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思想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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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王小波是90年代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讨厌生活的设置和安排,喜欢自由,追求乐趣。他承认自己是个自由派,他的文字里也充满了自由主义思想。本文尝试用叙事学的知识,对其小说《万寿寺》的叙述线索、叙述层次、元小说特征以及狂欢化语言进行分析,来探讨作者是如何在小说中表达其自由思想的。
  关键词: 王小波 万寿寺 叙事学 自由思想
  《万寿寺》是王小波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篇幅最长,迄今为止被小说编辑们认为不可超越的一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王小波运用“元小说”的叙事手法,将时空交错的两个故事讲得颠来倒去、反反复复,整个故事就像是一座充满交叉小径的花园,让人迷失其中,流连忘返。
  一
  《万寿寺》讲述的不是一个单层的故事。小说中,“我”的故事里延伸出了薛嵩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作为小说发展的两条线索,一同支配着情节的展开。薛嵩的故事作为“我”故事里的故事,使得两个故事的叙述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两个层次。
  在《万寿寺》这部小说里,王小波通过时空的交错与转换来实现不同线索和叙述层之间的转换。
  小说中,两条故事线索相互交叉、碰撞,古今时空交替展现,既让人摸不到头脑,又被深深吸引其中。两条线索的交叉转换,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的,读者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从王二的世界跳转到了薛嵩的世界。对作者而言,这就是叙述的自由,惟有这样的自由,作者才能尽情地表达、欢畅地抒发。小说中两条线索的交叉非常频繁,常常是前一段还在讲“我”的故事,下一段就突然开始讲薛嵩的故事,薛嵩的故事讲了好长时间之后,还没有给出交代,就又接着讲“我”的故事。整部小说共八章,每章都有这样的安排,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放荡不羁与自由自在。
  一直以来,我们把时间看作是“人类经验最基本的范畴之一”①,我们的历史和文明让我们相信,时间必然是线性的、匀速的、单向的、无法回溯的,但在现代叙事作品中,时间可以不是单向的、匀速的,而是可以回溯和改变速度的,过去的时间可以在文本中再现,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至可以任意地颠倒、反复。《万寿寺》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古今交替频繁,时间变换迅速,让读者在小说中感受到了时间跳跃的激情。
  坐在凳子上,我又开始读旧日的手稿……从已经读过的部分判断,我是一个不坏的作者,我很能读得进去。但我也希望小黄早点到来……虽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是男还是女。
  在凤凰寨里,这个小妓女经常挨揍,因为此地是一所军营,驻了一些雇佣兵。
  前一段还在讲“我”在万寿寺里等小黄到来,下一段就毫无预兆地跳到千年之前的唐代,讲述薛嵩鞭打小妓女的事情。因为小说写的是一位失忆者看自己以前写的手稿,所以这样的时间跳跃在小说中是十分常见的,也是最简单,最“合理”的一种形式。
  《万寿寺》这部小说中主要涉及到三个地点:“我”工作的万寿寺、薛嵩所在的湘西凤凰寨、唐代的长安城。三个地点在王小波的笔下交错更迭出现,人物在三个地点演绎瑰丽奇幻的故事。
  “我”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万寿寺,看到了“我”失忆前写下的手稿,于是开始讲述手稿中关于薛嵩的故事,这样简单的过渡后,故事由万寿寺走向了湘西凤凰寨。之后作者就像是在玩捉迷藏一样,将故事藏在三个地点之间,你猜不出来它会突然在哪个地方出现,它的每次出现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让读者惊讶万分,不禁赞叹。
  对于整部小说的空间转换方式,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将小说中的三个地点看做是三个并排连在一起的房间,万寿寺居中,凤凰寨和长安城分别在它的两边,三个房间由两扇门相连,这两扇门就是“我”的手稿。作者就是这样,靠这两扇“门”在时光隧道中自由穿梭,让有千年之隔的三个地点连接成为一体,浑然相合,构建出一个独一无二、摇曳多姿的神奇世界。
  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尝试运用这样较为复杂的叙事技巧,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挑战传统的叙述策略,充分发挥自己的浪漫想象,为尽情表达自己的自由思想寻找最佳途径。
  二
  王小波对法国“新小说”极为喜爱,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杜拉斯等人也极为追捧,受他们的影响,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元小说特征。在他的小说中,作者会时不时地让叙述者跳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关于这一点,需要做这样的补充……”,“后来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将叙述者推到读者面前,并自我揭示叙述行为及其过程。为了达到“探求小说的无限可能性”的目的,王小波让叙述者对同一件事情进行多次反复地叙述,将情节断开、揉碎,然后在下一次的叙述中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并留下明显的改动痕迹,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拼接的整个过程。在他所有的小说当中,《万寿寺》的元小说特征是最明显的。
  通常我们读到的小说,作者都会尽量构建一个逼真的、与现实相差无几的故事环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读者相信,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这种常见的小说中,叙述者往往是第三人称,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甚至在欣赏小说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叙述者的存在。元小说则相反,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就是小说中的“我”,“我”会直接告诉读者“我”的身份,毫不隐瞒。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马原小说开头的第一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②读这样的小说,觉得不是在读,而是在听,在听“我”讲故事,在讲故事过程中甚至会有互动问答。《万寿寺》也是这样的一部小说。
  “我”在讲述千年之前薛嵩的故事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前面所讲的故事做一下评论,发表“我”的意见。譬如在第一次讲到薛嵩抢红线为妻时,小说中就这样写:“这个讲法太过简单,这就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
  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即是,再如,在薛嵩将女刺客杀死之后,小说中这样写到:“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失望心情:如此地有头无尾,乱七八糟。这就是我吗?”
  没有预兆,没有提示,叙述者直接在故事的结尾处发表自己对刚刚叙述过的内容的看法和态度,这样突兀的跳转,对于习惯了“隐形”叙述人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个新奇的结尾,其实,这也正是元小说的主要特征,即毫不客气地将自身显示为虚构的作品,毫不客气地揭露自身的“欺骗性”。   在《万寿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事实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件必须说明的事”、“还有一件需要补充的事”、“对于这件事必须补充说”、“有关这位老妓女,还要补充说”、“有关薛嵩的院子,必须补充说”……像这样的补充,作者在小说中用到了很多次。小说中的这些话有两种功能,一是对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内容做补充说明,对读者的疑惑进行解答,对叙述有漏洞的地方进行修补;二是向读者暴露自己的叙述痕迹,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我”是在怎样叙述故事的。第一种功能实际上起到追叙的作用,达到补充说明的效用;第二种功能则是将自身显示为虚构的作品,对自我欺骗性进行揭露,是元小说特征的展示。
  例如,老妓女派刺客去刺杀薛嵩,派去的刺客们根本找不到薛嵩的房子,因为薛嵩的房子是在离地面三丈高的空中,由八根柱子支撑着,刺客们根本没往上看,所以就没找到。他们发现了红线,但红线打了一声唿哨,给薛嵩发信号,让薛嵩把房子从空中降下来,刺客们听到一阵可怕的嘎嘎声,还没来得及反应,脑袋便被薛嵩的房子给砸到了。之后作者补充:
  对于这件事,必须补充说,房子从头顶上砸下来,对红线却是安全的,因为那柚木房基上有个四方的洞,正好严丝合缝嵌在笼子上……红线说:真没用!她纵身跃起,甩开身上的枷锁(假如有的话),从笼顶上一个暗口钻了出去,赶去帮薛嵩修理机器……
  根据这种说法,那些刺客回到老妓女门前时,头上也是红肿着的,但不是蜂蜇的,而是砸的了。根据这种说法,刺客头子不是刺客里最聪明的人。他手下有个人比他还要聪明,当他们倒在地下时,那个人拉了头子一下说:咱们就这样躺着,等人家修好机器来砸死我们吗?刺客头子很不满意这个说法,但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就下了撤退的命令……
  这样的补充叙述兼具上述的两种功能,一方面对红线和薛嵩的房子构造做进一步的介绍说明,解决读者心中的疑窦(为什么房子砸下来红线会安然无恙),另一方面向读者表明自己的叙述痕迹。作者用“根据这种说法”这句话将叙述的痕迹展现给读者看,这句话之后,作者将补充的内容作为线索,继续编织后面的故事,这样一来故事的发展就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补充的内容作者可以改变,所以接续的内容也就可以不断地改变。如果将这些补充的内容全部去掉,按照原来的安排,小说是完全可以进行下去的。作者为什么要安排这些补充的内容呢?其实,这些内容看起来是信笔写来,自由发挥的结果,实际每次进行补充叙述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安排。哪些地方需要进行补充叙述,补充叙述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作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节。用这种方法,作者就有很多自由来尽情表达思想、宣泄情感。
  三
  王小波非常认同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看法:小说应该像音乐。他在自己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也说“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③
  基于上述的认识,王小波对小说的语言要求颇高,力求写出诗一般的文字。但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无趣生活的憎恶,王小波又在小说中大胆地使用粗野、鄙俗的语言。这些“粗野”和“鄙俗”是作者对生活的无趣进行批判和对生活中乐趣进行追求的另类表达。由于这些表达用语的大胆和放肆,完全可以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这个概念来进行概括和描述。狂欢化的语言具有戏谑、幽默、反讽、夸张等特点,看似荒诞可笑的语句里其实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修辞学里,反讽意味着说反话,或者字面意义与深层意思不符。跟暗喻、明喻、转喻或提喻等修辞格不同的是,反讽从遣词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讽之为反讽,关键在于解释。”④也就是说,仅从遣词及句子的外部特征来看,是看不出语言的反讽意味的,反讽的发现需要读者对句子进行细细地品味和琢磨。
  王小波有三大假设:凡人都热爱智慧、凡人都热爱异性、凡人都喜欢有趣。他认为没有智慧、性爱而且没意思的生活是不足取的。所以在他的小说里,他竭力增加与智慧、性爱及有趣相关的东西,让小说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反讽在王小波的小说里,也成了趣味的一个来源。他用讽刺的语言描写荒诞可笑的场景,让读者在嬉笑声中体味阅读的欢愉,洞察生活的无奈和悲凉。
  在唐朝,妓女这个行业分为两派。老妓女所属的那一派是学院派,严谨、认真,有很多清规戒律,努力追求着真善美。……另一派则是小妓女所属的自由派,主张自由奔放,回归自然,率性而行。
  通常情况下,“严谨”、“认真”、“真善美”、“自由奔放”、“率性而行”等这些词语,是不可能用来形容妓女的,但王小波就是将这些冠冕堂皇的主流话语用在妓女身上,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讽刺意味,这种讽刺,不仅是对妓女的讽刺,也包括对这些主流话语及其使用者的讽刺。从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王小波的自由平等思想——妓女并不下贱,她们也有自己的美好追求。是话语权力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王小波这样做是将话语权力赋予了弱势群体。
  在常人看来,既为妓女,就谈不上什么贞节问题,但是在《万寿寺》里,王小波却让老妓女就妓女的贞节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语言诙谐、荒诞,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有些妓女最讲贞节,老妓女就是这种妓女中的一个。她从来不看着男人的眼睛说话,总是看着他的脚说话……据她自己说,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男人的生殖器官。当然,她也承认,有时免不了用手去拿。但她还说:用手拿和用眼看,就是贞节不贞节的区别。老妓女说,她有一位师姐,因为看了那个东西,就上吊自杀了。上吊之前还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了。有眼睛的人在拿东西时总禁不住要看看,但拿这样的东西时又要扼杀这种冲动……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绝不要吃豆子,也不要喝凉水,以免在男人面前放屁。她还有一位师妹,在男人面前放了一次响屁,也上吊而死,上吊之前还用个木塞把自己钉住。……但我必须补充说,只有没有男人在场,老妓女就任何规矩都不遵循。她赤身裸体,打响嗝,放响屁;用长长的指甲爬搔自己的身体来解痒……
  与自由派相比,学院派正经,守规矩,缺少自由。对于不喜约束、向往自由的王小波而言,当然会喜欢自由派,他自己就是一个自由派。所以在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了王小波对学院派的辛辣讽刺。老妓女是属于学院派的,在男人面前,她很有贞节意识,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和言行,不吃豆子,不喝凉水,不打响嗝,不放响屁,完全是个“大家闺秀”的样子,但如果没有男人在场,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事实上,“用手拿”和“用眼看”有多少区别呢?一个确有贞节意识的人,不管用不用手拿,用不用眼看,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有颗贞节的心。至于“打响嗝”和“放响屁”,这两种行为,都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更是不足以区分贞节与否。作者这样说,就是在取笑学院派的那些规定和约束,其中有些规定和约束严重压抑了人性,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四
  王小波在《万寿寺》这部小说中摆脱了沉重的道德负担,使用独特的叙述结构、非常规的叙述方法和精妙贴切的语言谱写了一首自由的诗篇,在想象之中创造了一个新奇的、诗意盎然的世界。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那颗浪漫而充满温情的心灵,看到了作者为追求自由精神而付出的艰辛,看到了作者为寻找人生乐趣而流下的汗水。
  读王小波的文字,常能感觉到一种对心灵和精神的关怀,这种关怀往往能够触碰到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条神经,让人在震颤之余,陷入思考,思考之余,萌生感动。《万寿寺》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看似荒诞滑稽,却能让人掩卷沉思,为王小波的良苦用心而感动。
  注释:
  ①[以色列]里蒙-凯南著.姚锦清等译.叙事虚构作品[M].三联书店,1989:77.
  ②马原著.虚构[M].载《马原文集(卷一)》.作家出版社,1997:1.
  ③王小波.用一生来学习艺术[M].载王小波著.王小波全集(第二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56.
  ④[英]戴维·洛奇著.王峻岩等译.小说的艺术[M].作家出版社,199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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