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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写已故上海老作家赵自的文章，遂与其老伴黄以群有了多次聊谈的机会。生于1921年的黄老，早年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列入国民党大逮捕黑名单，被组织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之后她参与接管上海，被派往团市委投入建团工作。后任上海牛奶厂牧场场长、奶牛研究所所长等，于1989年离休。她与我聊天，很少谈自己，谈得最多的是她的祖父黄以霖，很多史料鲜为人知，弥足珍贵。
科举入仕，不忘家国情怀
黄以霖（1856—1932）字伯雨，江苏宿迁人，出生在三代中举的书香人家。黄家在宿迁城东门外的东大街，占有十余进院落，堂号为“行恕堂”。黄以霖自小在“共称黄氏特周全，也将诗书数代传”的环境中长大。祖父黄勤修曾任镇洋县教谕，父亲黄亨业中举后，历任溧水、沭阳等地训导，后执教于钟吾书院。他延请名师，对黄以霖自幼严格施教，使儿子从小对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1885年，黄以霖考取乙酉科拔贡并保送入京，在国子监学习深造。他35岁时，考中光绪辛卯科举人，并于1892年应选内阁中书，任《大清会典》纂修一职，“于一朝政治沿革等，条晰分明”。这样，黄以霖完成了从地方学子到清政府官员的身份转变，为他日后大展鸿图打好稳定基础。
1895年，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黄以霖痛定思痛，参与了“公车上书”，力陈时弊，倡导改革。三年后，黄以霖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三年后任神户兼管大阪总领事官。他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结交，陈述中日在军事、经济与教育上的差距及变革之必要，深得张之洞的赞同和欣赏。不久湖北施行新政，张之洞从教育入手，创办武备学堂，实行新军教育，即召黄以霖回国，聘其为监督。又设立湖北学务处，任命梁鼎芬和黄以霖为文、武学堂提调。武备学堂即张之洞在武昌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以霖借鉴日本军事教育制度，严格要求学生，使湖北新军的军事素质很快得以提高。学业优秀者，将派赴日本继续深造。据学生后来回忆：武备学堂学生待遇优厚，学生不但衣食有保障，还每月给发零用钱四两银子。有的学生不珍惜，养成乱花钱的习惯。黄以霖认为如此“不能认真学习，遂停发”。由于管理得当，声誉日隆，他从武备学堂提调，升为铁政洋务局提调，三年后的1905年，继任武昌府知府，后不久受任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总局提调，担起中国最初的建设铁路之重任。
由于政绩显著，1910年被调任湖南提学使。第二年，湖南发生保路风潮，黄以霖兼湖南布政使一职，可谓临危受命。在他安抚学生之际，长沙起义爆发。黄以霖“誓死以战，率诸生及兵士环守三昼夜”。然而参加起义的新军，多是原武备学堂学生，师生怎能兵戎相见。在学生们的力劝下，黄以霖深明大义并顺应时势，即与新军议和，最终把湖南省财政库存及账册悉数交给新军，使新军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此后他无意官场，拒绝了袁世凯请他出任江苏省实业司长一职的邀请，决意回归故里，终身不仕民国。
创办实业，力促民生
黄以霖的实业救国之路起步甚早。在1903年，他就联络张謇、李经方等实业派人士，向清廷商部呈文，申述利用宿迁的矿砂资源等优势，建立我国自己的玻璃厂之必要：“此项玻璃异日出口，以期畅销外洋而扩中国商业，洵以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经清廷批准后，一家名为“耀徐玻璃厂”的实体企业建成投产，品种多样且日产七千余块，品质精良，经南洋劝业会江苏物品展览会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审核，给予优等奖章。
继投资玻璃厂成功后，1913年，黄以霖联合扬州李梅隐、板浦施效庵及赵尔巽、张小松等官绅富商，集资一百多万，于灌河东岸开辟滩涂、创建盐场，共建圩四十条，铺滩三百多份，创办了济南大源制盐股份有限公司，黄以霖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源与原有的大有晋及随后建立的裕通、庆日新等四家制盐公司，撑起了淮北盐业的空前规模，带动了百业兴旺。当时陈家港人口骤增，人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商业亦一片繁荣。除盐业之外，黄以霖又着手开始垦业的发展，于1921年在东海创办了意成垦殖公司，次年在灌云创办了新灌垦殖公司。至此，形成了以张謇、黄以霖等为代表的实业家群体，他们以纱织、矿业、盐垦为产业基础，从整体上推进了苏北工业的发展进程。
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及国内军阀混战，民族资本的发展步履维艰。这些实业家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革新时代。黄以霖与张謇、韩紫石等18人共同发起成立苏社，旨在通过对水利、交通等实施治理，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他们首先成立江苏运河工程局。成立典礼那日，黄以霖作演讲：“今日以霖得与督办、会办及同志诸君子欢聚一堂，以地方人办地方事，实从前所未有。吾苏乃先天下有此伟举，此自治发展之见端也。由是而沂而淮，同人等有无穷之希望焉。”他在扬州湘园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决定改“瓜清长途汽车公司”为“江办长途汽车公司”，与会人员当场认购新股七万八千元，先筑清镇线瓜扬一段，然后次第推开。会上，大家推选黄以霖等3人为筹备主任。
地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牵涉到巨大的资金投入，黄以霖认为首先要厘清江苏财政状况。于是，在无锡梅园召开的苏社第二届大会上，黄以霖与张謇、荣德生、韩国钧、唐文治等被选为理事，此次大会以江苏自治为主题，提出清理财政、公开信息等主张。并成立江苏省清理财政委员会，在财政亏损严重的情况下，提出发行地方债券、削减军费政费两个解决方法。黄以霖联合黄炎培、张一麐等，提交了《江苏省善后会议提议岁减本省军政各费以救破产紧急动议案》。同时，黄以霖受省长韩紫石的委托，到北洋政府疏通发行地方债之事。后因苏浙军阀之战一触即发，黄以霖不得不以苏浙和平为首要任务，于1923年成立苏浙和平会，他和黄炎培、史量才等选为干事，力保江浙和平。此間，黄以霖决定为民请命，致电孙传芳和段祺瑞，面见督军齐燮元，力争消弭兵祸，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寓居沪上，善举恩泽后代
1912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初立，上海成为晚清遗臣的聚集地。为了便于开展联络工作，黄以霖从宿迁移居上海，入住重庆北路300弄“咸益里”11号。他一方面利用上海的通信与交通的便利，广泛联络官绅与地方商界，一方面开展实业与慈善事业。 他要做的第一桩事，是联合盛宣怀、孙宝琦、李经方、冯煦等，在上海成立广仁善堂，主要进行义赈和工赈活动。各位董事捐献多座铁矿，奠定了筹建基础。广善堂选择与汉冶萍煤铁矿毗邻的九江、鄂城、萍乡三地，出资购置矿山，注册登记，聘选矿师，使其成为堂中的永久产业。如此一可为中华保存优质矿业，二可使汉冶萍留有持续发展潜力，三可为该堂义赈筹得钱款。一年中，广仁善堂为山东小清河工赈、江皖义赈等，共出资达一百万两之多。他为赈济家乡宿迁灾民，至1926年已达二十二万元之多。乡民对其感恩戴德，曾在宿迁兴国寺为之撰文勒碑，以记其功。
几年后，他又与成静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临时义赈会，广泛募款，专门救助鲁南兖州和沂州两灾区，并聘请具有赈务经验人士，分赴灾区调查研究，分别施策。同时联合沪上其他慈善团体，共同募捐，共募得六万余元，直接发往灾区。
1928年，上海临时义赈会出版《义赈汇编》，黄以霖在序中说道：“惟从来赈务经始大抵人款交筹，得款易，得人尤难。”他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义赈需要一大批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和丰富经验的志愿者。他开始联手小他二十多岁的黄炎培，并参与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工作中。
早在黄炎培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前，时任武昌知府的黄以霖就奏请张之洞，要求设立农工商小学堂，认为“振兴实业为富民强国之基，而农工商三门均先从初等实业入手，用费无多，收效甚易”。得到张之洞首肯，谓其“办事有法、可嘉之至”。黄以霖遂把通判旧署改为农业学堂。此后又创办职业中学，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输送人才。到1926年，在职业教育、农村教育、妇女教育等取得不少经验的情况下，中华职教社成立了董事会。已连续两年担任年会主席的黄以霖，在董事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主席，并派遣黄炎培到美国调研职业教育，代表中华职教社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教育联合会大会，以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开阔教育视野，为我国职教事业奠定长远根基。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展过程中，黄以霖与黄炎培、史量才、沈信卿等发起成立了甲子社。该社在人文类辑《通启》中写道：“近观欧美各国图书馆，多有裒集人文，以備征询，视为社会服务之一端。同人不自量度约集同志，从事收集关于人文之记述，分类庋藏，使修学、著书、施政、行事者得有所依据。”该社后易名“人文馆”，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学术资料的收集，并设立人文图书馆。1933年，实业家叶鸿英捐款五十万元支持图书馆发展，遂改为“鸿英图书馆”，便是建国初的上海图书馆前身。1955年，黄以霖的后代把他一生收藏的碑帖、字画、古籍共一万两千多件，悉数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体现了黄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奉献精神。
晚年的黄以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赈灾等方面。在国内军阀割据，社会混乱的夹缝里，他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济世事业，展现出大无畏的忘我及担当精神。1931年底，黄以霖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仍牵挂慈善之事，并嘱黄炎培在他身后将其收藏的书画捐给甲子社。黄炎培在当年十月的日记中写道：“偕德轩、问渔访黄以霖病榻，承问时局。”年底，黄以霖与黄炎培、马相伯、韩国钧、唐文治、穆藕初等人，发起成立江苏省国难救济会，成立宣言气壮山河：“寇深矣，祸亟矣，国民披发缨冠，剑及屦及，以赴国难，义无可辞矣。”（参见：《宿迁近代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82页）
1932年1月，黄以霖在上海逝世。当年《申报》报道他的遗嘱：“余无遗产，丧务从俭，亲友有服官者，务念守土有责。”黄炎培获悉他的殁讯，即写挽联痛悼：“一言一行皆模范，在朝在野总沧桑”，此联概括了黄以霖严谨、廉政、奉献的非凡人生。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姚亚茜
科举入仕，不忘家国情怀
黄以霖（1856—1932）字伯雨，江苏宿迁人，出生在三代中举的书香人家。黄家在宿迁城东门外的东大街，占有十余进院落，堂号为“行恕堂”。黄以霖自小在“共称黄氏特周全，也将诗书数代传”的环境中长大。祖父黄勤修曾任镇洋县教谕，父亲黄亨业中举后，历任溧水、沭阳等地训导，后执教于钟吾书院。他延请名师，对黄以霖自幼严格施教，使儿子从小对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1885年，黄以霖考取乙酉科拔贡并保送入京，在国子监学习深造。他35岁时，考中光绪辛卯科举人，并于1892年应选内阁中书，任《大清会典》纂修一职，“于一朝政治沿革等，条晰分明”。这样，黄以霖完成了从地方学子到清政府官员的身份转变，为他日后大展鸿图打好稳定基础。
1895年，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黄以霖痛定思痛，参与了“公车上书”，力陈时弊，倡导改革。三年后，黄以霖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三年后任神户兼管大阪总领事官。他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结交，陈述中日在军事、经济与教育上的差距及变革之必要，深得张之洞的赞同和欣赏。不久湖北施行新政，张之洞从教育入手，创办武备学堂，实行新军教育，即召黄以霖回国，聘其为监督。又设立湖北学务处，任命梁鼎芬和黄以霖为文、武学堂提调。武备学堂即张之洞在武昌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以霖借鉴日本军事教育制度，严格要求学生，使湖北新军的军事素质很快得以提高。学业优秀者，将派赴日本继续深造。据学生后来回忆：武备学堂学生待遇优厚，学生不但衣食有保障，还每月给发零用钱四两银子。有的学生不珍惜，养成乱花钱的习惯。黄以霖认为如此“不能认真学习，遂停发”。由于管理得当，声誉日隆，他从武备学堂提调，升为铁政洋务局提调，三年后的1905年，继任武昌府知府，后不久受任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总局提调，担起中国最初的建设铁路之重任。
由于政绩显著，1910年被调任湖南提学使。第二年，湖南发生保路风潮，黄以霖兼湖南布政使一职，可谓临危受命。在他安抚学生之际，长沙起义爆发。黄以霖“誓死以战，率诸生及兵士环守三昼夜”。然而参加起义的新军，多是原武备学堂学生，师生怎能兵戎相见。在学生们的力劝下，黄以霖深明大义并顺应时势，即与新军议和，最终把湖南省财政库存及账册悉数交给新军，使新军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此后他无意官场，拒绝了袁世凯请他出任江苏省实业司长一职的邀请，决意回归故里，终身不仕民国。
创办实业，力促民生
黄以霖的实业救国之路起步甚早。在1903年，他就联络张謇、李经方等实业派人士，向清廷商部呈文，申述利用宿迁的矿砂资源等优势，建立我国自己的玻璃厂之必要：“此项玻璃异日出口，以期畅销外洋而扩中国商业，洵以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经清廷批准后，一家名为“耀徐玻璃厂”的实体企业建成投产，品种多样且日产七千余块，品质精良，经南洋劝业会江苏物品展览会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审核，给予优等奖章。
继投资玻璃厂成功后，1913年，黄以霖联合扬州李梅隐、板浦施效庵及赵尔巽、张小松等官绅富商，集资一百多万，于灌河东岸开辟滩涂、创建盐场，共建圩四十条，铺滩三百多份，创办了济南大源制盐股份有限公司，黄以霖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源与原有的大有晋及随后建立的裕通、庆日新等四家制盐公司，撑起了淮北盐业的空前规模，带动了百业兴旺。当时陈家港人口骤增，人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商业亦一片繁荣。除盐业之外，黄以霖又着手开始垦业的发展，于1921年在东海创办了意成垦殖公司，次年在灌云创办了新灌垦殖公司。至此，形成了以张謇、黄以霖等为代表的实业家群体，他们以纱织、矿业、盐垦为产业基础，从整体上推进了苏北工业的发展进程。
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及国内军阀混战，民族资本的发展步履维艰。这些实业家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革新时代。黄以霖与张謇、韩紫石等18人共同发起成立苏社，旨在通过对水利、交通等实施治理，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他们首先成立江苏运河工程局。成立典礼那日，黄以霖作演讲：“今日以霖得与督办、会办及同志诸君子欢聚一堂，以地方人办地方事，实从前所未有。吾苏乃先天下有此伟举，此自治发展之见端也。由是而沂而淮，同人等有无穷之希望焉。”他在扬州湘园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决定改“瓜清长途汽车公司”为“江办长途汽车公司”，与会人员当场认购新股七万八千元，先筑清镇线瓜扬一段，然后次第推开。会上，大家推选黄以霖等3人为筹备主任。
地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牵涉到巨大的资金投入，黄以霖认为首先要厘清江苏财政状况。于是，在无锡梅园召开的苏社第二届大会上，黄以霖与张謇、荣德生、韩国钧、唐文治等被选为理事，此次大会以江苏自治为主题，提出清理财政、公开信息等主张。并成立江苏省清理财政委员会，在财政亏损严重的情况下，提出发行地方债券、削减军费政费两个解决方法。黄以霖联合黄炎培、张一麐等，提交了《江苏省善后会议提议岁减本省军政各费以救破产紧急动议案》。同时，黄以霖受省长韩紫石的委托，到北洋政府疏通发行地方债之事。后因苏浙军阀之战一触即发，黄以霖不得不以苏浙和平为首要任务，于1923年成立苏浙和平会，他和黄炎培、史量才等选为干事，力保江浙和平。此間，黄以霖决定为民请命，致电孙传芳和段祺瑞，面见督军齐燮元，力争消弭兵祸，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寓居沪上，善举恩泽后代
1912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初立，上海成为晚清遗臣的聚集地。为了便于开展联络工作，黄以霖从宿迁移居上海，入住重庆北路300弄“咸益里”11号。他一方面利用上海的通信与交通的便利，广泛联络官绅与地方商界，一方面开展实业与慈善事业。 他要做的第一桩事，是联合盛宣怀、孙宝琦、李经方、冯煦等，在上海成立广仁善堂，主要进行义赈和工赈活动。各位董事捐献多座铁矿，奠定了筹建基础。广善堂选择与汉冶萍煤铁矿毗邻的九江、鄂城、萍乡三地，出资购置矿山，注册登记，聘选矿师，使其成为堂中的永久产业。如此一可为中华保存优质矿业，二可使汉冶萍留有持续发展潜力，三可为该堂义赈筹得钱款。一年中，广仁善堂为山东小清河工赈、江皖义赈等，共出资达一百万两之多。他为赈济家乡宿迁灾民，至1926年已达二十二万元之多。乡民对其感恩戴德，曾在宿迁兴国寺为之撰文勒碑，以记其功。
几年后，他又与成静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临时义赈会，广泛募款，专门救助鲁南兖州和沂州两灾区，并聘请具有赈务经验人士，分赴灾区调查研究，分别施策。同时联合沪上其他慈善团体，共同募捐，共募得六万余元，直接发往灾区。
1928年，上海临时义赈会出版《义赈汇编》，黄以霖在序中说道：“惟从来赈务经始大抵人款交筹，得款易，得人尤难。”他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义赈需要一大批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和丰富经验的志愿者。他开始联手小他二十多岁的黄炎培，并参与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工作中。
早在黄炎培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前，时任武昌知府的黄以霖就奏请张之洞，要求设立农工商小学堂，认为“振兴实业为富民强国之基，而农工商三门均先从初等实业入手，用费无多，收效甚易”。得到张之洞首肯，谓其“办事有法、可嘉之至”。黄以霖遂把通判旧署改为农业学堂。此后又创办职业中学，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输送人才。到1926年，在职业教育、农村教育、妇女教育等取得不少经验的情况下，中华职教社成立了董事会。已连续两年担任年会主席的黄以霖，在董事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主席，并派遣黄炎培到美国调研职业教育，代表中华职教社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教育联合会大会，以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开阔教育视野，为我国职教事业奠定长远根基。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展过程中，黄以霖与黄炎培、史量才、沈信卿等发起成立了甲子社。该社在人文类辑《通启》中写道：“近观欧美各国图书馆，多有裒集人文，以備征询，视为社会服务之一端。同人不自量度约集同志，从事收集关于人文之记述，分类庋藏，使修学、著书、施政、行事者得有所依据。”该社后易名“人文馆”，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学术资料的收集，并设立人文图书馆。1933年，实业家叶鸿英捐款五十万元支持图书馆发展，遂改为“鸿英图书馆”，便是建国初的上海图书馆前身。1955年，黄以霖的后代把他一生收藏的碑帖、字画、古籍共一万两千多件，悉数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体现了黄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奉献精神。
晚年的黄以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赈灾等方面。在国内军阀割据，社会混乱的夹缝里，他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济世事业，展现出大无畏的忘我及担当精神。1931年底，黄以霖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仍牵挂慈善之事，并嘱黄炎培在他身后将其收藏的书画捐给甲子社。黄炎培在当年十月的日记中写道：“偕德轩、问渔访黄以霖病榻，承问时局。”年底，黄以霖与黄炎培、马相伯、韩国钧、唐文治、穆藕初等人，发起成立江苏省国难救济会，成立宣言气壮山河：“寇深矣，祸亟矣，国民披发缨冠，剑及屦及，以赴国难，义无可辞矣。”（参见：《宿迁近代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82页）
1932年1月，黄以霖在上海逝世。当年《申报》报道他的遗嘱：“余无遗产，丧务从俭，亲友有服官者，务念守土有责。”黄炎培获悉他的殁讯，即写挽联痛悼：“一言一行皆模范，在朝在野总沧桑”，此联概括了黄以霖严谨、廉政、奉献的非凡人生。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姚亚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