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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求才若渴的氛围下，77级大学生有很大比例受到重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精英阶层。1977那一缕阳光，让他们的人生变得萌绿，当他们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又为社会提供绿荫。
提起77、78级毕业生，人们很容易想到李克强、张艺谋、陈凯歌等带着光环的名字，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届毕业生中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各行各业“独领风骚”。但这些最醒目的“红樱桃”并非1977年恢复高考输送给社会的全部价值，更多普通的77级毕业生充实到各个领域，成长为行业的中坚力量，夯实了社会这座大厦的基石。1977年的高考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从个体角度来看，1977年对很多毕业生而言，犹如一缕阳光，让整个人生从灰白变得萌绿。
校园停满送新生的大卡车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7年考上大学的那些同学，在高考恢复前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61岁的朱红国回忆。
1977年8月，当时21岁的朱红国和朋友正在青岛旅游，听说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立刻赶回上海，边上班边复习迎考，埋头准备了三个月。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1977年冬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接受选拔，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共录取新生27.3万人。朱红国正是其中一员，她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焊接专业。
朱红国认为，自己能考上大学，得益于1973年中学毕业后在技校就读和任教，知识底子没有丢下。“技校学的知识和中学差不多，我等于是把中学的内容又滚了一遍，所以有幸考上交大。”她觉得更为难得的是那些“老三届”（66、67、68届）同学，离开学校那么多年，由于基础较好，高考之门一开，他们立刻抓住了机会。
这群懵懂的“天之骄子”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改写，但全社会都对他们给予厚望。77级新生是在1978年初入学，新生报到那天，校园里停满了送新生的车辆，那个年代基本没有家长送子女的小轿车，而是各个单位派出的大卡车。
“很多新生都有十几个人送，除了亲属，还有各个单位派的代表，把新生从家里接到学校，一路上敲锣打鼓，新生胸前挂着大红花，引得路人关注。”朱红国所在技校的挖掘机厂也派出大卡车送她入学。古人登科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气风发，想必也不过如是。
朱红国在交大认识的第一个人是系办张主任——他骑着一辆黄鱼车到大草坪接新生。接到一个，学生跳上车，装脸盆的网袋和行李包往车上一堆，张主任一蹬脚踏就往寝室去。把新生送到楼下，他骑着“接驳车”再去草坪接下一个。
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许多人在劳动之余捧起了课本拼命复习。
系办主任亲自接新生只是“礼遇”的开始，入校后大家發现，学校对77级新生视若珍宝，配备最好的教授，给予各种关照。全社会都等待他们很久了。
当时的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在1978年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们提出了交大要培养“底子厚，要求严”的人才，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路灯下读书的勤奋学子
“我们班有‘五朵金花’。”朱红国说。记者猜测，大概是班里有五个漂亮女生。“不对，我们班有五个男同学已经做爸爸了，都是家有女儿，所以叫‘五朵金花’。”朱红国哈哈笑了起来。
77级班里同学之间年龄相差之大可想而知，全班32个人，“老三届”学生最大的32岁，最小的是应届生，只有16岁，正好是“老大哥”年龄的一半。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不但年龄差距悬殊，背景差异也很大。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大家从同学身上互相学到的东西，对日后的影响更大。
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地域背景，年龄层次跨度很大的同学，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一进校就表现出刻苦的读书态度，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大家底子都比较薄弱，很多同学连英语都没好好学过，但学习意愿非常强，就像一块干海绵扔进了水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老三届’同学相对底子好，一上来优势明显，到了后来一些年纪小的同学凭借记忆力好，也赶了上来。总之，大家当时是心无旁骛，铆着劲学习。”朱红国说。
学校给77级新生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力量。朱红国记得，教物理化学的是章燕豪教授，教流体力学的是何友声教授，执教专业课的是余尚知、王琰、周浩森等教授，上数学课的是朱有清、裘义瑞教授，都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学者。很多学科没有现成的教材，教授们就自己编写教材，印出来发给学生。“我印象很深的是，数学老师上课不用讲义，直接在黑板上推导出一大串公式，特别潇洒，那种大师风范一辈子都难忘。”朱红国说。
经历过“文革”动乱，教授们坐了那么多年冷板凳，都很珍惜重新上讲台的机会，对学生们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学生们也拿出对得起教授的认真劲儿学习。大多数课程，教授讲得飞快，开出一串参考书目录让学生预习、复习，如果课后不下功夫就跟不上进度。大家就到图书馆把一摞摞书扛回来，抓紧一切时间学。《数学分析》教材还没有讲完，有的同学已经把杰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做完了。
总有同学在自习教室留到熄灯才回宿舍，摸黑洗漱上床。不少同学在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面看书学习。有时全校停电，晚上路灯下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在蹭灯光看书。夏天教室里蚊子多，大家就穿着长裤和套鞋，让蚊子无处下嘴，但这样又闷又热，于是只好摇着蒲扇看书。 “偶尔有同学拿来一本杂志看，我真是眼馋啊，但根本没时间看杂志。上海同学星期天都不回家，因为一回家就浪费一天，住校的外地同学又得比你多学很多知识了。”朱红国说，大家在学习上都较着劲。“不像现在的一些孩子可能会在物质上攀比，那时大家唯一攀比的就是学习。”
交大的莘莘学子并非个例，全国77级78级两届学生从千军万马中走进大学课堂，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秉持“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朱红国回忆，同学们不光学习态度刻苦，而且实干精神也很强，很多人原本就有工作经验，见识广，思路活泛，不唯书，不读死书。焊接专业和实践的联系很紧密，小到不锈钢热水瓶的焊缝，大到远洋轮船制造中的焊接技术，都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有一位同学来自上海焊接厂，实践工作经验很豐富，经常和教授在一起讨论课题，很多新颖而具可操作性的想法让教授都刮目相看。
全社会认可“77勋章”
77级学生1978年初进校，78级学生同年下半年进校——1982年，复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立即成了各个用人单位的“香饽饽”。
毕业后，朱红国的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到各地的工厂，从技术员做起，也有一些进入学校、研究机构等。“刚毕业时大家并没什么优越感，只想着在分配的单位兢兢业业工作，但许多年以后，同学们都成长为各自行业的参天大树，才体会到社会对77届的高度认可。”朱红国说。
一些走专业道路的同学，在基层一线，一丝不苟制定工艺方案，呕心沥血地进行技术革新，从技术员一步步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在行业内也积累了良好的声誉。
也有同学跳出专业道路，经过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成长为国企领导、或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还有一些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辈子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有的年逾70还奋战在教学岗位。
朱红国毕业后留校担任辅导员，历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后勤党委副书记、后勤集团党委书记等职，在交大工作了一辈子。她先生是77级同班同学，儿子也是交大毕业，一家三口交大人。
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交大77级同学中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斯宪、交大校长林忠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太平洋保险董事长高国富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
77级大学生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一方面是社会对“77勋章”高度认可，另一方面77级学生能从千军万马中挤上独木桥，凭的是对人生的执着信念， 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凭的是过人的学习毅力，他们身上有一股子韧劲，能吃苦，不断涌现出奋发向上的内生力量。
77级书写新历史
朱红国一直珍藏着一张毕业前夕的老照片，在交通大学校门，焊接班仅有的四个女生穿着素色两用衫，手挽手站成一排，青涩地微笑着。她最自豪的是，四年同窗，成了一辈子的兄弟姐妹，多年过去，同学们的情谊没有在岁月流转中消磨，保持着淡然而悠远的交往。
大部分学生都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但也有个别同学的人生际遇不尽如人意。朱红国回忆，有个同学回家乡工作后病魔缠身，生活惨淡。2003年他猝然离世，同学们决定共同帮助他做临时工的妻子，资助他的两个女儿读书。“每年上海同学聚会，我有个任务就是收钱，大家会把捐款交给我，汇总起来寄去武汉，已经坚持了十五年之久。上海同学会还经常派校友代表去武汉看看两个孩子，鼓励她们好好读书，在武汉的校友对他们一家的照拂也很多。”两个女儿很争气，目前已一个在读研究生，一个在读本科。
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交大77级78级共来了1000多位校友，学校在食堂设宴130桌，楼上楼下都坐满了。“我们收集了很多老照片，配上老歌，在纪念大会大屏幕上放映，老校友们还演出了许多当年的节目，很多校友看了都掉眼泪。”历史造就了77级，77级书写了新的历史。
大学四年对77级同学们的意义，一则是汲取宝贵的知识，并且在时代的风口，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二则是饮水思源、收获感恩、互助等品质精神，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全社会求才若渴的氛围下，77级大学生有很大比例受到重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精英阶层。他们身上有很多精英特质，比如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追求自我提升。
朱红国退休后也“很忙”，她担任交大老教授协会理事，负责后勤、产业的老教授工作;为材料学院校友会出谋划策，组织优秀校友返校为在校生传授人生经验;交大老年大学的精彩课程更是吸引力十足，舞蹈课、摄影课、国画课都成了她的最爱。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就是把奉献社会当作一辈子的义务， 把自我学习当做一辈子的兴趣。”朱红国说。
1977那一缕阳光，让他们的人生变得萌绿，当他们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又为社会提供绿荫。
提起77、78级毕业生，人们很容易想到李克强、张艺谋、陈凯歌等带着光环的名字，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届毕业生中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各行各业“独领风骚”。但这些最醒目的“红樱桃”并非1977年恢复高考输送给社会的全部价值，更多普通的77级毕业生充实到各个领域，成长为行业的中坚力量，夯实了社会这座大厦的基石。1977年的高考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从个体角度来看，1977年对很多毕业生而言，犹如一缕阳光，让整个人生从灰白变得萌绿。
校园停满送新生的大卡车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7年考上大学的那些同学，在高考恢复前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61岁的朱红国回忆。
1977年8月，当时21岁的朱红国和朋友正在青岛旅游，听说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立刻赶回上海，边上班边复习迎考，埋头准备了三个月。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1977年冬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接受选拔，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共录取新生27.3万人。朱红国正是其中一员，她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焊接专业。
朱红国认为，自己能考上大学，得益于1973年中学毕业后在技校就读和任教，知识底子没有丢下。“技校学的知识和中学差不多，我等于是把中学的内容又滚了一遍，所以有幸考上交大。”她觉得更为难得的是那些“老三届”（66、67、68届）同学，离开学校那么多年，由于基础较好，高考之门一开，他们立刻抓住了机会。
这群懵懂的“天之骄子”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改写，但全社会都对他们给予厚望。77级新生是在1978年初入学，新生报到那天，校园里停满了送新生的车辆，那个年代基本没有家长送子女的小轿车，而是各个单位派出的大卡车。
“很多新生都有十几个人送，除了亲属，还有各个单位派的代表，把新生从家里接到学校，一路上敲锣打鼓，新生胸前挂着大红花，引得路人关注。”朱红国所在技校的挖掘机厂也派出大卡车送她入学。古人登科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气风发，想必也不过如是。
朱红国在交大认识的第一个人是系办张主任——他骑着一辆黄鱼车到大草坪接新生。接到一个，学生跳上车，装脸盆的网袋和行李包往车上一堆，张主任一蹬脚踏就往寝室去。把新生送到楼下，他骑着“接驳车”再去草坪接下一个。
系办主任亲自接新生只是“礼遇”的开始，入校后大家發现，学校对77级新生视若珍宝，配备最好的教授，给予各种关照。全社会都等待他们很久了。
当时的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在1978年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们提出了交大要培养“底子厚，要求严”的人才，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路灯下读书的勤奋学子
“我们班有‘五朵金花’。”朱红国说。记者猜测，大概是班里有五个漂亮女生。“不对，我们班有五个男同学已经做爸爸了，都是家有女儿，所以叫‘五朵金花’。”朱红国哈哈笑了起来。
77级班里同学之间年龄相差之大可想而知，全班32个人，“老三届”学生最大的32岁，最小的是应届生，只有16岁，正好是“老大哥”年龄的一半。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不但年龄差距悬殊，背景差异也很大。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大家从同学身上互相学到的东西，对日后的影响更大。
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地域背景，年龄层次跨度很大的同学，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一进校就表现出刻苦的读书态度，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大家底子都比较薄弱，很多同学连英语都没好好学过，但学习意愿非常强，就像一块干海绵扔进了水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老三届’同学相对底子好，一上来优势明显，到了后来一些年纪小的同学凭借记忆力好，也赶了上来。总之，大家当时是心无旁骛，铆着劲学习。”朱红国说。
学校给77级新生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力量。朱红国记得，教物理化学的是章燕豪教授，教流体力学的是何友声教授，执教专业课的是余尚知、王琰、周浩森等教授，上数学课的是朱有清、裘义瑞教授，都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学者。很多学科没有现成的教材，教授们就自己编写教材，印出来发给学生。“我印象很深的是，数学老师上课不用讲义，直接在黑板上推导出一大串公式，特别潇洒，那种大师风范一辈子都难忘。”朱红国说。
经历过“文革”动乱，教授们坐了那么多年冷板凳，都很珍惜重新上讲台的机会，对学生们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学生们也拿出对得起教授的认真劲儿学习。大多数课程，教授讲得飞快，开出一串参考书目录让学生预习、复习，如果课后不下功夫就跟不上进度。大家就到图书馆把一摞摞书扛回来，抓紧一切时间学。《数学分析》教材还没有讲完，有的同学已经把杰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做完了。
总有同学在自习教室留到熄灯才回宿舍，摸黑洗漱上床。不少同学在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面看书学习。有时全校停电，晚上路灯下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在蹭灯光看书。夏天教室里蚊子多，大家就穿着长裤和套鞋，让蚊子无处下嘴，但这样又闷又热，于是只好摇着蒲扇看书。 “偶尔有同学拿来一本杂志看，我真是眼馋啊，但根本没时间看杂志。上海同学星期天都不回家，因为一回家就浪费一天，住校的外地同学又得比你多学很多知识了。”朱红国说，大家在学习上都较着劲。“不像现在的一些孩子可能会在物质上攀比，那时大家唯一攀比的就是学习。”
交大的莘莘学子并非个例，全国77级78级两届学生从千军万马中走进大学课堂，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秉持“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朱红国回忆，同学们不光学习态度刻苦，而且实干精神也很强，很多人原本就有工作经验，见识广，思路活泛，不唯书，不读死书。焊接专业和实践的联系很紧密，小到不锈钢热水瓶的焊缝，大到远洋轮船制造中的焊接技术，都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有一位同学来自上海焊接厂，实践工作经验很豐富，经常和教授在一起讨论课题，很多新颖而具可操作性的想法让教授都刮目相看。
全社会认可“77勋章”
77级学生1978年初进校，78级学生同年下半年进校——1982年，复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立即成了各个用人单位的“香饽饽”。
毕业后，朱红国的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到各地的工厂，从技术员做起，也有一些进入学校、研究机构等。“刚毕业时大家并没什么优越感，只想着在分配的单位兢兢业业工作，但许多年以后，同学们都成长为各自行业的参天大树，才体会到社会对77届的高度认可。”朱红国说。
一些走专业道路的同学，在基层一线，一丝不苟制定工艺方案，呕心沥血地进行技术革新，从技术员一步步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在行业内也积累了良好的声誉。
也有同学跳出专业道路，经过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成长为国企领导、或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还有一些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辈子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有的年逾70还奋战在教学岗位。
朱红国毕业后留校担任辅导员，历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后勤党委副书记、后勤集团党委书记等职，在交大工作了一辈子。她先生是77级同班同学，儿子也是交大毕业，一家三口交大人。
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交大77级同学中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斯宪、交大校长林忠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太平洋保险董事长高国富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
77级大学生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一方面是社会对“77勋章”高度认可，另一方面77级学生能从千军万马中挤上独木桥，凭的是对人生的执着信念， 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凭的是过人的学习毅力，他们身上有一股子韧劲，能吃苦，不断涌现出奋发向上的内生力量。
77级书写新历史
朱红国一直珍藏着一张毕业前夕的老照片，在交通大学校门，焊接班仅有的四个女生穿着素色两用衫，手挽手站成一排，青涩地微笑着。她最自豪的是，四年同窗，成了一辈子的兄弟姐妹，多年过去，同学们的情谊没有在岁月流转中消磨，保持着淡然而悠远的交往。
大部分学生都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但也有个别同学的人生际遇不尽如人意。朱红国回忆，有个同学回家乡工作后病魔缠身，生活惨淡。2003年他猝然离世，同学们决定共同帮助他做临时工的妻子，资助他的两个女儿读书。“每年上海同学聚会，我有个任务就是收钱，大家会把捐款交给我，汇总起来寄去武汉，已经坚持了十五年之久。上海同学会还经常派校友代表去武汉看看两个孩子，鼓励她们好好读书，在武汉的校友对他们一家的照拂也很多。”两个女儿很争气，目前已一个在读研究生，一个在读本科。
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交大77级78级共来了1000多位校友，学校在食堂设宴130桌，楼上楼下都坐满了。“我们收集了很多老照片，配上老歌，在纪念大会大屏幕上放映，老校友们还演出了许多当年的节目，很多校友看了都掉眼泪。”历史造就了77级，77级书写了新的历史。
大学四年对77级同学们的意义，一则是汲取宝贵的知识，并且在时代的风口，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二则是饮水思源、收获感恩、互助等品质精神，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全社会求才若渴的氛围下，77级大学生有很大比例受到重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精英阶层。他们身上有很多精英特质，比如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追求自我提升。
朱红国退休后也“很忙”，她担任交大老教授协会理事，负责后勤、产业的老教授工作;为材料学院校友会出谋划策，组织优秀校友返校为在校生传授人生经验;交大老年大学的精彩课程更是吸引力十足，舞蹈课、摄影课、国画课都成了她的最爱。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就是把奉献社会当作一辈子的义务， 把自我学习当做一辈子的兴趣。”朱红国说。
1977那一缕阳光，让他们的人生变得萌绿，当他们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又为社会提供绿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