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主要作品《血战台儿庄》《长征》《我的长征》，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古典诗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电影
　　1941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书香人家。我的祖母是中国传统的劳动妇女，在夏天乘凉的晚上，她经常给我讲《杨家将》《包青天》等中国传统故事。我的祖父是女子师范的国文教师，我4岁就开始跟着祖父学习背诵古文，《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大量古代文学经典都是那个时候记下来的。70年过去了，这些古代经典我几乎还能倒背如流。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我一生都对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着迷。
　　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后，我发现，中国古典诗词里包含了很多电影元素。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宛如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效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恰似电影中“升”的镜头运用；几乎人人能口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电影的分镜头剧本，把构图影像、光调色调、情境气氛、人物感情都勾画出来了。电影是个舶来品，来到中国才100多年，而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些电影表现手法，我认为是一种“艺理相通”，这种“艺理相通”是联系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共同纽带，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战火洗礼让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责任
　　1958年，我揣着一本祖父抄写装订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专业。1959年，我参军当上文艺兵，挎包里装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奔赴遥远的喜马拉雅风雪高原。我经历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文艺兵也要参与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需要演出时，我们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阵地为藏族同胞和战士们表演节目。晚上，我们就在羊圈、马厩或汽车轱辘底下睡觉。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一股浓烟飘上天空。大家摸索着前进，走近了才发现，浓烟是边防五团副团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燃烧产生的，车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不远处的土丘上有很多弹壳，副团长他们被敌人伏击牺牲了。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影视剧里表现出的那般嘶吼、号啕，但保卫祖国边疆的决心在心里更加坚定。
　　再后来，我考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我常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军队、对国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员。
　　这些经历都是生活赋予我的积累，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更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三拍长征是我最大的骄傲
　　战争题材电影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我一直钟爱这个题材，先后拍摄了《血战台儿庄》《七战七捷》《大决战》等。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三次拍摄关于长征的电影，每一次拍摄我都力求做到：创新、突破、超越。
　　第一次拍长征，是30年前的电影《金沙水拍》。我试图通过讲述长征途中毛泽东以及他身边人的故事，营造一种悲壮氛围。影片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路上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忍痛将孩子寄托在老乡家。同时，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也参加了长征。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身负重伤。贺敏仁心疼姐姐，跑到寺庙里拿了几块铜板买酥油，想给姐姐补充一下营养。但是铁的纪律不允许这样的行为，最后贺敏仁被执行枪决……我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绝不是战史的简单描述，而是在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艺术加工。
　　第二次拍长征，是20年前的电影《长征》。我选择诗意化的表现风格，全景式地展现波澜壮阔、悲壮感人的岁月。在音乐上，我采用“声画对立”的手法，惨烈的场面出现的是凄美的《十送红军》歌曲，我还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绝大多数战士在长征途中倒下，永远回不来了。这种“声画对立”引起人们丰富的艺术联想。
　　第三次拍长征是前些年的电影《我的长征》。这一次，电影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他的家人、战友都在长征的不同阶段倒下了，他历经艰苦，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这是一部红军战士的成长史，更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三部长征作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我自己理解和发扬长征精神的过程。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是我的职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还有意四拍长征故事。我曾多次到井冈山、瑞金等革命根据地采风，希望获得更多灵感、更多故事，实现创新突破。
　　“带着”母亲拍电影
　　在拍电影《大决战》前，我的父亲已经病重。我在临出发前给他磕了个头。父亲说，忠孝不能两全。母亲说，公家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家里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我听了父母的话很感动，洒泪出发了。到达拍摄地后，我就连续收到家里发来的三封电报：“父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父病故速归”。组织上批给我三天假，让我回去送送父亲。父亲遗体火化后，我把一点骨灰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随身携带，晚上就放在枕边。
　　父亲去世后，我更加珍惜母亲健在的日子。早年母亲行动还方便的时候，我为了多陪伴母亲，每次拍戏都自掏腰包“带着”她。我在拍摄现场指挥，母亲就坐在我旁边观看。我的分镜头剧本，母亲是第一读者，有时她还会跟我说：“这个镜头，好像用近景比较好吧？”看到母亲健康地陪在自己身边，就算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是心安的。
　　因为对父母的孝行，我被评为第一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我经常告诫儿女：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孝之人不可交，对于孝道的推崇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一家人的血液里。
　　拥抱生活才能拥有好故事
　　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才能获得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我曾经到赣南红色苏区采风，听说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这位老奶奶和丈夫结婚后第二天，丈夫就随着红军大部队长征了。后来，她的丈夫牺牲在长征路上，但老奶奶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一直在等待丈夫回来，直到去世。我亲自参与了这部专题片的编写录制，并给这部片子起名为《红土地上的望夫石》。老奶奶盼夫归的形象，就像是红土地上伫立的石刻雕像。这个故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如果不深入基层，可能连片名都想不出来。
　　我拍军事题材电影的时候，经常告诉演员，不管是扮演八路军还是红军，都要实地去体验艰苦的生活。真正接触那里的环境后，强烈的反差本身可以让演员更加理解、更加靠近所扮演的人物。
　　很多人问我，对年轻导演、编剧、演员有怎样的期望？我期望年青一代的影视工作者，能真正坚守中华文化，热烈拥抱现实生活，同时汲取先进的电影艺术理念，把国产电影、电视剧拍得更加精彩，不但服务于祖国和人民，而且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艺术化地讲述我们中国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