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单位组织到西藏军区总医院体检，做完心电图后，体检医生用一把刻度精密的尺子对着仪器里打印出来的单子量了半天，然后在体检报告的心脏检查一栏里写下了“左心室电阻阻塞”。我一看，心想完了，心脏都跳出物理概念来了。在学校物理学的不好，不好的程度就像从没学过一样。我拿着体检报告忐忑地来到咨询室，请教一位端坐在办公桌前面部白皙而庄重的女军医，女军医先是看了看体检报告，再看了看我，表情非常职业地问我什么时候来拉萨的。我说很小，听母亲说大概一岁吧，那个时候没有记忆。女军医听完我说的话后，长长地出了口气，我看出来这口气是替我出的，然后咕噜噜吐出带着浓厚川音的三个字：怪不得。
　　回到家，我急忙给二十年前就从拉萨调回重庆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体检的结果和医生用浓厚的川音吐出的“怪不得”的三个字时，母亲在遥远的重庆同样也用浓厚的川音先是咕噜噜吐出三个字：三个月。然后又咕噜噜吐出一句话：你三个月我就把你抱到拉萨了。
　　
　　枪
　　
　　我是在拉萨长大的。在我眼里拉萨宛如花蕾，这朵花同我一起长大。从我记事起，伴着我上学的那条小河，途中的一片小树林，河对岸广袤的田野上泛着清香的青稞，迎着早晨的氤氲上学的小路，迎着暮霭归家的心情，都是我同我留在西藏工作的同学的美好往事。
　　我随我父母居住的地方，距离八廓街大概有５公里，是个军工单位，在拉萨北郊。据说是过去噶厦政府的造币厂。院子里二层藏式楼房长长的回廊至今还常常出现在我梦里。藏式楼房呈“回”字形，二楼长长环绕的回廊是连接“回”字外围“口”字形楼房的桥梁，楼下四面各有一个门，朝南面的是正门可以通过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整个建筑是石头垒砌成的，墙面缝隙很大，我们就是通过墙面石头之间宽宽的缝隙从楼底攀爬到楼顶的，就像现在的攀岩运动，有时我们也爬上单位用土夯成的又高又厚的围墙。这是男孩子们的游戏，爬上房顶或围墙，当然爬上房顶不光是为了观赏风景，最主要的吸引力是房顶上墙缝里诱人的鸟窝和正准备飞翔的小鸟们，当然，有时我们还可以翻进一间废弃的仓库，从堆砌的杂物里找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军刀或一串机枪弹夹。
　　
　　一个夏天中午，当太阳照样用炙热的温度烧烤大地时，我们在屋顶的平台上头戴用柳枝编的、常在战争电影里看见的那种隐蔽在丛林里和敌人周旋的草帽，用木制的手枪或用一根木棒当作能扫射的机关枪，向假想敌发起一轮又一轮攻击，在两军对垒的游戏中干渴难熬时，我们看见厂办公楼下，就是“回”字里面的那个小“口”字下面有一片葱绿的洋姜，这是一种生命力强、成活率高、果子长在地下根部可以生吃的植物。“两军”宣布休战，共同袭击我们眼前的那片葱郁的食物。由于人多，我们的大面积地挖掘地下的食物，场面一片狼藉，直到有小伙伴惊呼说“地下有东西”时，我们才停下，集聚到一个刚挖出的一个土坑旁，看见露在蓝天白云下一个大大的木箱子。
　　我们迅速地刨开泥土，两个巨大的木箱就显露了出来，我们迅速地撬开箱子，此时我们像是阿里巴巴在一句“芝麻开门”后，那个藏满金银财宝的山洞显露在他面前时的狂喜，我们的眼前，是两箱用油纸包裹的崭新的各种各样的手枪，只是所有枪的撞针都处理了。看见这些梦寐以求的真枪，我们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口说，我拿一把，就一把。紧接着第二个人说我也拿一把，就一把。他们的话音刚落，两箱手枪就被我们哄抢了。我特别喜欢左轮手枪，我好像记得电影《英雄虎胆》里那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军侦察员阿泰，就是用左轮手枪干掉了敌人的头目，取得了战斗胜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从小是看战争片长大的，许多经典的台词我们至今都背得滚瓜烂熟。比如：我们常常会在衣领上插一根树枝，边跑边豪迈地高声喊道：向我开炮，我是王成。我们也会歪戴着帽子，斜穿着衣服用小刀割断橡皮筋，对跳橡皮筋的女孩说，花姑娘的统统抓起来。直到把这些原本跳得兴高采烈的女孩们赶得四处乱跑，我们才发出胜利的笑声。在一个中午之间，我们院子里的小孩便全副武装了起来，我的两把巨大的英式左轮手枪，别在我的腰间，就像一只笨重的鸭子，步履蹒跚地在游戏里扮演着侦察员的形象。
　　
　　到了晚上，父亲单位的政委下班回家，看见满院子的小孩人人都手持真枪，在院子里演绎着经典战争电影的情景时不由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找来仓库管理员查看仓库门是不是被我们给撬了。看见仓库门没有被撬，并且知道孩子们的枪的来历后，晚上父亲单位便召开紧急大会，要求凡有枪的孩子，24小时内必须把枪交到厂保卫科，否则一旦发现谁的孩子有枪而没有上缴，便降一级工资。一级工资十几块钱，那可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呀。
　　我不懂一个月生活费的重要性，父亲对我说，如果不交枪，一家人就没饭吃了。我明白没饭吃的意思，没饭吃会被饿死的，我抱着我心爱的左轮手枪睡了一夜后，含泪交给了父亲。
　　
　　入队
　　
　　我是在罗布林卡公园一棵百年古树下加入少先队的，那个时候，罗布林卡公园叫人民公园。现在和八廓街的大昭寺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扩展项目。记忆中的罗布林卡公园是拉萨仅有的两个公园之一，另一个公园是布达拉宫后的龙王潭。小学二年级“六一”儿童节的前一个星期，我和班里几名同学被评选为少先队员，并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参加全校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班主任告诉我们要在罗布林卡公园完成入队宣誓仪式，当务之急是需要一辆客车，接送全班的同学到罗布林卡公园游园。班里好几个同学的父亲都是客车司机。为了不使同学失望，班主任把父亲是客车司机的同学的名字记了下来，经过学校统一整合，有些班里没有父亲是司机的，都分别安排了客车。
　　每个同学家里都在为“六一”儿童节那天准备，其中我们几个在部队单位的同学准备的游园食品，是蔬菜罐头、午餐肉罐头和油炸果子，当然还有一个装满糖水的军用水壶。这些食品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也算是丰富的大餐了。到了当时拉萨刚修建的最高的邮电大楼后一路向西，经过龙王潭公园再往西，就可以看见一片高大茂密的树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罗布林卡。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中，我们在统一划好的区域里举行了入队仪式。
　　
　　我们在童年的记忆里很少用游园的方式来诠释我们的快乐，我们在偌大的公园里亢奋得满头大汗，我和同学跑散了，走出公园大门时学校的客车走了，拉萨仅有的几路公交车也早早地收车了。看着几个三三两两结伴的同学向自己家的方向回去时，我才知道我只能独自一个人走路回去。前不久，我坐车估算了一下我当时从罗布林卡走路到北郊的时间，走大路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当时拉萨没有几条柏油马路，更多的是便道和行人自己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出行的方式除了少数自行车外，主要是步行。我从罗布林卡公园出来左拐向北，穿过西藏人民会堂，当时是一片开放式操场，比邻操场的是拉萨市第七中学，然后走巴尔库路再穿过火电厂，就到了拉鲁湿地，巴尔库路周边是几个汽车运输队。拉鲁湿地和火电厂仅一墙之隔，沿着火电厂后面的围墙向东走，过了拉萨中学与拉鲁湿地之间的围墙，可以到现在的雪新村，那个时候雪新村是一片麦地，麦地的归属应该是拉鲁乡。然后我就从现在的林廓北路一直向东，到了色拉路，当时没有色拉路，六月碧绿的青稞是当时色拉路最美的景色，一条小道又弯又长穿过田野，走到尽头，就到了北郊扎基寺，寺庙紧邻着我父母的单位，这段路程大概需要走一个半小时。
　　听同样没有坐上客车的同学说，他们走大路到邮电大楼，就搭乘上了从农田暮归的一辆辆长龙般回家的马车。坐上马车的同学说，这是延续了游园带来的快乐的另一种方式。我说，我沿途看见的景色也是延续了游园带来的快乐的一种方式。那一天，我和我的同学都很快乐。那一年我９岁。现在想起来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掌控不了我们快乐的童年。
　　
　　电影
　　
　　十三岁那年最深的记忆是看电影《少林寺》。
　　放映《少林寺》的时候，我居住的单位是拉萨市区公开放映的第一场，父亲中午就告诉我说，放学不要贪玩，早点把作业做完，晚上单位要放电影《少林寺》。《少林寺》到拉萨来放映的时候，已经在大江南北炒得轰轰烈烈了，期待着看《少林寺》是我们一个月来最大的心愿。下午的课心猿意马，把晚上单位要放映《少林寺》的消息悄悄告诉了几个要好同学后，就赶紧往家里跑。因为父亲是部队单位，要求放映电影时要严格保密，但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麻雀，下午时单位园子里突然来了很多人。大礼堂坐不下，就把银幕挂在外面，天还没黑尽，银幕前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我们近水楼台，很早就占了一个极佳的位子，摆上板凳，目睹这部武打巨片。那个时候放电影有一个专用名词叫“跑片”，因为一部电影的胶片有好几盒，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大概有十盒左右。跑片就是前面第一个地方先放几盒电影胶片，然后把放过的胶片拿到第二个地方放，依次类推，两地一部电影大概相差半个多小时。据说一部好电影的拷贝，一晚上可以跑四个地方。看露天电影的场面就像中国地形，以看电影第一排为最低，逐渐向后面依次增高，最后的站在汽车车厢上看，有的爬到树上。也有的来晚了连树都没得爬了，还可以到银幕后边看，不过从背面看银幕上演员的动作全是反的，小兵张嘎吃饭正面看是用右手，反面看却是用左手了。有个笑话说，一老大爷看露天电影去晚了，见正面人山人海，只有委屈自己到反面看，当他看见一年轻女子下河洗澡，背对着他脱衣服时恍然大悟，怪不得前面站这么多人看电影，原来可以看见女子的前面呵。
　　当18岁的李连杰用他精湛的武功征服中华大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远在祖国内地的中原有一个叫少林寺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练一种叫“武术”的东西。这是我们从崇拜军事题材中的英雄人物到非军事题材里的英雄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我们从心里丢弃了各种心爱的枪炮，通过书本、电影在武术的秘笈里寻找理想的灯塔，在武术世界里塑造英雄形象，梦想用一双稚嫩的拳头打出一片自己的江山。
　　整个拉萨，不，是整个中国的孩子都迷恋在江湖世界里，心有多大江湖就有多大。拉萨的每个书店、每个单位电影放映点全是跟武术有关的书籍和电影。出版物有《武林》、《武林志》等武术杂志和小说，电影《少林寺》过后又有了《少林弟子》、《少林俗家弟子》等一系列关于少林寺的武打电影，不过这些就有狗尾续貂之嫌了。当时整个拉萨市的新华书店设点不超过三个，记忆中北郊四中旁有一个，当时拉萨晚上的娱乐方式主要是以看电影为主，所以拉萨除拉萨电影院、东方红电影院、北郊电影院外许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大礼堂用来放映电影。没有大礼堂的单位，就在两根高高的木桩上拉一个银幕。我们狂热地追随着《少林寺》电影走遍了拉萨各个电影放映点，甚至有些同学准备徒步到少林寺，练就一身武艺，闯荡江湖。只不过他们的梦想，被关爱他们的老师和家长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拉萨酒吧
　　
　　从拉萨酒吧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这30年拉萨的巨大变化。记得80年代中期，在拉萨林廓东路出现了两家较早的酒吧，一个叫红狮酒吧，在东郊邮电大楼旁，酒吧里火车硬座式的座位为泡吧者提供了一个一边喝酒一边交流的场所。还有一家叫草莓屋，几张错落在不大空间的木质圆桌上铺上了印有草莓图案的塑料布，红色灯泡照映在每张圆桌上一枝枝别致的塑料花上，那个时候拉萨还没有鲜花店，酒吧里能有几支塑料花似乎就特别彰显了酒吧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个时候拉萨还没有啤酒厂，我们主要喝的是从兰州运来的黄河啤酒、成都运来的绿叶啤酒。当时酒吧是个新鲜事物，泡吧的人主要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酒后丧失的理智是殴斗的主要原因，哪怕是双方眼神偶然的对视，都将成为斗殴的借口。酒吧即战场，每一天深夜拉萨的酒吧就会有一场恶仗在等待泡吧的人。现在拉萨酒吧比比皆是，酒吧里早已没有酒后的仇视，更多的是友谊的欢笑和相逢的豪饮。拉萨的酒吧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老城区八廓街，一个在新城区西郊。八廓街的酒吧在装修上主要体现地域和个性的融合，而西郊众多的酒吧却是用规模来赚取酒客的钞票。我们请内地来的朋友泡吧，主要在八廓街里的酒吧。而和拉萨的朋友找借口喝酒大都在西郊的酒吧，因为喝酒需要一个喝酒的气场，这个气场来源于众多的人。
　　一天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来了，为了尽地主之谊，邀我一同在八廓街一家酒吧，请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喝酒。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也带了两个在进藏路上认识的朋友一同来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我和我的拉萨朋友都这么认为。喝酒就怕人少，人多人气好，气氛也好。酒过三巡，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开始畅谈他四次来西藏的经历。他说他第一次来西藏是坐飞机来的，到了西藏后才发现实现自己的目标太快，随旅游团走马观花，对西藏没有深刻的记忆。第二次来西藏是坐客车来的，到西藏后发现实现自己的目标太没有自由，一路上随客车颠簸，车到哪里他到哪。第三次来西藏是自驾车来的，到西藏后发现实现自己的目标太过于目的性，是他到哪车就到哪，在西藏的时间还没有第二次来西藏的时间长。这是第四次来西藏，搭朋友的车来的，然后他很感激地抬头看了看随他一同来西藏的几个朋友。当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说完他四次来西藏的感触后，独自一口饮尽一杯啤酒时，眼神透过酒吧用黄色哈达装点的天花板，突然看着我，问来了几次西藏，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个声音很空灵的回荡在八廓街深深的巷子里。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在拉萨长大，这是我拉萨的朋友众所周知的，可能是我肤色不黑的缘故，许多初次见面的朋友都以为我是刚来拉萨不久的游客。我拉萨的朋友也没想到他内地朋友的朋友会对他拉萨朋友问这个问题，没等我拉萨的朋友解释，我就坦然地告诉我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说，我只来过一次西藏。我的话音刚落在酒吧的灯影下，那面温馨而暧昧的墙上，张贴着酒吧主人在她去西藏的一些令刚来的游客梦寐以求的地方留下的照片上时，我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紧接着又问我说，来了多长时间。我说，三十多年吧。我感觉到了我说出这句话的重量，我也感觉到了我说这句话的后果。我拉萨朋友的内地朋友的朋友走的时候，除了没同我握手之外，给在座的每个人都一一握手告别。
　　走出酒吧的时候，他说他明天要去阿里，一个可能在拉萨待了一辈子的人都有没去过的地方。我知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
　　
　　关于现在及未来
　　
　　前年的一个腊月里，拉萨的好朋友达娃次仁到武汉开会，听说我在重庆休假，就从武汉坐船逆流而上，一路穿三峡过大坝、好一片长江风光尽收眼底之后到达重庆。我陪他在重庆痛痛快快玩了三天，临走时，我六十岁的老母亲手捧一包她亲自做的榨菜，对达娃次仁说：“把这包菜带回去，拉萨缺菜。”听完我老母亲这席话，作为领导干部的达娃次仁先是惊讶，随后接过我母亲的礼物，连声说完谢谢后，看了我一眼又说：“拉萨变化很大，敖超没有告诉您们？”
　　在送达娃次仁到车站的路上，我对他说，我父母离开拉萨二十多年了，他们对拉萨的记忆从他们离开的那天起就断了，在他们的记忆里拉萨就是80年代的拉萨。我说，我也告诉过父母拉萨二十多年来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没回去过，没有直观印象。上车前达娃次仁握着我的手说，明年接老人家去拉萨看看，一定要坐火车去，看看他们离开二十年后的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