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施芝鸿在讲话中说，左右之争会撕裂社会。此论一出，哗然一片。“撕裂”一词随即在网络上蹿红。其实，在施芝鸿讲“会撕裂”时，这个社会已经早就被“撕裂”了。对此，“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历史学者的说法是：“何必今日，早知当初”。
　　在中国，左右之争一直是个老问题。远的就不说了，说近的。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兴起后，左右之争就一直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如影随形。邓小平以“不争论”来解决；后邓小平时代“不争论”压不住了，就采取“闷声发大财”的方式进行消解。进入新千年后，发了大财的，吃香的喝辣的，有时间有闲情有逸致想起了左右；没发大财的，见了饭馆就自卑的，见了高楼就骂娘的，也焦虑起了左右。闲情逸致话“左右”，与充满焦虑说“左右”，显然不在一个对话平台上。于是，左右又蜂起，社会就开始“撕裂”了。
　　与官方一样，民间的知识分子，不管是“精英”的还是不“精英”的，也一直充满焦虑地看待左右之争，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架势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是，一种是喧嚣的高度——简单化的“口号立场”，产生冲击力来达到炫目的轰动效果；一种是思想的高度——从学理出发提出的对策，没有炫目的效果，却有着经纬的刻度。秦晖显然是属于后一种。
　　秦晖是著名的学者，一直以来，他关注历史问题又关注现实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针对当年左右之争的社会现实，从“问题”来谈“主义”，写下了多篇学理性强、思想维度高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的《问题与主义》一书，在当年思想界引起过震动。此后，他一直对这个问题充满着兴趣，陆续写下大量的文章，来推动左右在学理上产生共识。在当年的《东方》杂志上，他的文章往往成为人们读这本杂志的一个理由。
　　秦晖的这些文章，后来也结成了一个集子，但却没有《问题与主义》一书即时的幸运，而是延宕了十年之后，才在最近以《共同的底线》结集出版，这也可以看作是《问题与主义》的续篇。
　　秦晖列出了一道算术题来阐述“共同的底线”：（2 10）÷2=6。他解释说：人们之所没有共同的底线，是因为“人们常常抱怨两极的力量太强而中间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而且主张6的呼声便被埋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难道不该首先为争取1而奋斗吗？而‘为争取1而奋斗’当然不能说是2和10之间的什么第三条道路，只能说是两者‘共同的底线’。”在秦晖看来，共同的底线不是“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用这种最低限度的权利来调和左右，倒是点到了左右之争的“死穴”，但也可能左右都不讨好。好在秦晖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学理的逻辑。
　　比照当年阅读《东方》的记忆，《共同的底线》似曾相识的文字当然有一种亲切感；可是比照当今社会的现实，“今夕是何年”又是一种似曾相识，却只有沉重感。十年了，秦晖的论述竟然还能够为现实把脉。这就是思想的高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