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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4日，《北京日报》的一条《“书店渐远，记忆永存”，盛世情书店今天正式关张》的消息引发了朋友圈的热议。因为购书，我与盛世情书店老板范玉福夫妇（他们都姓范，男的我称老范，女的我叫小范）已有二十多年的交往，以前我也在文章中两次涉及这家书店，于是第二天我便写一篇千字文《模范夫妻“盛世情”》，并附上以前写的片断文字，用我公众号推出，以作纪念。没想到的是，此文两天时间，阅读过万，且有四五家媒体的记者拐弯抹角找到我，给我出问题，让我谈感受。我也就认真了一把，形成了文字。现把问与答放在下面，算是我与书店交往的一点简单梳理，我对书店兴衰的一点粗浅思考。
问：请您还原一下，您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书店，到后面学生时代、研究岁月中，书店对您来说印象最深的时刻和对您的影响？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故事？
答：故事挺多，有些我以前已写到文章里了。
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书店，应该就是我12岁那年与小伙伴走20多里地进城，然后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雷锋的故事》，另一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情，书店是晋城县的新华书店。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个准确的时间和买的书，是因为这次进城买书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回家的半道上我去了亲戚家，因为困乏，当晚围着火炉睡觉，烧伤了双腿，养伤达三个月之久。所以，最早的书店关联着我的创伤记忆和伤痛体验，刻骨铭心。
上大学时，记得校园里有个“山大书厅”，我不时会去那里转转。但那时买书不多，主要是无钱买书。上世纪80年代后期读研究生时，我对山东师大校门对过的一家文史书店印象很深。那个书店不大，主要经营学术书，好多书我都是从这家书店买到的，包括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读研期间，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想买这本书，居然需要出具单位证明。于是我先到中文系开证明，内容大概是供研究之用，然后与两个同学跑了趟新华书店，一下子买回来一二十本。为什么会买那么多？因为好多同学都要这本书，我们就用一张证明来了一次集体采购。这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一桩趣事。
上世纪90年代，个体经营的书店已经兴起。当时我在山西工作，每逢去太原开会、出差，必去的一家书店是尔雅，因为尔雅书店经营的书品位高，不像新华书店主要是大路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大学同学李杜是诗人，这家书店据说是他那位读了图书馆专业的弟弟开的。我一去这家书店，就想起了李杜；想起李杜，也就想起年轻时我也曾有过疯狂读诗抄诗的时刻，包括把李杜的诗都抄到了笔记本上。直到现在，我还能背下他那首《在黄土地上》的开头一节。
读博士时，有次跑书店的经历印象最深。当时我已被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逼住，准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题做博士论文。此前我虽断断续续买过一些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的译书（比如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是1999年5月在南京的先锋书店买到的），但依然缺几本。于是我在2000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师大出发，骑了辆破自行车，先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带，又转西单图书大厦，然后一路向北，奔中关村，到“风入松”，逛万圣书园，结果还颇有收获。比如在三联购书中心，发现了王才勇翻译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大喜过望；在西单图书大厦，买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那次逛书店目标明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速战速决，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当然，像许多人一样，我也是北师大东门外盛世情书店的常客。与范老板相熟后我问过他，他说书店是1999年开张的，而我也正好是这一年来北京念书，它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的时光，我在这家书店买了多少书已无法统计。读博士三年，我们傍晚散步可能就散到了这家书店，然后与老板闲聊天，看看有无新书到货。那时候可以说是三天两头去一趟，书店也人气旺盛，门庭若市，好不热闹。毕业后头十年，我也依然保留着经常去那里的习惯。去得少下来的时间点是2011年，此前即便我搬离了校园，但骑车回家时必定要路过“盛世情”，便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进去瞅瞅。但2011年我买了车，去学校可以开车了，不再路过那里了，去的就少了下来。但即便如此，每年我都还要去那里跑几趟。2016年我与小范加了微信，有时候我就把要找的书开个书单，请她与老范帮我找书，然后我去取一趟，顺便逛一下书店。尤其是成套的书，一买几十本花两三千的书，虽然我也可以网购，但我还是特意交给他们帮我进书。因为眼看着这家书店萧条下去，在我便含有照顾他们生意的意思，虽然他们不一定在意。
我之所以对这家书店的印象深，可说的故事多，一是去的次数多，有了特殊感情。二是老板夫妇亲自站柜台，你是直接在与老板打交道。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三是老范同志有个性，有脾氣，听他用北京话挤兑人，我也能听出妙处，常常乐不可支，算是一种话语享受。四是老范小范都是底层百姓，我与老范又是同龄人，熟悉之后，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比如儿子考大学了，填报怎样的志愿了，也乐意跟我念叨。我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五是老范有情怀，而关于他的情怀，我已写到《2017：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文章中了。
问：以读者角度来看，您认为从几十年前新华书店排队，到盛世情之类独立书店兴起和衰落，到现在单向街之类成为网红书店，您作为读者有什么不同感受？如何看待书店的这种迭代？
答：套用崔健的歌词，就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新华书店排队买书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事情。为了重印或再版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而排队买书，就是饥渴症的体现。但新华书店首先是国营单位，包括服务在内的整个机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其次它又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书店，里面便以经销大众读物为主。学术书当然也有，但既少又不全，这样就有了一些个体书店。我觉得独立书店的兴起是社会分层的产物，每个独立书店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目标客户。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书店其实又是小众书店。但由于北京本来就是文化中心，大学多，读专业书的人也多，所以这样的小众书店其实光顾者也不少。“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这当然是一种“区隔”，但去不去万圣书园盛世情，可能也是一种“区隔”吧。 独立书店的衰落是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书的出现，网购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假设没有这些东西，买书我们必须亲去书店，那么，这些书店就不可能衰落。当然，更隐秘的原因可能是现代性这驾战车，因为有人说“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我们生活在越来越快的时代，省略过程直奔主题的时代，一切都以快捷方便为最高目的，一切都以工具理性为衡量标尺。而逛书店、选书、买书，甚至在书店里抱着一本书看半天，这都是古典行为，是现在许多人无法做到的。读者不再光顾书店，书店也就到了关张倒闭的时候了。
电子书的冲击也不可小觑。现在的好多年轻人直接把书买到了电子书，或者把找到的电子书存到了电脑里，这种书不占地方，携带方便，更为年轻人喜欢。连纸版书都不读了，书店还卖得动书吗？
记得多年前去西单图书大厦，给人的感觉是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菜市场，书一堆一摞地码在那里，仿佛土豆白菜，感觉很不好，后来我就不去了。我觉得在独立书店找书更方便，也比较有感觉。
问：您如何定义书店？眼中书店最好的样子，或者最佳的盈利模式，或者未来书店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呢？
书店是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图书馆当然也是，但它们的功能不一样。进入图书馆你是借书或读书，而进入书店自然就是买书了。北京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商场，提供的是吃饭穿衣服务，它们同样也在经历着网购时代的到来，但它们关张的幅度和速度就小得多，为什么许多书店纷纷倒下了呢？这其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书店的主要功能自然主要是卖书买书，但我觉得好的书店还应该成为一座城市的风景。今年3月初，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德国最古老的民營书店关门了，因为98岁的守店人海尔嘉·薇赫老奶奶去世。她一生嫁给了书，书店里的每一本书她都读过。这个书店与它的主人的故事让人看得唏嘘不已。实际上，此家书店就是德国城市的一处风景。盛世情书店尽管店面不大，后来空间变小，书又被迫进入“地下状态”，但它好赖也是北师大旁边的一处风景。而像万圣书园这种书店，则可以成为北京的风景。90年代我在山西，但凡来到北京，除了干正事比如开会、考试之外，其余的时间主要就是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是我要看的风景。如今，北京城依然故我，但这样的风景地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以前，书店几乎是给我自己的“个人图书馆”进货的唯一渠道，但最近一些年我也经常网购。而且，我现在家里已书满为患，买回来没地方放，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我跑书店的动力。未来书店的样子其实我是无法想象的，就像我无法想象我自己的图书馆一样。但是，只要书店存在，我觉得它就必然还是在经营纸版书，因为买电子书不需要去它那里，电子书也摆不到桌面上。至于最佳的盈利模式，我想肯定是需要在书店有钱可赚和读者希望折扣更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这其实又是一个矛盾。作为书店的经营者，谁能解决好这个矛盾，谁就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实际上，一些书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盈利模式，万圣书园有万圣模式，豆瓣书店有豆瓣模式，关张的盛世情书店也有它自己的模式。或者也可以说，最佳盈利模式就是根据自己书店的定位、声望、读者诉求等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模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我回答这几个问题时，我想到了意大利作家艾柯那篇《书的未来》，也想到了他与卡里埃尔的对谈：《别相摆脱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艾柯与卡里埃尔没有涉及书店的未来，但是我想，书店的未来与书的未来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有一天，纸质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书店是否也因此会吹灯拔蜡？书店的一个功能我以为是，当书摆在那里时，它就具有了本雅明所谓的“展示价值”。电子书当然也可以“展示”，但它有无“价值”，我就说不上来了。因此，到目前为止，书和书店都关联着艾柯所谓的“植物记忆”，而我们作为读书人，也是被这种记忆塑造出来的。我们对纸质书的喜爱，对书店的缅怀，全部都与这种记忆有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全部记忆都成为“电子记忆”，书和书店也就彻底“走进新时代”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问：请您还原一下，您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书店，到后面学生时代、研究岁月中，书店对您来说印象最深的时刻和对您的影响？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故事？
答：故事挺多，有些我以前已写到文章里了。
少年时代第一次接触书店，应该就是我12岁那年与小伙伴走20多里地进城，然后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雷锋的故事》，另一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情，书店是晋城县的新华书店。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个准确的时间和买的书，是因为这次进城买书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回家的半道上我去了亲戚家，因为困乏，当晚围着火炉睡觉，烧伤了双腿，养伤达三个月之久。所以，最早的书店关联着我的创伤记忆和伤痛体验，刻骨铭心。
上大学时，记得校园里有个“山大书厅”，我不时会去那里转转。但那时买书不多，主要是无钱买书。上世纪80年代后期读研究生时，我对山东师大校门对过的一家文史书店印象很深。那个书店不大，主要经营学术书，好多书我都是从这家书店买到的，包括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读研期间，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想买这本书，居然需要出具单位证明。于是我先到中文系开证明，内容大概是供研究之用，然后与两个同学跑了趟新华书店，一下子买回来一二十本。为什么会买那么多？因为好多同学都要这本书，我们就用一张证明来了一次集体采购。这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一桩趣事。
上世纪90年代，个体经营的书店已经兴起。当时我在山西工作，每逢去太原开会、出差，必去的一家书店是尔雅，因为尔雅书店经营的书品位高，不像新华书店主要是大路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大学同学李杜是诗人，这家书店据说是他那位读了图书馆专业的弟弟开的。我一去这家书店，就想起了李杜；想起李杜，也就想起年轻时我也曾有过疯狂读诗抄诗的时刻，包括把李杜的诗都抄到了笔记本上。直到现在，我还能背下他那首《在黄土地上》的开头一节。
读博士时，有次跑书店的经历印象最深。当时我已被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逼住，准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题做博士论文。此前我虽断断续续买过一些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的译书（比如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是1999年5月在南京的先锋书店买到的），但依然缺几本。于是我在2000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师大出发，骑了辆破自行车，先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带，又转西单图书大厦，然后一路向北，奔中关村，到“风入松”，逛万圣书园，结果还颇有收获。比如在三联购书中心，发现了王才勇翻译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大喜过望；在西单图书大厦，买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那次逛书店目标明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速战速决，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当然，像许多人一样，我也是北师大东门外盛世情书店的常客。与范老板相熟后我问过他，他说书店是1999年开张的，而我也正好是这一年来北京念书，它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的时光，我在这家书店买了多少书已无法统计。读博士三年，我们傍晚散步可能就散到了这家书店，然后与老板闲聊天，看看有无新书到货。那时候可以说是三天两头去一趟，书店也人气旺盛，门庭若市，好不热闹。毕业后头十年，我也依然保留着经常去那里的习惯。去得少下来的时间点是2011年，此前即便我搬离了校园，但骑车回家时必定要路过“盛世情”，便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进去瞅瞅。但2011年我买了车，去学校可以开车了，不再路过那里了，去的就少了下来。但即便如此，每年我都还要去那里跑几趟。2016年我与小范加了微信，有时候我就把要找的书开个书单，请她与老范帮我找书，然后我去取一趟，顺便逛一下书店。尤其是成套的书，一买几十本花两三千的书，虽然我也可以网购，但我还是特意交给他们帮我进书。因为眼看着这家书店萧条下去，在我便含有照顾他们生意的意思，虽然他们不一定在意。
我之所以对这家书店的印象深，可说的故事多，一是去的次数多，有了特殊感情。二是老板夫妇亲自站柜台，你是直接在与老板打交道。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三是老范同志有个性，有脾氣，听他用北京话挤兑人，我也能听出妙处，常常乐不可支，算是一种话语享受。四是老范小范都是底层百姓，我与老范又是同龄人，熟悉之后，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比如儿子考大学了，填报怎样的志愿了，也乐意跟我念叨。我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五是老范有情怀，而关于他的情怀，我已写到《2017：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文章中了。
问：以读者角度来看，您认为从几十年前新华书店排队，到盛世情之类独立书店兴起和衰落，到现在单向街之类成为网红书店，您作为读者有什么不同感受？如何看待书店的这种迭代？
答：套用崔健的歌词，就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新华书店排队买书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事情。为了重印或再版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而排队买书，就是饥渴症的体现。但新华书店首先是国营单位，包括服务在内的整个机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其次它又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书店，里面便以经销大众读物为主。学术书当然也有，但既少又不全，这样就有了一些个体书店。我觉得独立书店的兴起是社会分层的产物，每个独立书店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目标客户。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书店其实又是小众书店。但由于北京本来就是文化中心，大学多，读专业书的人也多，所以这样的小众书店其实光顾者也不少。“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你要是开一日本车，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这当然是一种“区隔”，但去不去万圣书园盛世情，可能也是一种“区隔”吧。 独立书店的衰落是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书的出现，网购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假设没有这些东西，买书我们必须亲去书店，那么，这些书店就不可能衰落。当然，更隐秘的原因可能是现代性这驾战车，因为有人说“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我们生活在越来越快的时代，省略过程直奔主题的时代，一切都以快捷方便为最高目的，一切都以工具理性为衡量标尺。而逛书店、选书、买书，甚至在书店里抱着一本书看半天，这都是古典行为，是现在许多人无法做到的。读者不再光顾书店，书店也就到了关张倒闭的时候了。
电子书的冲击也不可小觑。现在的好多年轻人直接把书买到了电子书，或者把找到的电子书存到了电脑里，这种书不占地方，携带方便，更为年轻人喜欢。连纸版书都不读了，书店还卖得动书吗？
记得多年前去西单图书大厦，给人的感觉是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菜市场，书一堆一摞地码在那里，仿佛土豆白菜，感觉很不好，后来我就不去了。我觉得在独立书店找书更方便，也比较有感觉。
问：您如何定义书店？眼中书店最好的样子，或者最佳的盈利模式，或者未来书店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呢？
书店是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图书馆当然也是，但它们的功能不一样。进入图书馆你是借书或读书，而进入书店自然就是买书了。北京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商场，提供的是吃饭穿衣服务，它们同样也在经历着网购时代的到来，但它们关张的幅度和速度就小得多，为什么许多书店纷纷倒下了呢？这其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书店的主要功能自然主要是卖书买书，但我觉得好的书店还应该成为一座城市的风景。今年3月初，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德国最古老的民營书店关门了，因为98岁的守店人海尔嘉·薇赫老奶奶去世。她一生嫁给了书，书店里的每一本书她都读过。这个书店与它的主人的故事让人看得唏嘘不已。实际上，此家书店就是德国城市的一处风景。盛世情书店尽管店面不大，后来空间变小，书又被迫进入“地下状态”，但它好赖也是北师大旁边的一处风景。而像万圣书园这种书店，则可以成为北京的风景。90年代我在山西，但凡来到北京，除了干正事比如开会、考试之外，其余的时间主要就是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是我要看的风景。如今，北京城依然故我，但这样的风景地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以前，书店几乎是给我自己的“个人图书馆”进货的唯一渠道，但最近一些年我也经常网购。而且，我现在家里已书满为患，买回来没地方放，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我跑书店的动力。未来书店的样子其实我是无法想象的，就像我无法想象我自己的图书馆一样。但是，只要书店存在，我觉得它就必然还是在经营纸版书，因为买电子书不需要去它那里，电子书也摆不到桌面上。至于最佳的盈利模式，我想肯定是需要在书店有钱可赚和读者希望折扣更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这其实又是一个矛盾。作为书店的经营者，谁能解决好这个矛盾，谁就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实际上，一些书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盈利模式，万圣书园有万圣模式，豆瓣书店有豆瓣模式，关张的盛世情书店也有它自己的模式。或者也可以说，最佳盈利模式就是根据自己书店的定位、声望、读者诉求等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模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我回答这几个问题时，我想到了意大利作家艾柯那篇《书的未来》，也想到了他与卡里埃尔的对谈：《别相摆脱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艾柯与卡里埃尔没有涉及书店的未来，但是我想，书店的未来与书的未来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有一天，纸质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书店是否也因此会吹灯拔蜡？书店的一个功能我以为是，当书摆在那里时，它就具有了本雅明所谓的“展示价值”。电子书当然也可以“展示”，但它有无“价值”，我就说不上来了。因此，到目前为止，书和书店都关联着艾柯所谓的“植物记忆”，而我们作为读书人，也是被这种记忆塑造出来的。我们对纸质书的喜爱，对书店的缅怀，全部都与这种记忆有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全部记忆都成为“电子记忆”，书和书店也就彻底“走进新时代”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