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药九味黑药防瘟散的配伍原理及临床应用研究

来源 :中国藏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oreee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以历代藏医典籍为参考,探析了藏药九味黑药防瘟散经典验方的渊源及临床运用、使用方法、预防疗效等,清晰地反映出藏药九味黑药防瘟散防治疫病的久远历史与突出贡献。可为现代临床实践提供理论线索和方法依据,对于现代临床实践中发挥藏医药优势、促进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亦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文献
四川藏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新时期显得更加频繁和活跃,这既是党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又是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及其带来的自然结果。四川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和经验有着自身特色。其路径体现为:通过经济发展、对口援藏、节庆活动、争创实践来带动或强化,利用精准扶贫、广电"村村通"来推进。其经验体现为"四大作用":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政府治理能力的引领性作用、利用藏区帮扶政策的促进性作用、发挥文化节庆活动的纽带性作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根本性地改变了四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在西藏农牧业建设的不断推进下,1965—1966年,北京、河南、山东、贵州等省市先后有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奔赴西藏参加西藏现代化建设。通过青藏线和川藏线,这批知识青年经过艰辛跋涉来到西藏,经过短暂的学习、训练,他们绝大部分被分配在西藏军区生产部下属的农场,参加了开荒种地等农垦及相关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被抽调到工业、教育、卫生、新闻等各行各业。这些知识青年大部分在西藏工作十余年,一些人工作至退休才离开西藏,为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支援西藏的重要组成力量,作为知识青
由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共同主办的“多元文化与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24—25日在天津举行。
甘肃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北和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要走廊。文章分别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认为甘肃藏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总趋势,但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也明显不同。通过分析研究,文章认为,进一步推动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
宣德五年刻制的《妙济禅师塔铭》,现存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分别由汉藏两种文字独立撰述,碑阳汉文由明代汉传佛教名僧圆瀞撰写;碑阴藏文据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口述写成。铭文记载了妙济禅师绰巴扎释为班丹扎释侄子,曾随第五世噶玛巴及宗喀巴大师受戒求法。铭文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交流,班丹扎释及其领导下的僧团为促进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青海玉树白龙沟岩画具有浓郁的苯教文化色彩,其塔图形是目前所知藏区各岩画区苯教祭坛塔所占比重最大者,造型有明显早期特点:巫师图像数量多,造型古朴稚拙,与藏西阿里、藏北那曲"鸟巫"岩画既存在相似性,但更以独特地方风貌取胜;宗教题材则是明确的神鸟穹信仰与古老的牦牛崇拜同时并举,以后者影响更为深刻。文章通过与阿里、那曲与玉树三个区域岩画同类题材的对比研究,明确了白龙沟岩画属于年代较早,图像相对原始的苯教文化遗存,它的发现与研究对探讨青藏系统岩画的源起、演变与繁荣这一发展线索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西夏对藏传佛教的吸收并非简单而机械的复制。文章以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为例,通过同定其藏文原本,并进行相应的释读,初步厘清这些文本的传承来源;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反映出西夏的传译者基于藏文原本所做的重组、编集与再阐释,由此彰显西夏对藏传佛教的本土化理解与融创,以及西夏佛教文化兼收并蓄、圆融汇通的特色。
文章以两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所载及吐蕃宰相官称、中央的其他官称、边境军区官员衔称以及身份等为例,与吐蕃传世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以及后世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吐蕃官称作比较研究,以之作为论断唐朝究竟对强邻吐蕃是否有充分理解之判准。
文章沿循法人类学关于法律的社会功能的研究进路,立足国家法与藏族生态习惯法对特定行为模式调整的8种具体关系类型进行阐释与归纳,认为国家法与藏族生态习惯法的实然性关系呈现出协作、冲突、并行三种面向。以国家法制统一为基本前提,以建构藏区生态善治为宗旨,则促进协作、解决冲突、适度并行,是二者之间建构未来应然性互动关系的合理进路。
晚清循化厅藏区部落、民族间常因争山、争佃等致人死亡。两造间的赔命价往往在考虑身份的情况下采取一命抵一命原则确定双方人命的短长后按照番例番规赔付。赔命价在部族和民族间有大体标准,但也因循化厅少数民族所居住的不同区域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赔命钱是通过向冲突部落部众集体摊派收集的,再通过乡老、部落头人、宗教首领确认支付后结案,或者由官府裁断结案。虽少数民族两造按照番例番规确定命价与清代制定法间存在矛盾与冲突,但赔命价消弭了两造间的纷争,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