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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前中美经贸领域问题不断，但一个结构化的依赖关系已清晰可辨。
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呼吁避免贸易问题的政治化。事实上，当前中美经贸领域问题不断，但一个结构化的关系，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已经成型。
大周期、小周期
中美关系历来有“大周期、小周期”之说。所谓“大周期”就是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伴随着政党轮替、白宫换新人，中美关系就要进入一个低谷，而到新人变成旧人，中美关系都能达到一个高峰。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上台都毫无例外地印证了这一条。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花落谁家还很难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现任总统和副总统都不参加竞选，上任的必将是一位全新的总统。因此，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来迎接下一轮“大周期”效应的发作。
所谓“小周期”，就是每年上半年由于美国国会要审议政府的预算，各种涉华的报告纷纷出台，反华势力甚嚣尘上，中美关系总会遇到些麻烦，而到了下半年则基本趋于平静。根据美国的宪法，国会掌握着政府的“钱袋子”，各部门的预算，大到航空母舰、小到抽水马桶的垫圈，都要在国会进行一番审查。每当这个时候，同中国有点关系的形形色色利益集团都要跳出来表现一下。国防部和军工利益集团需要制造一些“中国威胁论”，以便争取到更多的军费和装备拨款来生产武器；人权组织和“民运分子”也要嚷嚷一下，免得被人遗忘。
最近几个月在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基本上都是“小周期”效应的结果。同过去几年相比，2007年“小周期”的嘈杂声比较大一些，原因是过去几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由于国会和白宫都是共和党人，所以国会比较“乖”，基本上唯白宫马首是瞻。但2006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因丑闻和伊拉克战争丢掉了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春风得意的民主党人正雄心勃勃地要跟布什政府过不去。而且，民主党得陇望蜀，面向2008年大选的竞争也已经鸣锣开场，这也让2007年的“小周期”叠上了“大周期”的阴影。于是，一直以来围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各种斗争异常激烈。
结构性相互依赖
过去30年的中美关系用“风风雨雨”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按照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说法：“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复杂的”。由于中美两家都是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美国的霸权稳定以及反恐等重大外交政策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此合作日益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合作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要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后又进一步提出让中美成为“全球利益攸关方”。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中美不仅要成为利益攸关方，而且要成为建设性合作者。”当然，从利益攸关方到建设性合作者，这其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距。由于差异性的存在，中美之间总会出现合作与冲突、共识与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
经贸问题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的“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共赢的游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美的产业与贸易结构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双方在互通有无的经贸往来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双边经贸保持了年均31%的高速增长。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全球化分工结构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会为双边经贸联系的中断付出代价。例如，2005年7月实施汇改之后，由于人民币升值，2006年12月美国的节日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上涨了5%，玩具的价格上涨了10%。而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则意味着2007年的外贸出口增幅可能下降15%，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工作的数百万农民工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这些企业很多都是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外资企业，中国外贸的下滑又将对这些外来资本造成严重的冲击。此外，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很多零部件和原料都来自东南亚国家，中国对美出口的下滑又将造成东南亚很多国家对华出口的下降。因此，中美经贸是一条全球化的价值链条。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台笔记本电脑，CPU来自美国、硬盘来自日本、主板来自台湾、显示屏来自韩国，集中到深圳组装之后贴上美国公司的品牌销售到美国。这台电脑虽然贴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其中的价值分配却是全球性的。
然而，全球化相互依赖的问题是，这种最大的市场价值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当前的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生产的跨国流动，而人力不可能伴随着这些要素而流动，于是就产生了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一国内部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将受到外来竞争的威胁，由于外来产业冲击或者本国产业外移，就将造成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而失业就会直接在政治上产生反映，尤其是在选票决定政治的西方民主体制当中，失业的工人往往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2007年3月，美国国家委员会东亚事务主管韦德宁在会见笔者的访问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工作岗位的问题。”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福特、通用汽车等美国传统的制造业领袖企业正在接二连三地关闭其本土的工厂，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岗位。这个经济问题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集中反映在美国国会当中。国会议员的选举是地方性的，一个众议员的选区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口，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哪怕几百个工人的失业都会成为议员首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对话实际并不是中美两方的对话，而是中国、布什政府与国会三方面的博弈。中美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而国会的地方性特点自然会带来贸易问题的政治化。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学家盖保德认为，中美经贸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中美经贸当中有些数据误导了美国公众，国会炒作的人民币汇率、反补贴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应该警惕，不要做蠢事。布鲁金斯学会的贝德和卜睿哲等美国学者也认为，面对国会的压力，在经贸问题上中国不应该做过多的让步，因为让步反而证明对中国施压是有效果的。
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在此次对话前夕，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中美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妥善处理双方经贸合作中的问题，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繁荣发挥积极作用。”布什也表示愿意通过高层对话解决有关问题。因此，从大局着眼，对话、合作和相互妥协依然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流。
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呼吁避免贸易问题的政治化。事实上，当前中美经贸领域问题不断，但一个结构化的关系，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已经成型。
大周期、小周期
中美关系历来有“大周期、小周期”之说。所谓“大周期”就是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伴随着政党轮替、白宫换新人，中美关系就要进入一个低谷，而到新人变成旧人，中美关系都能达到一个高峰。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上台都毫无例外地印证了这一条。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花落谁家还很难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现任总统和副总统都不参加竞选，上任的必将是一位全新的总统。因此，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来迎接下一轮“大周期”效应的发作。
所谓“小周期”，就是每年上半年由于美国国会要审议政府的预算，各种涉华的报告纷纷出台，反华势力甚嚣尘上，中美关系总会遇到些麻烦，而到了下半年则基本趋于平静。根据美国的宪法，国会掌握着政府的“钱袋子”，各部门的预算，大到航空母舰、小到抽水马桶的垫圈，都要在国会进行一番审查。每当这个时候，同中国有点关系的形形色色利益集团都要跳出来表现一下。国防部和军工利益集团需要制造一些“中国威胁论”，以便争取到更多的军费和装备拨款来生产武器；人权组织和“民运分子”也要嚷嚷一下，免得被人遗忘。
最近几个月在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基本上都是“小周期”效应的结果。同过去几年相比，2007年“小周期”的嘈杂声比较大一些，原因是过去几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由于国会和白宫都是共和党人，所以国会比较“乖”，基本上唯白宫马首是瞻。但2006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因丑闻和伊拉克战争丢掉了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春风得意的民主党人正雄心勃勃地要跟布什政府过不去。而且，民主党得陇望蜀，面向2008年大选的竞争也已经鸣锣开场，这也让2007年的“小周期”叠上了“大周期”的阴影。于是，一直以来围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各种斗争异常激烈。
结构性相互依赖
过去30年的中美关系用“风风雨雨”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按照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说法：“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复杂的”。由于中美两家都是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美国的霸权稳定以及反恐等重大外交政策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此合作日益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合作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要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后又进一步提出让中美成为“全球利益攸关方”。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中美不仅要成为利益攸关方，而且要成为建设性合作者。”当然，从利益攸关方到建设性合作者，这其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距。由于差异性的存在，中美之间总会出现合作与冲突、共识与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
经贸问题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的“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共赢的游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美的产业与贸易结构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双方在互通有无的经贸往来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双边经贸保持了年均31%的高速增长。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全球化分工结构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会为双边经贸联系的中断付出代价。例如，2005年7月实施汇改之后，由于人民币升值，2006年12月美国的节日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上涨了5%，玩具的价格上涨了10%。而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则意味着2007年的外贸出口增幅可能下降15%，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工作的数百万农民工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这些企业很多都是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外资企业，中国外贸的下滑又将对这些外来资本造成严重的冲击。此外，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很多零部件和原料都来自东南亚国家，中国对美出口的下滑又将造成东南亚很多国家对华出口的下降。因此，中美经贸是一条全球化的价值链条。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台笔记本电脑，CPU来自美国、硬盘来自日本、主板来自台湾、显示屏来自韩国，集中到深圳组装之后贴上美国公司的品牌销售到美国。这台电脑虽然贴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其中的价值分配却是全球性的。
然而，全球化相互依赖的问题是，这种最大的市场价值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当前的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生产的跨国流动，而人力不可能伴随着这些要素而流动，于是就产生了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一国内部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将受到外来竞争的威胁，由于外来产业冲击或者本国产业外移，就将造成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而失业就会直接在政治上产生反映，尤其是在选票决定政治的西方民主体制当中，失业的工人往往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2007年3月，美国国家委员会东亚事务主管韦德宁在会见笔者的访问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工作岗位的问题。”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福特、通用汽车等美国传统的制造业领袖企业正在接二连三地关闭其本土的工厂，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岗位。这个经济问题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集中反映在美国国会当中。国会议员的选举是地方性的，一个众议员的选区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口，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哪怕几百个工人的失业都会成为议员首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对话实际并不是中美两方的对话，而是中国、布什政府与国会三方面的博弈。中美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而国会的地方性特点自然会带来贸易问题的政治化。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学家盖保德认为，中美经贸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中美经贸当中有些数据误导了美国公众，国会炒作的人民币汇率、反补贴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应该警惕，不要做蠢事。布鲁金斯学会的贝德和卜睿哲等美国学者也认为，面对国会的压力，在经贸问题上中国不应该做过多的让步，因为让步反而证明对中国施压是有效果的。
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在此次对话前夕，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中美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妥善处理双方经贸合作中的问题，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繁荣发挥积极作用。”布什也表示愿意通过高层对话解决有关问题。因此，从大局着眼，对话、合作和相互妥协依然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