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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其中阐明了国家战略意图,明确了政府工作重点,无疑值得各市场主体深入研读。
从量化指标看,“十四五”规划传递出五大信号:经济发展指标从简、创新驱动强调质量、民生福祉注重就业、绿色生态重在低碳、安全保障把握能力,分别对应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大重点领域和方向。
经济发展指标从简
“十四五”规划纲要并未对GDP增速目标给出明确的数值,而是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意味着对经济增速的追求将逐渐弱化;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设定目标为高于GDP增长,这意味着更少的劳动人口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纲要保留了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设定值65%,显示我国城镇化仍有较大的空间,而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及以县域为载体是未来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的两项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破到立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而对服务业的侧重则相对转弱。
创新驱动强调质量
规划在创新驱动发展领域提出诸多全新的量化指标。一是要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二是要求“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2020年末,我国研发支出强度约为2.4%,位于全球中游,仍明显落后于日韩德美等发达国家(美国2017年为2.8%)。美欧韩日的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该两项指标双双显著落后的现状亟待改变,预计“十四五”期间将稳中有升。
三是要求“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25年达到12件,该指标系“十四五”新提出,较“十三五”规划的“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更强调高质量创新。且新指标“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为18%,低于原指标十三五期间28%的增速,说明我国在创新发明领域的重心逐渐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四是要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25年达到10%,而2020年末这一比重为7.8%。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数字产业化规模(增加值)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电信业、互联网行业和软件服务业增加值,2019年数字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2%,相较2015年仅提升0.1个百分点,而“十四五”规划中的目标是2021至2025年这一比重提升2.2个百分点,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民生福祉注重就业
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努力方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各个方面均有提及。
一是调查失业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就业最核心的指标是调查失业率,“十四五”来看就业比经济增长重要。
二是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鼓励生育是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向,婴幼儿托育服务建设明确写入“十四五”规划。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放适龄青年的照护时间,是应对目前生育率不断降低的重要举措。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未来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绿色生态重在低碳
“十四五”期间,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目标更为重要。绿色生态目标更聚焦于“低碳”,与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不谋而合。结合规划目标来看,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表水达标比例和森林覆盖率这三项指标的目标值均有显著上提,这意味着决策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更高,为远期碳中和的实现奠定基础。
安全保障把握能力
“十四五”规划纲要相比“十三五”新增安全保障指标,共设置粮食安全保障和能源安全保障两项经济安全领域目标,分别选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两项约束性指标,目标分别设置为2025年大于6.5亿吨和46亿吨标准煤。
当前,我国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推进、食品消费升级,粮食需求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粮食生产供给又面临耕地和水资源硬约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国外进口不确定性增加等挑战。
截至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9亿吨,自2015年起始终稳定在6.6亿吨附近。“十四五”纲要制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大于6.5亿吨,核心在巩固产能,随时保证产量的输出,前者是战略层面的问题,后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政策将着重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高新技术。
能源安全方面,截至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39.7亿吨标准煤,2017至2019年同比增速在3%-6%之间,较为稳定。若2020年有所延续,则能顺利突破40亿吨标准煤。根据测算,若2025年产量相近,为46亿吨标准煤,则5年年均复合增速约为2%,较2017-2019年有所回落,这也隐含了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减少的预期目标。能源安全不仅是短期目标,也是使我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关键一环,未来能源资源配置将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将继续大幅提高。
数据之外的变化
一是對外经贸领域将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当前我国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领域摩擦加剧,在中美博弈的长期背景下,积极加入各类经贸协定并推动对外开放,是我国构建以“两个大循环”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首先,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施。当前该协定处于签署但尚未生效的状态,协定生效需15个成员中至少9个成员批准,预计2021年我国将尽快推动国内法律以及相关规定的审批程序,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实施。
其次,积极考虑加入CPTPP协定。CPTPP的前身最初由奥巴马政府牵头成立,特朗普上任后退出该协定,拜登任美国总统后存在重返协定的可能。一旦美国率先重返协定,我国加入这一协定的难度可能小幅提升,当前是我国接洽加入CPTPP,进一步降低逆全球化风险并发挥供给能力优势的重要窗口期。 二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规划终稿进一步明确了要完善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政策体系。其中,财政政策强调完善税收制度,一方面让企业有意愿扩大投资、增加研发投入,盘活企业部门,另一方面调节收入分配、减轻消费者负担,盘活居民部门;货币政策强调灵活精准,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规范发展消费信贷;产业政策要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支持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继续提高。“十四五”纲要强化产业发展和布局,共提出四项政策: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及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其中,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这体现出未来经济发展更重质量和结构。2018年11月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9大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对于跟踪我国经济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可得数据显示,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这一数据分别录得7.6%、8.3%、8.9%和11.5%,保持上行态势且近两年有所加速,预计“十四五”期间有望保持年均1个百分点的上行幅度。
新供给价值重估理论逻辑下,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中长期行情具有较强确定性。新供给价值重估理论是指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疏通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科技周期,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克服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压力,有效推动劳动力、资本、科技、数据、组织形式等生产要素变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或缓解其下行趋势,全球资本有望给中国的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进行重估的理论。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美元可能长期处于贬值通道,人民币具有慢牛的升值基础。在此情况下,外资可能持续流入境内A股市场并提升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估值。根据“十四五”规划可以挖掘出未来权益市场三大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潜在方向,分别是科技创新、碳中和与反垄断。
首先是科技领域,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曾在科技领域提出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也对应了在科技领域的重点产业方向。世界前沿方面,明确提出“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这也是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的重点产業方向。人民生命健康方面,则对应生物医药等大健康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经济主战场方面,对应了中美长期博弈大背景下我国需要提升科技制造产业链的完整性,其中的核心产业便是第三代半导体。国家重大需求方面,一是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国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中国需结合自身的生产要素,发展出世界领先的产业,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一领域,对应了5G、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产业,从长期来看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附加值,也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在网络、大数据等领域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优势。
其次是碳中和领域,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政策主线下,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仍存在较长期的投资机会。这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供给出清带来的投资机会,二是碳权交易配额带来的投资机会。
从供给出清角度来看,这将为传统产业带来投资机会。环保治理强化短期对高能耗、高污染和过剩产能行业有供给出清的效果。本轮碳中和环保治理将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行业供给出清过程进行收尾,预计碳排放量较高的建材(水泥、玻璃)、钢铁、化工以及上游燃料等行业的集中度将提升,这有利于现存龙头企业继续推进环保科技和产能升级。中长期看,龙头企业盈利能力将进一步修复。
从碳交易配额来看,同样有利于部分传统产业。目前,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首先在发电行业试行,未来,煤炭、钢铁、水泥等碳排放较高的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将优先纳入。传统行业完成环保技改后,配额将成为其高价值资产。环保技术改造使得这些企业得以在生产等量或更多产出的同时,形成更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而由于碳排放配额免费初次分配量与历史数据高度相关(采用历史排放法计算),环保技改效果较好的传统行业企业往往在当年能形成碳排放配额剩余,这部分配额就成为这些企业新的收入来源。同时,碳排放配额的转让收入也能成为“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强化环保技术改造的有效激励,进一步促进其节能减排,并加速配额资产的生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是反垄断领域,伴随全球大型经济体的一致行动,针对数据型科技巨头开展的反垄断浪潮已成为未来全球监管的主线,这也可能成为全球历史上首次协同开展的反垄断行动。目前本轮反垄断浪潮才刚刚开始,我国也积极参与其中,预计反垄断也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监管重点之一。
梳理历史,每一轮反垄断的浪潮都伴随着一轮创新浪潮和新型产业的崛起。当前对数字经济巨头的数据要素反垄断已经开始,未来一轮新型产业的雏形可能正在孕育之中,如果本轮反垄断行之有效,则未来数据要素生产空间的释放可能将催生新一轮产业巨头。长期看,一波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革命已在酝酿。几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层层递进,且具有融合的特质和趋势。未来科技革命实现的雏形可能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大范围出现机器替代人工,各种科技产品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以上行业可能具有长期投资机会。
五大信号传递“十四五”改革硬核
从量化指标看,“十四五”规划传递出五大信号:经济发展指标从简、创新驱动强调质量、民生福祉注重就业、绿色生态重在低碳、安全保障把握能力,分别对应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大重点领域和方向。
经济发展指标从简
“十四五”规划纲要并未对GDP增速目标给出明确的数值,而是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意味着对经济增速的追求将逐渐弱化;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设定目标为高于GDP增长,这意味着更少的劳动人口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纲要保留了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设定值65%,显示我国城镇化仍有较大的空间,而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及以县域为载体是未来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的两项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破到立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而对服务业的侧重则相对转弱。
创新驱动强调质量
规划在创新驱动发展领域提出诸多全新的量化指标。一是要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二是要求“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2020年末,我国研发支出强度约为2.4%,位于全球中游,仍明显落后于日韩德美等发达国家(美国2017年为2.8%)。美欧韩日的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该两项指标双双显著落后的现状亟待改变,预计“十四五”期间将稳中有升。
三是要求“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25年达到12件,该指标系“十四五”新提出,较“十三五”规划的“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更强调高质量创新。且新指标“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为18%,低于原指标十三五期间28%的增速,说明我国在创新发明领域的重心逐渐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四是要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25年达到10%,而2020年末这一比重为7.8%。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数字产业化规模(增加值)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基础电信业、互联网行业和软件服务业增加值,2019年数字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2%,相较2015年仅提升0.1个百分点,而“十四五”规划中的目标是2021至2025年这一比重提升2.2个百分点,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民生福祉注重就业
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努力方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各个方面均有提及。
一是调查失业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就业最核心的指标是调查失业率,“十四五”来看就业比经济增长重要。
二是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鼓励生育是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向,婴幼儿托育服务建设明确写入“十四五”规划。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放适龄青年的照护时间,是应对目前生育率不断降低的重要举措。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未来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绿色生态重在低碳
“十四五”期间,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目标更为重要。绿色生态目标更聚焦于“低碳”,与碳达峰、碳中和的中长期目标不谋而合。结合规划目标来看,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表水达标比例和森林覆盖率这三项指标的目标值均有显著上提,这意味着决策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更高,为远期碳中和的实现奠定基础。
安全保障把握能力
“十四五”规划纲要相比“十三五”新增安全保障指标,共设置粮食安全保障和能源安全保障两项经济安全领域目标,分别选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两项约束性指标,目标分别设置为2025年大于6.5亿吨和46亿吨标准煤。
当前,我国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推进、食品消费升级,粮食需求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粮食生产供给又面临耕地和水资源硬约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国外进口不确定性增加等挑战。
截至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9亿吨,自2015年起始终稳定在6.6亿吨附近。“十四五”纲要制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大于6.5亿吨,核心在巩固产能,随时保证产量的输出,前者是战略层面的问题,后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政策将着重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高新技术。
能源安全方面,截至2019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39.7亿吨标准煤,2017至2019年同比增速在3%-6%之间,较为稳定。若2020年有所延续,则能顺利突破40亿吨标准煤。根据测算,若2025年产量相近,为46亿吨标准煤,则5年年均复合增速约为2%,较2017-2019年有所回落,这也隐含了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减少的预期目标。能源安全不仅是短期目标,也是使我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关键一环,未来能源资源配置将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将继续大幅提高。
数据之外的变化
一是對外经贸领域将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当前我国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领域摩擦加剧,在中美博弈的长期背景下,积极加入各类经贸协定并推动对外开放,是我国构建以“两个大循环”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首先,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施。当前该协定处于签署但尚未生效的状态,协定生效需15个成员中至少9个成员批准,预计2021年我国将尽快推动国内法律以及相关规定的审批程序,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实施。
其次,积极考虑加入CPTPP协定。CPTPP的前身最初由奥巴马政府牵头成立,特朗普上任后退出该协定,拜登任美国总统后存在重返协定的可能。一旦美国率先重返协定,我国加入这一协定的难度可能小幅提升,当前是我国接洽加入CPTPP,进一步降低逆全球化风险并发挥供给能力优势的重要窗口期。 二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规划终稿进一步明确了要完善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政策体系。其中,财政政策强调完善税收制度,一方面让企业有意愿扩大投资、增加研发投入,盘活企业部门,另一方面调节收入分配、减轻消费者负担,盘活居民部门;货币政策强调灵活精准,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规范发展消费信贷;产业政策要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支持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继续提高。“十四五”纲要强化产业发展和布局,共提出四项政策: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及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其中,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这体现出未来经济发展更重质量和结构。2018年11月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9大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对于跟踪我国经济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可得数据显示,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这一数据分别录得7.6%、8.3%、8.9%和11.5%,保持上行态势且近两年有所加速,预计“十四五”期间有望保持年均1个百分点的上行幅度。
“十四五”规划对应的重点投资机会
新供给价值重估理论逻辑下,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中长期行情具有较强确定性。新供给价值重估理论是指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疏通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科技周期,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克服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压力,有效推动劳动力、资本、科技、数据、组织形式等生产要素变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或缓解其下行趋势,全球资本有望给中国的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进行重估的理论。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美元可能长期处于贬值通道,人民币具有慢牛的升值基础。在此情况下,外资可能持续流入境内A股市场并提升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估值。根据“十四五”规划可以挖掘出未来权益市场三大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潜在方向,分别是科技创新、碳中和与反垄断。
首先是科技领域,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曾在科技领域提出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也对应了在科技领域的重点产业方向。世界前沿方面,明确提出“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这也是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转化的重点产業方向。人民生命健康方面,则对应生物医药等大健康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经济主战场方面,对应了中美长期博弈大背景下我国需要提升科技制造产业链的完整性,其中的核心产业便是第三代半导体。国家重大需求方面,一是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国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中国需结合自身的生产要素,发展出世界领先的产业,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一领域,对应了5G、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产业,从长期来看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附加值,也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在网络、大数据等领域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优势。
其次是碳中和领域,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政策主线下,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仍存在较长期的投资机会。这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供给出清带来的投资机会,二是碳权交易配额带来的投资机会。
从供给出清角度来看,这将为传统产业带来投资机会。环保治理强化短期对高能耗、高污染和过剩产能行业有供给出清的效果。本轮碳中和环保治理将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行业供给出清过程进行收尾,预计碳排放量较高的建材(水泥、玻璃)、钢铁、化工以及上游燃料等行业的集中度将提升,这有利于现存龙头企业继续推进环保科技和产能升级。中长期看,龙头企业盈利能力将进一步修复。
从碳交易配额来看,同样有利于部分传统产业。目前,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首先在发电行业试行,未来,煤炭、钢铁、水泥等碳排放较高的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将优先纳入。传统行业完成环保技改后,配额将成为其高价值资产。环保技术改造使得这些企业得以在生产等量或更多产出的同时,形成更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而由于碳排放配额免费初次分配量与历史数据高度相关(采用历史排放法计算),环保技改效果较好的传统行业企业往往在当年能形成碳排放配额剩余,这部分配额就成为这些企业新的收入来源。同时,碳排放配额的转让收入也能成为“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强化环保技术改造的有效激励,进一步促进其节能减排,并加速配额资产的生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是反垄断领域,伴随全球大型经济体的一致行动,针对数据型科技巨头开展的反垄断浪潮已成为未来全球监管的主线,这也可能成为全球历史上首次协同开展的反垄断行动。目前本轮反垄断浪潮才刚刚开始,我国也积极参与其中,预计反垄断也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监管重点之一。
梳理历史,每一轮反垄断的浪潮都伴随着一轮创新浪潮和新型产业的崛起。当前对数字经济巨头的数据要素反垄断已经开始,未来一轮新型产业的雏形可能正在孕育之中,如果本轮反垄断行之有效,则未来数据要素生产空间的释放可能将催生新一轮产业巨头。长期看,一波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革命已在酝酿。几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层层递进,且具有融合的特质和趋势。未来科技革命实现的雏形可能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大范围出现机器替代人工,各种科技产品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以上行业可能具有长期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