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已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但仍未享受到产业工人应有的待遇,在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双缺”的情况下,体制和政策障碍、社会权力资源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素质障碍、组织行动障碍、社会声望与地位障碍使得他们的向上流动比较困难。
　　缺乏资源(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面临着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局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化的地位,其基本权益往往易受到侵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自然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先赋性因素先天缺失,后致性因素后天流失,处于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难获得通畅的上升渠道。
　　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十二连跳”也许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恰恰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老一代农民工是与自己家乡的人比,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对象是城里的新生代,这无不讓他们产生愤懑。代际贫困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而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就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果仍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将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