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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聂绀弩关于“怕老婆”的争论
1948年5月6日，《北平日报》副刊刊出了一则报道，记载了胡适对学生演讲的内容，其中引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这段话也许是为调节演讲气氛，但从胡适的本意看，他或许不仅是在讲一个笑话。
这段演讲见报后，被远在香港、正担任《文汇报》主编的杂文家聂绀弩读到。此时的胡适，在一批文化人眼里，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先进人物，而成了相对保守，似乎走在时代后面的角色了。所以，对他批评、冷嘲，在“左翼”文人中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聂绀弩即刻撰写了一篇《论怕老婆》，对胡适进行深入批判。
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聂绀弩虽然也认为“这段话，自然是一种玩笑性质”，可联系到演讲者身份，聂绀弩严肃起来：“作为大学校长的他（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作者按），正如谈‘五四’时所说：‘认识了青年学生的力量’，自己又毫无办法……就只好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地胡说一番，企图以玩笑来解消学生们对严肃工作的情绪了。”
胡适短短的几句话，引来了聂绀弩六个章节的评论。聂认为中国古代男权社会里，“怕老婆”实为“反常”，有些“怕老婆”是因为夫妇间身份的不相称，譬如武大郎与潘金莲。在引证了中国古代一些有关男女关系的记述后，聂绀弩驳斥道：“男女平等，夫妇平等，才是真民主；尊重女权，尊重妻子儿女的人格和人权，才是真有民主思想的人。只有多有这种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才可以说容易民主；只有夫妇平等成为普遍现象，才可以说已经民主。但这样的夫妇关系，却与怕老婆毫无共同之点。”
“胡适所说的怕老婆是真怕老婆么，则无异说多有武大郎、杨万石之类的人或马介甫之类的故事，就容易民主了。这玩笑未免开得太无边际”。武大郎人们熟悉，“杨万石”、“马介甫”，是《聊斋志异》中的怕老婆类人物。聂绀弩义正辞严：“堂堂学者，大学校长，自称‘读书人’的读书人，不应与一般人的见解一样；而失掉某种胡作非为的‘自由’的怕老婆者，也与民主精神太相违背……诬平等夫妇为怕老婆，则无异在平等夫妇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叫他们‘好看’。”
家庭民主与社会民主息息相关
此时国共内战正酣，各种势力都在调整自己的主张和态度，胡适并没有就聂绀弩的言论作出反应，或许根本没有读到文章也未可知。但从后来的事实看，胡适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看似玩笑的观点。
1958年12月17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召开同仁庆祝宴会。会上，著名考古学家、甲骨文研究专家董作宾先生发言。因是同仁聚会，不需要多么板正，董作宾便开玩笑地对胡适（时任研究院院长）及其夫人江冬秀的生日作了一番考证。胡适生肖为兔，江冬秀为虎。董作宾的结论是：兔子见了老虎当然害怕，所以胡适怕老婆。
胡适倒不怎么见外，他在随即的发言中，顺着董作宾的路子，也讲了一个笑话。在他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收藏火柴盒（胡适称“洋火盒”），二收藏荣誉学位。结果许多人知道后，纷纷寄去火柴盒供胡适收藏；还有许多人去信向胡适讨要火柴盒，一时造成不少麻烦。胡适说，火柴盒我一共积了五千多个，后来留在了大使馆；荣誉学位得了三十多个，可这是人家送的，不算我的“收藏”。胡适接着说，其实我真正的收藏，是收藏全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故事，这个没人知道，可是很有用。可以说，这是我“极丰富的收藏”。
收藏“怕老婆”故事，可算别致，胡适就从中读出了一番大的命题来：“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当时俄国是我们的同盟国（指‘二战’时期——作者按），所以没有提到它，而意大利倒有许多的怕老婆故事，我预料意大利会跳出轴心国的，不到四个月，意大利真的跳出来了。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集权的国家。”这样的结论，当时也许只引起一阵笑声。
这则听起来颇为可笑的“笑话”，果真没什么深刻的内涵吗？也许不好这么说。在普遍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占据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在通常看去，自然比女性“高”出一头，此话虽然不明说，可潜台词如此，甚至无须论证，这应该是人们认为“怕老婆”是“笑话”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中，“怕老婆”其实反映了家庭关系相对正常，老公常常需要与老婆共同协商家庭事务，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在外人看去，一个男人不能一口咬个“牙印”，还需回家与女人商量，自然是“怕老婆”，“男权至上”的观念在此暴露无遗。
现代民主社会，凡事需要协商，需要相关之人共同讨论并共同承担义务和责任，这是民主的基础。国家大事如此，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也不例外。社会基本细胞“家庭”较好完成了民主作为，那么整个社会的民主就十分值得期待了。从这一点看去，胡适说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反之都是独裁或极权国家，或许并非仅仅是笑谈。
胡适、江东秀夫妻关系长久维系的真正原因
具体而言，像上面董作宾先生所说，胡适是个“怕老婆”的人，这在其他有关胡适的记述中几成定论。胡适是怎样“怕老婆”的呢？人们知道，新文化开山祖师胡适，娶的是文化很低的小脚女子江冬秀，二人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差异甚大，自然有许多不和谐的地方。然而胡适能与发妻白头偕老，除去其他很多因素，“怕老婆”是其中的关键。胡适“怕”江冬秀，有他不能或很难离开江的照料的一面，也与江冬秀具有一般女子少有的识见有关。
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局经过多方考虑，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胡适才答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这在一般人看来，该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可江冬秀完全不这样看。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但愿你给我信上的一句话，‘我一定回到学术上去’，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去的。”就在此时，她还希望丈夫记住要“回到学术上去”，还认为是自己缺乏能力，“害”胡适走了当官的路。 胡适接到这封信，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这番动情的话，在胡适留下来的文字中实在少有，今天读来，我们还不由得深为敬佩江冬秀的识见。
所谓“怕老婆”，还应是夫妻间相互包容、能和平处理矛盾。这一点，有中外文化修养的胡适做得不错。
1926年7月，胡适离开北京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行前，因为胡适给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个都曾离异的人做媒，惹得江冬秀大为不满。为了此事，她几次当着别人面指责胡适，弄得胡适下不来台。江冬秀当时在气头上，胡适便隐忍不还口。但在旅途上，好脾气的胡适决定，还是要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给江冬秀：“走了一半路了。还有三天半就到莫斯科了。今早睡不着觉，想到我们临分别那几天的情形。我忍了十天，不曾对你说；现在想想，放在心中倒不好，还是爽快说了，就忘记了。”“你自己不知道我临走那时候的难过。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下半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录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了他们面前说，我要做这个媒，我到了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我听了这话，只装作没有听见，我面不改色，把别的话岔开去。但我心里很不好过。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我是打定主意这回在家决不同你吵的。但我这回出远门，要走几万里路，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临出国还要带着这样不好过的影象走呢？”
江冬秀是相对守旧的女子，自然看不惯徐志摩离了婚去追求其他女人，所以她要让给徐志摩做媒的胡适难堪。但她缺乏分寸，在胡适要出国之际，还当着其他人的面指责胡适，叫胡适憋闷了好几天。但在胡适看来，“怕老婆”和民主都需要容忍，需要和与你不一致观念的人协商，甚至是先行“退让”的。所以，他在事隔几天之后才写信给江冬秀，告诉她自己内心的感受。从这一点看，胡适真是个“怕老婆”的“民主”好男人，这更是他们夫妇关系得以长久维系的真正原因。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能够自立的男女合成的”
大约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希望不仅自己，还能联系其他“怕老婆”之人，建立组织。当然，这个组织中国当时没有，可国外早已有之。譬如华盛顿就有名为“怕太太”的俱乐部，用英文缩写“P.T.T”表示。巴黎还有一种面值不大的货币，上有“P.T.T”字母，所以好事者便搜集起来，作为“怕老婆”者的标示，称为“惧内证”。胡适常常讲到这个故事，1961年4月，一位叫李强光的人去往巴黎，搜集到十枚这种货币，托人带回台湾，让胡适转交给“怕老婆”的同好。这件事被台湾《新生报》披露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胡适看到报道后，还对他的助手说：意大利有一册怕老婆的故事书，叫“Belphogor”，价钱只需4角几分。胡适看着高兴，一下子买了六七本，还让人带到美国，转交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胡适对“怕老婆”一事的兴趣可见一斑。
胡适的所谓“怕老婆”，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惧怕”。早在1918年，他就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过《美国的妇人》这样的题目，对美国妇女的独立自主十分赞赏。他认为：“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她们的自立心，只在她们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他认为，美国妇女的自立心，可以“补助”中国社会对于女子“良妻贤母”的观念，可以给中国女界一些“新鲜空气”，可以使中国产生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胡适对这种前景十分欢欣：“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相互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良善社会绝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胡适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胡适称为“良善社会”）是由能够自立的男女合成的，倘有一方只能“依附”于他人，这个社会便不能称为是真正的“良善”。胡适后来宣传“怕老婆”观念与“民主”或“独裁”相关联，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延伸。再往后，胡适还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发过言，甚至写了《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的文字，不回避、不敷衍地对此敏感话题进行讨论。
可见，胡适关注妇女问题，并非仅仅从“怕老婆”一个题目开始。从事实看去，胡适对于“怕老婆”故事的兴趣，一方面是天性所致，喜好有趣味的东西；另一面，不妨认为他对男女平权思想感受深切。这不仅是他在美国所受教育得来，更是他与自己那位小脚妻子相处之间体会而来。在笔者看来，胡适的“怕老婆”，虽从表面看，似乎只是笑谈而已，但从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看，胡适的许多基本观念并没有过时，它仍然能够给予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以启示。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48年5月6日，《北平日报》副刊刊出了一则报道，记载了胡适对学生演讲的内容，其中引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这段话也许是为调节演讲气氛，但从胡适的本意看，他或许不仅是在讲一个笑话。
这段演讲见报后，被远在香港、正担任《文汇报》主编的杂文家聂绀弩读到。此时的胡适，在一批文化人眼里，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先进人物，而成了相对保守，似乎走在时代后面的角色了。所以，对他批评、冷嘲，在“左翼”文人中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聂绀弩即刻撰写了一篇《论怕老婆》，对胡适进行深入批判。
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聂绀弩虽然也认为“这段话，自然是一种玩笑性质”，可联系到演讲者身份，聂绀弩严肃起来：“作为大学校长的他（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作者按），正如谈‘五四’时所说：‘认识了青年学生的力量’，自己又毫无办法……就只好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地胡说一番，企图以玩笑来解消学生们对严肃工作的情绪了。”
胡适短短的几句话，引来了聂绀弩六个章节的评论。聂认为中国古代男权社会里，“怕老婆”实为“反常”，有些“怕老婆”是因为夫妇间身份的不相称，譬如武大郎与潘金莲。在引证了中国古代一些有关男女关系的记述后，聂绀弩驳斥道：“男女平等，夫妇平等，才是真民主；尊重女权，尊重妻子儿女的人格和人权，才是真有民主思想的人。只有多有这种互相尊重的平等夫妇，才可以说容易民主；只有夫妇平等成为普遍现象，才可以说已经民主。但这样的夫妇关系，却与怕老婆毫无共同之点。”
“胡适所说的怕老婆是真怕老婆么，则无异说多有武大郎、杨万石之类的人或马介甫之类的故事，就容易民主了。这玩笑未免开得太无边际”。武大郎人们熟悉，“杨万石”、“马介甫”，是《聊斋志异》中的怕老婆类人物。聂绀弩义正辞严：“堂堂学者，大学校长，自称‘读书人’的读书人，不应与一般人的见解一样；而失掉某种胡作非为的‘自由’的怕老婆者，也与民主精神太相违背……诬平等夫妇为怕老婆，则无异在平等夫妇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叫他们‘好看’。”
家庭民主与社会民主息息相关
此时国共内战正酣，各种势力都在调整自己的主张和态度，胡适并没有就聂绀弩的言论作出反应，或许根本没有读到文章也未可知。但从后来的事实看，胡适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看似玩笑的观点。
1958年12月17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召开同仁庆祝宴会。会上，著名考古学家、甲骨文研究专家董作宾先生发言。因是同仁聚会，不需要多么板正，董作宾便开玩笑地对胡适（时任研究院院长）及其夫人江冬秀的生日作了一番考证。胡适生肖为兔，江冬秀为虎。董作宾的结论是：兔子见了老虎当然害怕，所以胡适怕老婆。
胡适倒不怎么见外，他在随即的发言中，顺着董作宾的路子，也讲了一个笑话。在他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收藏火柴盒（胡适称“洋火盒”），二收藏荣誉学位。结果许多人知道后，纷纷寄去火柴盒供胡适收藏；还有许多人去信向胡适讨要火柴盒，一时造成不少麻烦。胡适说，火柴盒我一共积了五千多个，后来留在了大使馆；荣誉学位得了三十多个，可这是人家送的，不算我的“收藏”。胡适接着说，其实我真正的收藏，是收藏全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故事，这个没人知道，可是很有用。可以说，这是我“极丰富的收藏”。
收藏“怕老婆”故事，可算别致，胡适就从中读出了一番大的命题来：“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当时俄国是我们的同盟国（指‘二战’时期——作者按），所以没有提到它，而意大利倒有许多的怕老婆故事，我预料意大利会跳出轴心国的，不到四个月，意大利真的跳出来了。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集权的国家。”这样的结论，当时也许只引起一阵笑声。
这则听起来颇为可笑的“笑话”，果真没什么深刻的内涵吗？也许不好这么说。在普遍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占据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在通常看去，自然比女性“高”出一头，此话虽然不明说，可潜台词如此，甚至无须论证，这应该是人们认为“怕老婆”是“笑话”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中，“怕老婆”其实反映了家庭关系相对正常，老公常常需要与老婆共同协商家庭事务，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在外人看去，一个男人不能一口咬个“牙印”，还需回家与女人商量，自然是“怕老婆”，“男权至上”的观念在此暴露无遗。
现代民主社会，凡事需要协商，需要相关之人共同讨论并共同承担义务和责任，这是民主的基础。国家大事如此，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也不例外。社会基本细胞“家庭”较好完成了民主作为，那么整个社会的民主就十分值得期待了。从这一点看去，胡适说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反之都是独裁或极权国家，或许并非仅仅是笑谈。
胡适、江东秀夫妻关系长久维系的真正原因
具体而言，像上面董作宾先生所说，胡适是个“怕老婆”的人，这在其他有关胡适的记述中几成定论。胡适是怎样“怕老婆”的呢？人们知道，新文化开山祖师胡适，娶的是文化很低的小脚女子江冬秀，二人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差异甚大，自然有许多不和谐的地方。然而胡适能与发妻白头偕老，除去其他很多因素，“怕老婆”是其中的关键。胡适“怕”江冬秀，有他不能或很难离开江的照料的一面，也与江冬秀具有一般女子少有的识见有关。
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局经过多方考虑，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胡适才答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这在一般人看来，该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可江冬秀完全不这样看。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但愿你给我信上的一句话，‘我一定回到学术上去’，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去的。”就在此时，她还希望丈夫记住要“回到学术上去”，还认为是自己缺乏能力，“害”胡适走了当官的路。 胡适接到这封信，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这番动情的话，在胡适留下来的文字中实在少有，今天读来，我们还不由得深为敬佩江冬秀的识见。
所谓“怕老婆”，还应是夫妻间相互包容、能和平处理矛盾。这一点，有中外文化修养的胡适做得不错。
1926年7月，胡适离开北京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行前，因为胡适给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个都曾离异的人做媒，惹得江冬秀大为不满。为了此事，她几次当着别人面指责胡适，弄得胡适下不来台。江冬秀当时在气头上，胡适便隐忍不还口。但在旅途上，好脾气的胡适决定，还是要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给江冬秀：“走了一半路了。还有三天半就到莫斯科了。今早睡不着觉，想到我们临分别那几天的情形。我忍了十天，不曾对你说；现在想想，放在心中倒不好，还是爽快说了，就忘记了。”“你自己不知道我临走那时候的难过。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下半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录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了他们面前说，我要做这个媒，我到了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我听了这话，只装作没有听见，我面不改色，把别的话岔开去。但我心里很不好过。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我是打定主意这回在家决不同你吵的。但我这回出远门，要走几万里路，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临出国还要带着这样不好过的影象走呢？”
江冬秀是相对守旧的女子，自然看不惯徐志摩离了婚去追求其他女人，所以她要让给徐志摩做媒的胡适难堪。但她缺乏分寸，在胡适要出国之际，还当着其他人的面指责胡适，叫胡适憋闷了好几天。但在胡适看来，“怕老婆”和民主都需要容忍，需要和与你不一致观念的人协商，甚至是先行“退让”的。所以，他在事隔几天之后才写信给江冬秀，告诉她自己内心的感受。从这一点看，胡适真是个“怕老婆”的“民主”好男人，这更是他们夫妇关系得以长久维系的真正原因。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能够自立的男女合成的”
大约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希望不仅自己，还能联系其他“怕老婆”之人，建立组织。当然，这个组织中国当时没有，可国外早已有之。譬如华盛顿就有名为“怕太太”的俱乐部，用英文缩写“P.T.T”表示。巴黎还有一种面值不大的货币，上有“P.T.T”字母，所以好事者便搜集起来，作为“怕老婆”者的标示，称为“惧内证”。胡适常常讲到这个故事，1961年4月，一位叫李强光的人去往巴黎，搜集到十枚这种货币，托人带回台湾，让胡适转交给“怕老婆”的同好。这件事被台湾《新生报》披露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胡适看到报道后，还对他的助手说：意大利有一册怕老婆的故事书，叫“Belphogor”，价钱只需4角几分。胡适看着高兴，一下子买了六七本，还让人带到美国，转交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胡适对“怕老婆”一事的兴趣可见一斑。
胡适的所谓“怕老婆”，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惧怕”。早在1918年，他就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过《美国的妇人》这样的题目，对美国妇女的独立自主十分赞赏。他认为：“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她们的自立心，只在她们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他认为，美国妇女的自立心，可以“补助”中国社会对于女子“良妻贤母”的观念，可以给中国女界一些“新鲜空气”，可以使中国产生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胡适对这种前景十分欢欣：“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相互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良善社会绝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胡适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胡适称为“良善社会”）是由能够自立的男女合成的，倘有一方只能“依附”于他人，这个社会便不能称为是真正的“良善”。胡适后来宣传“怕老婆”观念与“民主”或“独裁”相关联，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延伸。再往后，胡适还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发过言，甚至写了《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的文字，不回避、不敷衍地对此敏感话题进行讨论。
可见，胡适关注妇女问题，并非仅仅从“怕老婆”一个题目开始。从事实看去，胡适对于“怕老婆”故事的兴趣，一方面是天性所致，喜好有趣味的东西；另一面，不妨认为他对男女平权思想感受深切。这不仅是他在美国所受教育得来，更是他与自己那位小脚妻子相处之间体会而来。在笔者看来，胡适的“怕老婆”，虽从表面看，似乎只是笑谈而已，但从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看，胡适的许多基本观念并没有过时，它仍然能够给予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以启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