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整个台湾的大埔强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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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在洪仲丘案之后再次成为焦点。
  事情的导火索,正是延烧了三年的大埔强拆事件。强拆对上钉子户,永远都少不了争议和关注度。但这个发生在苗栗的大埔事件,幕后却没有那么简单。
  为招商引资强征农地
  2010年6月9日凌晨3点,20多台推土机和200多名警察突然闯入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将几十公顷结实累累的稻田捣烂,征收土地用于当地的科学园区开发。毁田视频被传上网后,很快引起公民团体和知识分子的关注,大埔事件就此传播开来。
  近年来,科学园区在台湾是个有魔力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使得这一模式在全台到处开花,不少经济落后的农业县都寄希望于科学园区,希望这些高新产业的进驻能够给当地带来经济活力。
  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于2008年以压倒性票数上台的苗栗县县长刘政鸿思有所为,决定在苗栗建科学园区,引进产业。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大埔当地90%居民的支持。
  台湾的农地征用,所使用的法律,是在军事戒严时期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按这个条例,政府征用农地时,若价格协商不成,只要多数农户(一般是85%以上)同意接受征收条件,剩下的钉子户,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理论上,即使这些农户不肯接受征收条件,不交出地契,征收一样可以完成。
  面对政府的征收,农户一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被征收农地的40%份额接受建筑用地,由于建筑用地地价高,理论上农户是可以获利的。二是接受政府认可的土地赔偿金。这种选择一般都比较亏,因为政府给的钱比较少。但是,在被征收土地的大埔农户中,有些人抽到的建筑用地靠近高压线,或者靠近坟地,卖不出价钱。所以,这些人迟迟不肯接受政府的条件,形成了钉子户。
  2009年12月,由于征地期限将至,苗栗县政府跟少数钉子户之间的冲突加剧。被征地的农户开始找律师,找公民团体为他们说话,到县政府请愿。但此时,整个事件并未引起媒体乃至網络上的重视。
  大埔事件成为媒体议论的焦点,是在当年的8月3日,一位被征地的72岁老太太在家里喝除草剂自杀。老人的死,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不仅成为媒体议题,而且化为台湾蓝绿争斗的焦点之一。有相关困扰的各地农民纷纷组织自救会,并且开始联合。各个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公民团体则高调介入,甚至组织了心理医生到大埔做心理咨询,对政府施压。
  至此,媒体的报道开始深入,此前各地科学园区的问题频频被揭露,诸如环保、征地、房地产问题都被触及。根据受访民众的说法,这些年来台湾很多进驻科学园区的企业根本不是高科技,而是有什么投资办什么企业,做鞋做衣服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都可以进来。
  民意与民意的对抗
  在外界强大压力下,2010年9月,时任“行政院长”吴敦义做出“原屋保留、划地还农”的承诺,事件暂时平息。不过,是否拆迁的决定权仍在苗栗县政府手中。
  今年6月,苗栗县政府再度发文给4户“钉子户”,限期在7月5日前自行拆迁,否则将强拆。“钉子户”不满,7月2日起又赴台北抗议。不料,政府竟趁机拆除了4户住宅。而后苗栗县长刘政鸿竟以“天赐良机”形容这个明显违反人权的突袭举动。
  这一次,政府言而无信的举动激起了民愤,在房屋被拆的1个月后,即8月18日晚,近2万民众在“台湾农村阵线”的组织下,走上凯道高喊“昨天拆大埔、今天拆政府”,后在转往“行政院”途中突袭包围“内政部”,呼吁“政府”把“国家”还给人民。
  在媒体的镜头下,民众的屋舍变成一片片瓦砾,画着太阳、彩虹与“守护家园”字样的大布条坠入尘土间。“透过这些媒体画面,民众很容易触发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者的情绪反弹。”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郑又平如此说道,“支持大埔钉子户者有着共同的质疑——台湾如今存在着大量的土地不当征收,一般民众的土地被掠夺来喂养特定的利益集团。难道挂出发展大旗,政府就能毁人良田、铲人家屋吗?”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抗议活动中,除了大埔的4户钉子户外,扮演主力的基本上都是苗栗以外的团体。在这种反对强拆的集会之外,大埔当地的另外一部分地主也举行记者会,猛批这4户是为私利抗争,要求政府应尽快拆除,否则他们也要北上抗议。当地民意代表公开表示,大埔乡亲大多赞成这项开发案,抗议者大多是外地人,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外界不应过度干预,模糊了事实和焦点。
  日前参与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时,身陷大埔争议的苗栗县长刘政鸿高调将自己处置大埔案的案例纳入拜票信,显示自己无畏外界质疑、强硬施政的政治风格。“刘政鸿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法律角度,他处置大埔的方式并没有问题,一切依法合法。”作为4度获选“满意度五颗星”的县长,刘政鸿显然懂得真正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台“内政部”最新披露的情况显示,大埔征收案区内地主约900人,同意申请领回抵价地者高达98%,仅2%的农户因为赔偿谈不拢或不愿搬离祖地成为“钉子户”。根据“土地征收条例”显示,这2%的“钉子户”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大埔事件”发展至今已成为一场民意与民意的对抗。
  无独有偶,日前台北文林苑钉子户王士林不满1亿新台币的补偿方案,坚持2亿,致其它住户多年无法入新居。开发商提出95%所有权人同意拆迁方案,依据《都市更新条例》,申请市政府代为拆除拒搬迁户。今年3月市府协调无果后依法强拆。就是这个5%的口子,闹出了台北文林苑跟苗栗县大埔的抗拆。
  当少数杠上了大多数,维权之路似乎变得愈发难走。
  >>为农民请愿的“台湾农村阵线”
  这几年,台湾冒起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团体,名字叫做“台湾农村阵线”——简称“农阵”。此次的“818拆‘政府’行动”也是由这个团体发动的。
  该团体是一群由大学教授、社区工作者、大学生、记者、环保团体、爱鸟人士、还有各地不满征收条件的农村维权人士组成的。
  “农阵”最早聚集起来的事情原先是为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也就是台湾政府把农用相关土地的利用、规划法令松绑,通过社区营造的公众参与方式,以帮助老旧农村“再生”为名,施行景观风貌重建的策略。
  初听之下很好,但“农村再生”最终的目的之一就是搞建设——开发房地产。此次在大埔一共新征的100多公顷土地,多数也都是房地产开发,
  “再生条例”最终在严重的争议当中过关,至今在多个农村地区施行,让不少长年在农村社区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相当头痛。这个政策最大的争议点之一就是土地征收条例,该条例规范政府在“公共利益”需要之下可以动用“征收”手段取得人民土地财产。
  中央政府想搞农村土地开发,所以各地区纷纷以发展“科学园区”为名,以重大建设的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农民土地。科学园区是不是公共利益?有些人只看政府宣传就信了,还以为可以趁机会把不值钱的农地高价卖给政府,结果发现政府只肯以低价征收,然后卖给开发商,真正得益的是开发商。因此不断有人质疑开发商背后还有层层复杂的政商利益关系,于是起而反抗、拒绝征收。
  “农阵”就成为了这群抗拆群体对外的招牌,这些人声嘶力竭地向外界说明,所谓的公共利益、合法征地根本就是一个设计好的大圈套。
  一大片农地,先规划成为工业用地,最终再巧立名目,将一些较好地段设计为住宅区,最终的利润可以达到十倍甚至百倍以上。这也就是现在台湾各地频频发生征地抗争的大背景,发生在苗栗县竹南镇的大埔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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