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玛格丽特·马利特　著　郭建淮　徐家玲　编译 全文查看链接 　　对本学科资源分配问题的关注和全国委员会对信息流通的关注促进了全英拜占庭研究的发展。牛津的拜占庭研究协会比其他大学更多地聚拢了拜占庭研究者。伦敦一个图书馆资源共享协会的建立，使得参与协作的全国学者都能共同享用它的图书资源。马丁·哈里森将罗马的哈德良长城考古分部转变为拜占庭考古学研究中心。罗宾·科麦克在阔陶尔德学院继承了布克索尔的席位，并在其本科艺术史教学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繁荣的研究生学院。继伯明翰之后，伦敦和贝尔法斯特设立了拜占庭研究硕士学位，牛津大学也有了硕士学生。 拜占庭研究被列入了爱丁堡、圣安德鲁斯、曼彻斯特、剑桥、沃里克和苏塞克斯的课程。 全文查看链接 　　拜占庭研究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对大学以外机构的开放程度。本学科开创伊始，柏立的同代人多尔顿（Dalton）就在大英博物馆建立了拜占庭研究中心，后来，巴克顿（Buckton）使其发扬光大。二战结束后，贝克维斯为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学院做出了同样贡献。彼得·米哥是在海外的英国学校中对于拜占庭研究颇有建树的人物。他在担任BSA主任期间对塞浦路斯古代史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指导了作为拜占庭遗产守护人的东地中海各国的考古事业。一些学者型的图书馆管理员、博物馆管理员和文物管理员的出现，都与本世纪拜占庭研究学科的成功密切相关。迈克尔·安高尔德（Michael Angold）的任职陈述显示，本学科有不断职业化的趋势：但笔者以为，在从吉本到任西曼的整个时期，一个人不必拥有任何学衔也可以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一些律师和商人银行家仍然设法在主要拜占庭期刊发表文章—或在拜占庭研究促进会及其相关机构担任职务。斯蒂文·任西曼无疑是拜占庭研究中绅士学者的典范。 但是，由于本学科是在一种寒冷的学术气候中开花结果的，踊跃著书立说的私人学者大多是退休的荣誉教授、退休的任职者、自由教师和自由研究者。所以，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博物馆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牧师和私人学者是本学科第一个世纪的主力。 全文查看链接 　　中世纪史学者拥有很好的包容记录。卡拉玛祖，里兹国际会议，巴克奈尔集团和其他中世纪题材的著作都包括拜占庭。《剑桥中世纪史》的三个版本也彰显了拜占庭在中世纪历史上的地位。20世纪10、20年代的第一版《剑桥中世纪史》和现在的《新剑桥中世纪史》都尽可能地收进了东方和西方的内容，奠定了20世纪60年代那一版的框架。当时，第四卷的修订版将拜占庭历史集中于第一部分，将更笼统的文化史放在第二部分。 全文查看链接 　　对于上述评价的证据表现在这一时期英国学者在考古学和艺术史史料方面的卓越贡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从未忽略史学记载，艺术史学家也总是以史学家，而不是以鉴赏家的身份出现。重大考古学成就是建立在建筑学研究和考古发掘之基础上的，20世纪最后25年进行的研究，现已经产生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在希腊、土耳其和圣地的活动尤其说明英国考古学的主导地位。它与英国考古学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釉陶材料分析、古币学、铭文学、水利学、电脑绘图以及测量都显示了拜占庭考古学的优势和灵活性。虽然多尔顿、贝克维斯和塔尔伯特·瑞斯开创了英国的艺术史研究，但是艺术史只在布克索尔，特别是罗宾·科麦克领导的阔陶尔德学院有其稳定的学术地位。科麦克打破常规的教学方式使他的那些天才学生硕果累累，他们基础理论运用娴熟，在手稿绘画、圣象、色彩分析、性学研究、艺术与修辞的结合、殖民地艺术方面拓宽了学科的边界，为我们了解拜占庭社会作出了贡献。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