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所以，古人既敬神，也敬祖。世界上一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大都有过祖先崇拜的经历。特别是中华民族，更是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崇祖观念。到了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形成，使得对祖先的崇敬成为当时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维系当时社会政治的重要的伦理原则。后来，在儒家的倡导下，在统治阶层的鼓励下，在中国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崇祖观念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之中，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此重要的文化事项，无疑也会在汉字构形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祖先的“祖”字，最初并没有“示”字旁，而是写作“且”。“且”本来没有“而且”的意思。作为虚词的意义，很多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或者是通过假借的方式产生的。如“而且”的“而”，本来是个象形字，像下巴下面的胡须的形状，甲骨文作，后来被借去表示虚词“而且”、“然而”等意思，原来的意思转而由其他字表示。“且”的情况跟“而”很相似，“且”本来是祖先的意思，后来被借去表示“而且”、“并且”、“尚且”等意思，其祖先的意义便另外造了个“祖”字来表示。因为祖先和祭祀、神灵有关系，所以增加了“示”字旁。
　　那么，“且”字原来为什么可以表示祖先的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并不一致。《说文》的解释是：“且，荐也。”这里所说的“荐”，是垫的意思，指切肉时垫在下面的木板，现在叫案板、砧板，古代叫俎。如《史记·项羽本纪》：“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王国维等人据此认为，“且”就是“俎”字，其字形或者只像砧板之形，作；或者在砧板上再添加两块肉，作。最初“俎”是日常使用的器具，后来逐渐由切肉的工具演变为载肉的工具，成为祭祀时的一种必备的礼器，所以古代常把祭祀之事称作“俎豆之事”，如《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在卫国，卫灵公问孔子如何摆阵，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里的“俎豆之事”就是指祭祀的事情。“俎豆”可以作为祭祀的代称，祭祀的对象——相先，也就同样可以用祭祀的礼器“且”来表示了。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古置肉于俎上以祭祀祖先，故称祖先为且，后起字为祖。”
　　还有不少人认为，“且”之所以可以表示祖先，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有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郭沫若。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提出，甲骨文中的“且”(“祖”)字，就是表示雄性动物的“牡”。“且”像雄性动物的生殖器，本作，省作。最初，如果是公牛，就写作：如果是公羊，就写作；如果是公猪，就写作；如果是公鹿，就写作。后来不管是牛羊犬猪马鹿，以至于人，只要是雄性的，都统一写作。由于古时候人的力量弱小，需要靠集体的力量，才能与野兽、自然界及其他部族抗争，人多力量大，繁殖人口成了部族生存的重要因素。谁生得多，谁的子孙多，谁在部族当中就会拥有较高的地位。于是，人的生殖能力就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生殖崇拜习俗因此而生。后来，普遍意义的生殖崇拜逐渐缩小，演化为只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先的崇拜，由于祖先崇拜最初表现为生殖崇拜，于是古人就用像生殖器的“且”，字来表示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列举了不少古代生殖崇拜的例子，而且在现在的一些民间习俗中也不难找到类似的踪迹。
　　但是，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如詹鄞鑫在《神灵与祭祀》一书中说：在郭沫若等人的说法的影响下，过去人们都把原始民族生殖崇拜的偶像称之为“祖”，其实，在原始社会中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是毫不相干的，祖先神决不可能来源于生殖器崇拜，把雄性生殖器的偶物(即木刻的或陶制的雄性生殖器模型)称为“祖”也是毫无道理的。詹鄞鑫进一步提出，“祖”的本义应是祖先神灵所依附的神主，在仰韶文化中通常以陶罐或陶罐偶像(即陶罐形的人像)的形式出现。詹鄞鑫的这种说法很有启发意义，而且也可以在汉字字形中找到证据。所谓神主，就是“神之所凭依”(范宁《<春秋毂梁传>集解》)。“神主”是神的代表，神的化身，神所依附的载体，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祖先牌位。如《春秋·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就是说，在鲁文公二年二月的丁丑日，为鲁僖公制作了神主。古人讲究“祭神如神在”，即祭祀神灵祖先的时候，就像神灵祖先站在自己的面前一样。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古人需要有一种具体的东西作为祖先的象征，作为祖先灵魂的依附。在文字产生之前，祖先牌位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古人供奉祖先时拿什么作为祖先的象征呢?现代考古材料证明，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曾经大量采用“陶葬”的方法，即人死之后，把人的骸骨装入陶罐中埋葬。这种习俗在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遗存。正是由于陶罐可以用作埋葬先人的器具，用陶罐作为祖先的象征也就很自然了。根据考古发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确实有不少制作成人形的陶罐，其中有些陶罐应该就是当时人制作的祖先“神主”。
　　从甲骨文字形来看，古代用来盛酒的陶罐的象形字写作、(不带盖的)。我们如果把这些字形颠倒过来，不正是甲骨文的“且”字吗?古文字字形和出土文物都表明，当时的陶罐是尖底的，在地上放置时，可以插入松软的土中，十分稳当。但要把陶罐摆在祭坛上，就只能尖底朝上了，所以，甲骨文的“且”正像尖底朝上的陶罐的形象。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鬼”字的分析来得到证明。《说文》：“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说文》的解释有两点不好明白，一是“人所归”为什么是“鬼”?一是“像鬼头”到底是什么样子?关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民俗中找到答案。我国凉山彝族有这样一种礼俗，人死之后一年或数年之内，要举行隆重的“尼木措毕”仪式，即送灵归祖仪式，这种仪式在彝族人的心里是极其神圣的。彝族人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祖源地，同祖先一起享受幸福的生活。亡灵不知道从人间回到祖源地的路，必须由毕摩(彝族的祭师)举行仪式进行引导，为亡灵解除各种劳累病苦，教会他们在祖源地生活的技能，以便他们能够顺利地回到祖源地并在那里幸福地生活，这就是“尼木措毕”。纳西族的丧礼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如纳西族丧仪挽歌《梦咨》这样唱到：人死“送到北方去”，“北方是故土，逝者不转来”。这里的“故土”就是指祖先居住的地方，纳西族的人去世以后，也是要送到祖源地的。上述两个民族的习俗，都反映出“人死归祖”的宗教理念。由此可见，所谓的“人所归”，指的是人死后要去归依祖先，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的人死后灵魂归天。这样看来，古人心目中所谓的“鬼”，并不是后来传说中面目狰狞的阴魂，而是归依祖先、并将成为后人供奉对象的先人。因此，“鬼”和“祖”之间实际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通过汉字字形去分析。“鬼”，小篆作，甲骨文作等(见图1)。《说文》解释说像鬼头，是由于小篆“鬼”的上部已经变形，许慎已经看不出像什么了，只好说是像鬼头。其实，说“鬼”像鬼头，这种解释等于没解释，人们照样不明白“鬼”到底像什么样子。通过对《说文》小篆字形的系统考察，我们发现，“鬼”的上部正是小篆囟(“囟”)的变形。《说文》：“囟，头会，脑盖也。象形。”所谓头会，就是头盖骨的会合处。婴儿的头盖上有一块是软的，就是因为头盖骨还没有合严。古人认为，人头上的缝隙，是人的灵魂出入的通道。所以，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偶像，几乎都是以陶罐为身，上部作大人头形，头顶上有一小孔。过去一直没有人理解小孔的象征意义，其实那就是所谓“灵魂出窍”的“窍”。由此看来，“鬼”的字形，并不是《说文》所说的“像鬼头”，而是像大头陶偶的样子。这种大头陶偶，就是已故的先人的象征。既然鬼也是先人，自然也会受到人们的祭祀，所以甲骨文的“鬼”字还可以写作，旁边也摆放了祭坛和供品。鬼也可以成神，所以“神”字又可以写作“魓”。更有意思的是，“鬼”在甲骨文中还有从(陶罐)的写法，如等(见图1)，这进一步印证了祖先和陶罐的密切关系。陶罐由盛东西的日用工具，发展为埋葬死者的器具，再发展为陶罐形的先人偶像，最终抽象为祖先的神主，这一发展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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