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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地区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转变，以及相关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印太”成为重要的地区性地缘政治和经济术语。特朗普政府基于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知，通过建构“印太”这一权力话语，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引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战略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印太”战略，以离岸制衡、经济合作和价值分享为主要手段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诉求，并以此制约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应对中国的崛起。在此形势下，中国应正确审视“印太”概念，合理推進“一带一路”，积极发展双边关系，以此制衡和限制“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冲击，实现和平崛起。
一、“印太”概念的缘起与话语建构
在权力关系下，一国的话语建构就其内容而言，通常是有关国家政治或政策立场及价值选择的一套陈述;就其功能而言，其作用大多是为一国采取对外政策获取战略利益而服务。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吸取福柯的思想，揭示了西方殖民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起关于东方殖民地的知识以及这种话语背后所蕴藏的复杂社会权力关系。这种关于东方殖民地的话语建构为战后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领导权而开展地缘政治话语建构提供了基础。
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洋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通过充满活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使印度洋的边缘地区，甚至使太平洋和亚洲区域的联系都更加紧密。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开始对海洋等未知之物进行探索，“印太”一词应运而生。到二十世纪初，“印太”这个术语作为明确的地缘政治概念首次出现在印度海军上校Gurpreet Khurana撰写的一篇题为“海线安全：印度——日本合作前景”文章里。而最初将“印太”概念作为地缘政治和经济分析的参考点是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上发表的历史性演讲。他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在形成充满自由和繁荣的海洋的动态联结，一个打破地理边界的‘更广泛的亚洲’现在开始呈现出独特的形式。”近年来，“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概念频繁地出现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或者官方的言论和政策文件中。美国对“印太”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些国家。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反复提及“印太”一词，并提到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并在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区域战略”下通过大段的文字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印太”构想，美国发出这一信号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印太”一词引入其全球战略部署。 2010年1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公域竞争：多极世界美国权力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印度洋战略重要性的日益上升，美国应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重视，加强与印度等国家的合作。2010年10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发表关于亚洲政策的演说时首次提到了印太概念。随后，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进一步对“印太”概念做出解读，对印太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跨国安全问题以及多边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印太”成为美国政策研究与制定的重要参考要素，美国开始筹划构建新的印太概念。2017年底，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多次提及“印太”一词，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释，表明“印太”处于美国区域战略的优先位置，这说明美国的战略方向开始由亚太地区转向印太地区，地缘战略话语也开始由“亚太”转向“印太”。
二、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目的和手段
话语构建有其特定的目的，同时为了达成目的，推进以话语构建为基础制定的战略是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进特朗普政府以“印太”取代“亚太”，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引入到“印太”这个地缘战略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相关战略，以此制衡和限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进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诉求。
（一）离岸制衡，扩大安全范围
“印太”战略首先是一项安全战略，它遵循的主要是安全逻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表明权力的争夺与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正常行为。“印太”这一话语的建构和使用以及“印太战略构想”的制定就是在特朗普“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下展开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疑惧加深，深感自己的地区权力和战略利益受到挑战和打击。建构“印太”概念，美国就能利用这一地缘政治区域概念将安全体系成功地扩大到印度洋地区，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与印度联合起来，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东部支点，以印度为西部支点，以澳大利亚为南部支点，以美国为主导的围绕东亚大陆的大月牙形同盟，在地缘上完美地平衡和牵制住中国。这一战略被称为“离岸制衡”，而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是美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这种战略构想的重点之一就是将印度成功拉入美国的战略伙伴国网络，而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和对地区权力的争夺为“印太”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样一来，既可使中印两国相互制约来限制两国的快速崛起，保证地区没有一个领导权力的出现，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均势，又可以扩大安全范围，保持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使其能够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挑战，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
（二）加强合作，主导经济发展
“印太”战略也是发展战略，美国试图从经济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加强印太地区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美日印澳四方合作，主导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有两大思想流派，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作用，而制度自由主义强调机构促进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印太”概念的自由主义者面对两种逻辑：一种是经济，一种是体制。
首先，在经济上，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经贸成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希望未来的“印太秩序”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而这就促使特朗普政府必须建构“印太”概念，使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成功联结为一个整体，在印太地区寻求建立基于所谓“对等原则”的新的伙伴关系，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此带动美国的经济发展，掌握印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同时也以此建立能够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贸易集团，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经济。其次，在制度上，只有通过建构“印太”概念，特朗普政府才更有机会利用这一概念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略存在，深化经济联系的规则和机构，并以此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分享价值，强化身份认同
思想、价值观和规范在建构国家行为和世界政治中一直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关键时候决定着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导向。在美国看来，民主与和平、稳定及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促进印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民主发展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也有助于维护和拓展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希望借助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分享内在的价值和相互利益，以此形成合作的基石，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同时也能更好地防范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印太”概念的建构为美国参与印太地区的民主发展，将自身价值观传输给印太地区的国家提供了契机。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破坏亚太地区的固有秩序，以此建立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定性可以看出美国希望在身份认同上将中国排挤出地区的民主发展，让地区其他国家建立与美国相同的身份认知。而“印太”概念的建构为美国借助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分享内在的价值和相互利益，孤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了话语基础。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概念被各国广泛使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印太”话语的建构及其“印太”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对印太地区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更应寻求合理的措施积极应对美国对“印太”话语的建构，解除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概念为基础制定的战略对中国形成的制约和包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审视“印太”概念，寻求话语应对
首先，在政治话语方面，由于现如今由美国主导建构的“印太”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制约中国的发展，应对中国的崛起，所以中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不能一味地跟随其他国家使用“印太”话语，而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忽视这一对自身不利的话语，依据实际情况采用对自身有利的地缘政治区域概念。在少量使用“印太”话语時，也要着重强调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利用对自身战略利益有利的一面，保持自身的战略自信，依据国家自身的国情制定有益于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政策。同时，也可以考察中国参与“印太”建构的可能性，使“印太”作为一种权力政治话语可以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其次，在学术话语方面，学术界也不可盲目使用“印太”话语，而是应依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分析“印太”话语建构对中国的利弊，探讨如何建构和使用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权力政治话语。
（二）推进“一带一路”，保持战略定力
寻求话语应对的同时，也应重视战略方面的应对，以战略应对促进话语应对。中国首先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意味着中国的自我定位发实现了从“东亚国家”到“亚洲中心国家和欧亚大陆国家”的重大转变。 “亚太”概念的建构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话语权，中国应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发展。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适应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对发展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制约和围堵，实现中国经济的安全发展。所以，在“印太”概念得以建构的过程中，中国更应重视“亚太”这一有利于中国的权力政治话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三）发展双边关系，稳定周边环境
发展双边关系是制衡和限制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战略。学者在研究中国应对印太战略的制度制衡选项中提到，“采取分化政策，瓦解印太机制内合作的形成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双边关系，特别是改善与美日澳印这四个国家的关系，加强与四国的双边合作，以此制衡印太机制内四方合作所产生的冲击，缓解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压力。首先，要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中国应当改善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三国的双边关系来降低美日澳印四国合作的动力，减缓这一合作推进的步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中国要处理和利用好与东盟、南盟等周边地区性组织的关系，解决好领土和领海争端，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积敏：《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政策与限度》，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
[2] 胡仕胜：《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与中印互动前景》，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
[3] 贺凯：《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与中国的制度制衡——一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政策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1 期。
[4] 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
[5] 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与美国对外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
[6] 仇朝兵：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考虑》，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
[7] 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8] 徐金金：《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
[9] 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
[10] 夏立平，钟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
[11] 赵海青：《“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
[12] 张蕴岭：《风物长宜放眼量——关于“一带一路” 的再思考》，世界知识，2016年第10期。 [13] Beeson， Mark， Institutionalizing the Indo-Pacific： the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East Asia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Apr 2018， pp.1-14.
[14] Kai He， Three Faces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the “Indo-Pacific” from an IR Theory Perspective， East Asia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Dordrecht （Apr 2018）： 1-13.
[15] Kumar， Arvind. Challenges to the Indo-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Emerging Role for India，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ew Delhi Vol. 9， Iss. 2， （Apr-Jun 2014）： 131-135.
[16] Pan， C. （2014）. 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4）， 453–469.
[17]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22 August 2007.
[18] Jones， D.M， & Smith， M.L. （2007）.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1）， 148-184.
作者簡介：
皮婉婷（1995年8月）女 汉族 重庆市 大学学历/四川大学在读研二研究生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方向
一、“印太”概念的缘起与话语建构
在权力关系下，一国的话语建构就其内容而言，通常是有关国家政治或政策立场及价值选择的一套陈述;就其功能而言，其作用大多是为一国采取对外政策获取战略利益而服务。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吸取福柯的思想，揭示了西方殖民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起关于东方殖民地的知识以及这种话语背后所蕴藏的复杂社会权力关系。这种关于东方殖民地的话语建构为战后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领导权而开展地缘政治话语建构提供了基础。
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洋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通过充满活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使印度洋的边缘地区，甚至使太平洋和亚洲区域的联系都更加紧密。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开始对海洋等未知之物进行探索，“印太”一词应运而生。到二十世纪初，“印太”这个术语作为明确的地缘政治概念首次出现在印度海军上校Gurpreet Khurana撰写的一篇题为“海线安全：印度——日本合作前景”文章里。而最初将“印太”概念作为地缘政治和经济分析的参考点是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上发表的历史性演讲。他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在形成充满自由和繁荣的海洋的动态联结，一个打破地理边界的‘更广泛的亚洲’现在开始呈现出独特的形式。”近年来，“印太”作为一个地缘概念频繁地出现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或者官方的言论和政策文件中。美国对“印太”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些国家。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反复提及“印太”一词，并提到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并在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区域战略”下通过大段的文字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印太”构想，美国发出这一信号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印太”一词引入其全球战略部署。 2010年1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公域竞争：多极世界美国权力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印度洋战略重要性的日益上升，美国应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重视，加强与印度等国家的合作。2010年10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发表关于亚洲政策的演说时首次提到了印太概念。随后，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进一步对“印太”概念做出解读，对印太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跨国安全问题以及多边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印太”成为美国政策研究与制定的重要参考要素，美国开始筹划构建新的印太概念。2017年底，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多次提及“印太”一词，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释，表明“印太”处于美国区域战略的优先位置，这说明美国的战略方向开始由亚太地区转向印太地区，地缘战略话语也开始由“亚太”转向“印太”。
二、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目的和手段
话语构建有其特定的目的，同时为了达成目的，推进以话语构建为基础制定的战略是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进特朗普政府以“印太”取代“亚太”，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引入到“印太”这个地缘战略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相关战略，以此制衡和限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进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诉求。
（一）离岸制衡，扩大安全范围
“印太”战略首先是一项安全战略，它遵循的主要是安全逻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表明权力的争夺与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正常行为。“印太”这一话语的建构和使用以及“印太战略构想”的制定就是在特朗普“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下展开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疑惧加深，深感自己的地区权力和战略利益受到挑战和打击。建构“印太”概念，美国就能利用这一地缘政治区域概念将安全体系成功地扩大到印度洋地区，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与印度联合起来，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东部支点，以印度为西部支点，以澳大利亚为南部支点，以美国为主导的围绕东亚大陆的大月牙形同盟，在地缘上完美地平衡和牵制住中国。这一战略被称为“离岸制衡”，而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是美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这种战略构想的重点之一就是将印度成功拉入美国的战略伙伴国网络，而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和对地区权力的争夺为“印太”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样一来，既可使中印两国相互制约来限制两国的快速崛起，保证地区没有一个领导权力的出现，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均势，又可以扩大安全范围，保持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使其能够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挑战，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
（二）加强合作，主导经济发展
“印太”战略也是发展战略，美国试图从经济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加强印太地区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美日印澳四方合作，主导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有两大思想流派，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作用，而制度自由主义强调机构促进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印太”概念的自由主义者面对两种逻辑：一种是经济，一种是体制。
首先，在经济上，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经贸成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希望未来的“印太秩序”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而这就促使特朗普政府必须建构“印太”概念，使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成功联结为一个整体，在印太地区寻求建立基于所谓“对等原则”的新的伙伴关系，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此带动美国的经济发展，掌握印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同时也以此建立能够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贸易集团，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经济。其次，在制度上，只有通过建构“印太”概念，特朗普政府才更有机会利用这一概念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略存在，深化经济联系的规则和机构，并以此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分享价值，强化身份认同
思想、价值观和规范在建构国家行为和世界政治中一直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关键时候决定着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导向。在美国看来，民主与和平、稳定及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促进印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民主发展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也有助于维护和拓展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希望借助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分享内在的价值和相互利益，以此形成合作的基石，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同时也能更好地防范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印太”概念的建构为美国参与印太地区的民主发展，将自身价值观传输给印太地区的国家提供了契机。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破坏亚太地区的固有秩序，以此建立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定性可以看出美国希望在身份认同上将中国排挤出地区的民主发展，让地区其他国家建立与美国相同的身份认知。而“印太”概念的建构为美国借助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分享内在的价值和相互利益，孤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了话语基础。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概念被各国广泛使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印太”话语的建构及其“印太”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对印太地区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更应寻求合理的措施积极应对美国对“印太”话语的建构，解除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概念为基础制定的战略对中国形成的制约和包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审视“印太”概念，寻求话语应对
首先，在政治话语方面，由于现如今由美国主导建构的“印太”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制约中国的发展，应对中国的崛起，所以中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不能一味地跟随其他国家使用“印太”话语，而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忽视这一对自身不利的话语，依据实际情况采用对自身有利的地缘政治区域概念。在少量使用“印太”话语時，也要着重强调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利用对自身战略利益有利的一面，保持自身的战略自信，依据国家自身的国情制定有益于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政策。同时，也可以考察中国参与“印太”建构的可能性，使“印太”作为一种权力政治话语可以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其次，在学术话语方面，学术界也不可盲目使用“印太”话语，而是应依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分析“印太”话语建构对中国的利弊，探讨如何建构和使用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权力政治话语。
（二）推进“一带一路”，保持战略定力
寻求话语应对的同时，也应重视战略方面的应对，以战略应对促进话语应对。中国首先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意味着中国的自我定位发实现了从“东亚国家”到“亚洲中心国家和欧亚大陆国家”的重大转变。 “亚太”概念的建构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话语权，中国应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发展。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适应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对发展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制约和围堵，实现中国经济的安全发展。所以，在“印太”概念得以建构的过程中，中国更应重视“亚太”这一有利于中国的权力政治话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三）发展双边关系，稳定周边环境
发展双边关系是制衡和限制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战略。学者在研究中国应对印太战略的制度制衡选项中提到，“采取分化政策，瓦解印太机制内合作的形成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双边关系，特别是改善与美日澳印这四个国家的关系，加强与四国的双边合作，以此制衡印太机制内四方合作所产生的冲击，缓解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压力。首先，要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中国应当改善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三国的双边关系来降低美日澳印四国合作的动力，减缓这一合作推进的步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中国要处理和利用好与东盟、南盟等周边地区性组织的关系，解决好领土和领海争端，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积敏：《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政策与限度》，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
[2] 胡仕胜：《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与中印互动前景》，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
[3] 贺凯：《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与中国的制度制衡——一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政策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1 期。
[4] 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
[5] 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与美国对外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
[6] 仇朝兵：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考虑》，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
[7] 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8] 徐金金：《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
[9] 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
[10] 夏立平，钟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
[11] 赵海青：《“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
[12] 张蕴岭：《风物长宜放眼量——关于“一带一路” 的再思考》，世界知识，2016年第10期。 [13] Beeson， Mark， Institutionalizing the Indo-Pacific： the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East Asia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Apr 2018， pp.1-14.
[14] Kai He， Three Faces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the “Indo-Pacific” from an IR Theory Perspective， East Asia ：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Dordrecht （Apr 2018）： 1-13.
[15] Kumar， Arvind. Challenges to the Indo-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Emerging Role for India，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ew Delhi Vol. 9， Iss. 2， （Apr-Jun 2014）： 131-135.
[16] Pan， C. （2014）. The “Indo-Pacific” and geopolitical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e in the Asian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4）， 453–469.
[17]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22 August 2007.
[18] Jones， D.M， & Smith， M.L. （2007）.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1）， 148-184.
作者簡介：
皮婉婷（1995年8月）女 汉族 重庆市 大学学历/四川大学在读研二研究生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