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来，各地纷纷发布增加幼儿园学位的方案。专家认为，一定要精确掌握学龄前人口规模，精准施策；弥补幼儿园学位缺口不仅需要增建公办园，还需要推动供给侧改革，调动市场力量。
据记者了解，各地的方案有的与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未来出生人口增长的预期有关，亦有跟人口未来迁徙趋势的预期有关。
“‘二孩政策’落地实施以后，短期来讲，肯定对学前教育是一个挑战，对资源配置提出新的要求。”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吕苹教授说。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的一项研究预测，2022年中国适龄学前儿童数量将由“十二五”期间和“十三五”期初的4800万～4900万人增加至5913万人，需要29.90万所幼儿园和188.47万个班级来满足入学需求，而2015年中国幼儿园仅22.37万所，班级共146.05万个。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5～6年内，北京市学前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增长较快，并在2020—2021年达到峰值。在低迁徙模式之下，这一峰值为60.34万人，而在高迁徙模式之下将达107.15万人。根据《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9%，以60.34万人计算，入园人数应为59.74万人。而《北京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北京市在园幼儿人数为41.70万人。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之内，北京市至少需要新增18万学位。
根据浙江在线的报道，仅二孩政策后，浙江省每年将新增15万～20万人，到2020年，预计全省在园幼儿人数将新增47万人左右，2017—2020年全省学前教育缺口为385333个学位，需新建幼儿园1144所，改扩建406所。
现实的数据却与预测落差甚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多增131万人，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超过45%。然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至第二年，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卻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 比2016年减少了63万。财新专栏作家、携程集团董事长梁建章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这比卫计委最低预测还低300万人。
吕苹建议：“一定要精确掌握学龄前人口规模，精准施策，进行学前教育资源的战略布局。”吕苹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按户籍人口配置资源显得十分盲目，应该掌握精准的新生人口数据，建立动态的学龄前人口与学前教育资源管理系统，尽早预测3～6岁学龄前人口数据，建立依托社区，深入家庭，多层次多渠道的保教合一的综合服务网络，“至少这样心中有底，不要一下子措手不及”。
记者发现，目前政府增加幼儿园学位供给的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增加公办园数量，二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民办园扩充学位数。
广州市的方案相对侧重于增加公办园数量。2017年1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意见》，要求每个街道至少建设一所公办幼儿园。具体的措施包括三项：一是鼓励老城区采取高中学校外迁、初中学校利用高中学校校舍、小学学校利用初中学校校舍梯次补位的办法，扩大城区学校办学空间。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公共服务成型、生源有保障的乡（镇）或较大的村规划设置寄宿制学校，满足偏远地区学生的寄宿需求。三是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教育设施必须举办为公办中小学校、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优先举办为公办幼儿园。
北京市的方案提出了对普惠性民办园扩充学位予以补贴。2018年1月1日，《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暂行）》正式实施，该细则为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供了生均定额、租金和扩学位三种补助方式，其中每扩充1个学位，给予一次性每生1万元的补助。
记者发现，目前各地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增建、改建和扩建公办园的方式来增加学位数量。2017年5月，合肥市提出，到2020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253所，新增学位6.9万个。2017年2月，福建省提出，新、改、扩建150所公办幼儿园，新增学位4万个。如北京市一样为民办园提供高额扩充学位补助的并不多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佘宇表示，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园仍面临不小的挑战。新建公办园的整体投入不小，需要土地、经费、人员及编制等多重保障。现实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办园特别是新建公办园的教职工，非在编聘用制教师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新建的公办园甚至还没有独立的事业机构代码，只能以小学附属幼儿园形式存在。
“在一定时期、一定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可能就很难保证个个都是优质园；如果片面追求幼儿园的等级、优质，可能又无法保障普惠性资源供给的充足。”佘宇说。
“政府责任主要还是保基本、兜底线”，佘宇认为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地区，不一定非得强调完全通过新建公办园解决普惠性资源不足的问题，政府可采取多种方式鼓励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并规范其行为；而在那些市场力量不愿意去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主动作为，切实保障贫困、留守等弱势儿童就近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政府要做的是让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机制，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场进行提供。如果政府违背市场规律来做事，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表示，事实上在统计数据之外有大量“黑园”存在，其中有一部分“黑园”无法获得办学资质不是因为办学质量低，而是因为幼儿园办学标准对占地面积、土地等硬性指标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能调整办学标准使之合法化，或许可以有益于学位供给。
吕苹强调，全面迎接二孩的挑战，一是要对目前教育资源现状，采用科学合理的预测方法，精准施策；二是要推进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发挥非营利的社会力量，建立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合理配置的学前教育供给机制，以各方力量多种形式增加资源供给，实现幼有所育。
（来源：财新网 方 圆/文）
据记者了解，各地的方案有的与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未来出生人口增长的预期有关，亦有跟人口未来迁徙趋势的预期有关。
“‘二孩政策’落地实施以后，短期来讲，肯定对学前教育是一个挑战，对资源配置提出新的要求。”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吕苹教授说。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的一项研究预测，2022年中国适龄学前儿童数量将由“十二五”期间和“十三五”期初的4800万～4900万人增加至5913万人，需要29.90万所幼儿园和188.47万个班级来满足入学需求，而2015年中国幼儿园仅22.37万所，班级共146.05万个。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5～6年内，北京市学前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增长较快，并在2020—2021年达到峰值。在低迁徙模式之下，这一峰值为60.34万人，而在高迁徙模式之下将达107.15万人。根据《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9%，以60.34万人计算，入园人数应为59.74万人。而《北京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北京市在园幼儿人数为41.70万人。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之内，北京市至少需要新增18万学位。
根据浙江在线的报道，仅二孩政策后，浙江省每年将新增15万～20万人，到2020年，预计全省在园幼儿人数将新增47万人左右，2017—2020年全省学前教育缺口为385333个学位，需新建幼儿园1144所，改扩建406所。
现实的数据却与预测落差甚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2015年多增131万人，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超过45%。然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至第二年，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卻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 比2016年减少了63万。财新专栏作家、携程集团董事长梁建章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这比卫计委最低预测还低300万人。
吕苹建议：“一定要精确掌握学龄前人口规模，精准施策，进行学前教育资源的战略布局。”吕苹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按户籍人口配置资源显得十分盲目，应该掌握精准的新生人口数据，建立动态的学龄前人口与学前教育资源管理系统，尽早预测3～6岁学龄前人口数据，建立依托社区，深入家庭，多层次多渠道的保教合一的综合服务网络，“至少这样心中有底，不要一下子措手不及”。
记者发现，目前政府增加幼儿园学位供给的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增加公办园数量，二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民办园扩充学位数。
广州市的方案相对侧重于增加公办园数量。2017年1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意见》，要求每个街道至少建设一所公办幼儿园。具体的措施包括三项：一是鼓励老城区采取高中学校外迁、初中学校利用高中学校校舍、小学学校利用初中学校校舍梯次补位的办法，扩大城区学校办学空间。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公共服务成型、生源有保障的乡（镇）或较大的村规划设置寄宿制学校，满足偏远地区学生的寄宿需求。三是新建住宅小区配套教育设施必须举办为公办中小学校、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优先举办为公办幼儿园。
北京市的方案提出了对普惠性民办园扩充学位予以补贴。2018年1月1日，《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暂行）》正式实施，该细则为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供了生均定额、租金和扩学位三种补助方式，其中每扩充1个学位，给予一次性每生1万元的补助。
记者发现，目前各地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增建、改建和扩建公办园的方式来增加学位数量。2017年5月，合肥市提出，到2020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253所，新增学位6.9万个。2017年2月，福建省提出，新、改、扩建150所公办幼儿园，新增学位4万个。如北京市一样为民办园提供高额扩充学位补助的并不多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佘宇表示，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园仍面临不小的挑战。新建公办园的整体投入不小，需要土地、经费、人员及编制等多重保障。现实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办园特别是新建公办园的教职工，非在编聘用制教师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新建的公办园甚至还没有独立的事业机构代码，只能以小学附属幼儿园形式存在。
“在一定时期、一定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可能就很难保证个个都是优质园；如果片面追求幼儿园的等级、优质，可能又无法保障普惠性资源供给的充足。”佘宇说。
“政府责任主要还是保基本、兜底线”，佘宇认为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地区，不一定非得强调完全通过新建公办园解决普惠性资源不足的问题，政府可采取多种方式鼓励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并规范其行为；而在那些市场力量不愿意去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主动作为，切实保障贫困、留守等弱势儿童就近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政府要做的是让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机制，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场进行提供。如果政府违背市场规律来做事，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表示，事实上在统计数据之外有大量“黑园”存在，其中有一部分“黑园”无法获得办学资质不是因为办学质量低，而是因为幼儿园办学标准对占地面积、土地等硬性指标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能调整办学标准使之合法化，或许可以有益于学位供给。
吕苹强调，全面迎接二孩的挑战，一是要对目前教育资源现状，采用科学合理的预测方法，精准施策；二是要推进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发挥非营利的社会力量，建立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合理配置的学前教育供给机制，以各方力量多种形式增加资源供给，实现幼有所育。
（来源：财新网 方 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