅开创学术新天地
　　1904年，费正清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在此地做律师。对费正清影响很大的母亲终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是社会上的活跃人物。费正清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美国式教育，他有宗教背景，奠定他纯真善良的心灵；学识渊博的父母，为他的学术生涯做了最早的启蒙；而父母的职业，又不仅让他有份象牙塔里求真的志向，还在他心中播种了奉献社会、回馈大众的萌芽。
　　费正清大学时代成绩优秀，先后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并在1929年获罗兹奖学金，得以漂洋过海到他梦想中的学府英国牛津大学进一步求学。在1931年，他为博士论文，毅然决定赶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在中国他主要的精力放在考察海关贸易，不过也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更幸运的是他结识了一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就有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先生、中国历史专家蒋廷黻先生以及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他与未婚妻美国人费慰梅(Wilma Denio Cannon)结婚。费慰梅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也正是这个因缘，夫妇二人和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成良友，同时两个人的中文名字，也都是梁思成所取。如果说儿时的家庭教育，注定了费正清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的双重身份，那么当他学术落脚在中国，当他婚姻开始在中国，或许就注定了他这一生与中国的因缘再也难以分开。
　　社会活动暖阳风雨集一身
　　费正清在1935年离开中国后，随之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执教东亚文明课程，学以致用。由于他杰出的学术才能和丰富的中国知识，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随后在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重新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中华大地。之后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这段时间，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再度来华。
　　在这段时间内，他深刻感受着令人痛心的中国现状，并为美国对华政策积极地给出他本人的建议。他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尤其是对百姓生计的漠然令他无言以对。他又以学者身份，真切地认识到，当时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正在与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进行着一场坚决而又不公平的较量。一方有财政金融为后盾，教授一方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开始将积存的书籍衣物变卖。尤其是当他知道了闻一多先生被杀害时，极为愤慨，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
　　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
　　这时费正清一手帮助援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很多学者在当时都得到过费正清的资助；一手不断强调并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与国民党政权完全搅在一起。让他痛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变成了国民党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正是由于这些观念，在费正清返回美国后，成为冷战思潮的批判对象，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联邦调查局也展开了对他长时间的调查。尽管如此，费正清依然默默地在美国开启中国研究的事业。
　　


　　历史学家开创学术新格局
　　中国研究在美国得以大行其道，与费正清先生弘扬学术的公心密不可分。正是他开始在美国呼吁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也正是他在1955年成功说服哈佛大学，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其后美国其他几个中国研究中心，也正是在费正清的支持下，由他的学生创建。他还积极的用课堂教学、小班讨论等方式大力培养研究中国的人才。凡是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专业，他都大力支持，如哈佛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哈佛经济系的中国经济讲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费正清，都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
　　在费正清先生如斯成就的背后，有着他高尚勇敢的心灵。深爱祖国而又不抵御其他民族文化，研究中国还能将之在美国发扬光大，这种开放而笃实的光明心境，不因时局而狭隘，不因时代而偏颇。
　　1991年9月14日，一代宗师费正清先生因心脏病发逝世。他去世时哈佛校长鲁德斯坦郑重致辞：“哈佛失去了一位巨人。”
　　（摘自《东方养生》2012.3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