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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当了13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
在我看来，哈维尔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他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著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波希米亚式的“嬉皮”气质
1999年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离我数尺远的是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但一直没有机会。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
然而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 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
“公民社会”的探索和设计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
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需经议会批准。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以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后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哈维尔的老朋友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曾在《纽约书评》上撰文，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分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地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身居王位的孤家寡人
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66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十三年前，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的成员们一起，用和平、坚定、不容置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沉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
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 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
十三年之后，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却，他们对哈维尔怀着敬意以及日渐增多的抱怨，此时的哈维尔，再也不能像一九九O年代初那样，随便一个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门走进总统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说，我们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维尔或在街头某个转角的咖啡馆和哈维尔聊上一会儿了。批评者说，他已远离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超过了对捷克民间疾苦的了解，甚至说他更像是一个住在捷克的外国人。
无疑，哈维尔结怨甚多。首先，哈维尔不属于任何政党，故，他从来不去取悦选民。
同时，由于他的再婚，媒体或他的敌人将他形容为是一个精力耗竭，并被野心勃勃的美艳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个身居王位却又处处对人对事持着异议的孤家寡人，认为他对于议会民主完全外行，说他已经过气却还恋恋不舍地握着权力不放。即便如此，哈维尔离任时，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虽然他就任总统时的最高支持率曾达87%），这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比率。
一个真实更具人性的哈维尔
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一件最有争议性的事，就是从2001年以来，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离任前，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上出现了一封由哈维尔及其他七位欧洲的领导人联合签名完全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的信。为此，他受到了早年许多支持并声援过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批评。
哈维尔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表的看法比大部分东西方左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要复杂，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一个以“非暴力抗争”而被世人广泛称道的典范，怎么会去领衔支持一场先发制人的侵入性战争呢？其实，哈维尔最根本的视角仍是基于捷克及东欧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蹂躏，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经验。只是他复杂但精准的表述，在黑白分明的反战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哈维尔回忆，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捷克，影响到整个欧洲，而且祸延长久。第一次悲剧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三O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在德国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野蛮要求让步（这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希特勒德国挥军占领捷克），这一历史悲剧让多数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一出现时，就必须先将其制止。
他说：“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经验，就是1968年被华沙公约集团的国家占领。那时候，整个国家重复述说‘主权’这个词，并谴责苏联的官方说法——宣称入侵乃是为了执行‘来自兄弟的协助’，是为了高于主权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宣称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胁，而全人类能够更早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胁。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为了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这是我们经历到的第二个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衡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指伊拉克战争），是否真的是为了协助人类对抗一个邪恶政权，并保护人类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当然是比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更为复杂的——‘来自兄弟国家的协助’。”
五年前，哈维尔在接受捷克报纸《民众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没想到却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
我以为，不是机遇，甚至不仅是责任，而是命运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许是一个具有思想家特质的文学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独创性、甚至更适合的舞台。他不仅通过了苦难甚至死亡的考验，他也通过了政治权力对他的考验，竭尽所有可能地在权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中的异数，一个虽有着传奇般的英雄业迹，却仍能保有思想品质的人。
在我看来，哈维尔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他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著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波希米亚式的“嬉皮”气质
1999年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离我数尺远的是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但一直没有机会。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
然而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 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
“公民社会”的探索和设计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
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需经议会批准。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以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后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哈维尔的老朋友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曾在《纽约书评》上撰文，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分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地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身居王位的孤家寡人
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66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十三年前，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的成员们一起，用和平、坚定、不容置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沉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
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 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
十三年之后，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却，他们对哈维尔怀着敬意以及日渐增多的抱怨，此时的哈维尔，再也不能像一九九O年代初那样，随便一个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门走进总统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说，我们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维尔或在街头某个转角的咖啡馆和哈维尔聊上一会儿了。批评者说，他已远离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超过了对捷克民间疾苦的了解，甚至说他更像是一个住在捷克的外国人。
无疑，哈维尔结怨甚多。首先，哈维尔不属于任何政党，故，他从来不去取悦选民。
同时，由于他的再婚，媒体或他的敌人将他形容为是一个精力耗竭，并被野心勃勃的美艳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个身居王位却又处处对人对事持着异议的孤家寡人，认为他对于议会民主完全外行，说他已经过气却还恋恋不舍地握着权力不放。即便如此，哈维尔离任时，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虽然他就任总统时的最高支持率曾达87%），这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比率。
一个真实更具人性的哈维尔
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一件最有争议性的事，就是从2001年以来，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离任前，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上出现了一封由哈维尔及其他七位欧洲的领导人联合签名完全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的信。为此，他受到了早年许多支持并声援过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批评。
哈维尔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表的看法比大部分东西方左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要复杂，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一个以“非暴力抗争”而被世人广泛称道的典范，怎么会去领衔支持一场先发制人的侵入性战争呢？其实，哈维尔最根本的视角仍是基于捷克及东欧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蹂躏，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经验。只是他复杂但精准的表述，在黑白分明的反战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哈维尔回忆，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捷克，影响到整个欧洲，而且祸延长久。第一次悲剧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三O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在德国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野蛮要求让步（这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希特勒德国挥军占领捷克），这一历史悲剧让多数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一出现时，就必须先将其制止。
他说：“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经验，就是1968年被华沙公约集团的国家占领。那时候，整个国家重复述说‘主权’这个词，并谴责苏联的官方说法——宣称入侵乃是为了执行‘来自兄弟的协助’，是为了高于主权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宣称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胁，而全人类能够更早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胁。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为了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这是我们经历到的第二个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衡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指伊拉克战争），是否真的是为了协助人类对抗一个邪恶政权，并保护人类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当然是比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更为复杂的——‘来自兄弟国家的协助’。”
五年前，哈维尔在接受捷克报纸《民众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没想到却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
我以为，不是机遇，甚至不仅是责任，而是命运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许是一个具有思想家特质的文学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独创性、甚至更适合的舞台。他不仅通过了苦难甚至死亡的考验，他也通过了政治权力对他的考验，竭尽所有可能地在权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中的异数，一个虽有着传奇般的英雄业迹，却仍能保有思想品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