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四期登载了郁之的“人类世界和人间奇迹”，读来极受启发。文章提出了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纠偏，很有道理。近些年，确有人强调实践的作用过了头——走向了对唯物辩证法之本体论的否定。其实，只要问一问“你出生前，可有你的双亲？”这一极其简单的问题，这些人谅必哑然。然而，郁文的“引子”或曰所敲的“边鼓”是否无懈可击？却有两点疑问。
　　第一，多种命题可否用同一个“镜子”去反照？回答是否定的。否则，就会流于思辨的混乱。命题，不仅有哲学性的、政治性的，还有文学性的(含各种修辞)与常识性的。对命题，我们不应也不能用同一面“镜子”，同一个尺度，在同一个参照系中去审视。试想，你能用常识的眼光来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飞矢不动”与“白马非马”吗？你能用哲学的眼光来看“两个中国之命运”(此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的开幕词，见《毛泽东选集》二版第三卷，第1025页)吗(按照郁文的逻辑，“两个中国”岂止不“合乎分寸”，而且大谬)？第二，到底应用什么“镜子”来“反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郁文用了哲学的镜子，我以为值得商榷。首先，要联系历史，分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命题；其次，在联系历史的前提下，还要从不同角度区别对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命题。对作为社论标题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命题的审视，无疑应用政治的标准、政论的眼光；对作为歌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命题的审视，则应用文学的标准、修辞的眼光。先从政治的角度，审视命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作为对“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不正突出了政论的针锋相对吗？它是一面旗帜、一句口号，体现了社论标题的战斗性。从历史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同“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对立，正是当时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一个折射、一个写照。那时的中国，抗战即将胜利，正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两个前途”之争。“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引文同上，第1026页)，国共两党已展开对未来中国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社论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就没有中国的出路，就没有‘光明的中国’，而只能有‘黑暗的中国’”。究竟有没有人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理解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过去的中国，就没有几千年的中国”，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一点上，郁文既跳过了特定的历史，也跳过了特定的“上下文”(参见《读书》55页郁语“但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这两党存在之前，中国早就存在几千年了”)。再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命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词中我们不常常听到类似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吗？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命题中的“没有”有“失去”的意思；二是整个命题有浓重的文学上的夸张色彩。作为修辞的夸张，可不是不“合乎分寸”，也不存在所谓“不妥”的问题。这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理解作为歌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用哲学的眼光审视命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只是认为审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命题，得用特定的眼光，而不应当用“泛”哲学的眼光来审视。换句话说，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特定的命题是不恰当的，是不“合乎分寸”的。
　　总之，郁文认为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种“合乎分寸”的改。拙见不以为然。应当承认，二者都合乎分寸，无所谓后者比前者更“合乎分寸”。建国后出现这一变化，是因为前者已不合时宜，而非因为它有失分寸。可见，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的变。在中国共产党从同国民党的政权斗争中成功地走出来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明确结论；而且，历史也将对新中国的歌颂，对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的赞美，提上了日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写照，也是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照应。
　　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