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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的云南昆明肯定是一个白色恐怖的世界，作为社会学者的费孝通在那一年里，一口气写下了八篇小短文，这些文字最初应该都是发表在报纸上以换取一点可怜的稿费并用来养家糊口的。后来关注这些文字的人多了，费先生干脆结集出版，总题目叫《民主·宪法·人权》，又请他的亦师亦友的同仁潘光旦先生写了一个序言，书便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大概在今日古旧书店里也不大容易找得到了，最近去拜见费先生的家人，获赠此书的最新一版，仍旧是由生活书店的继承者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薄薄的一册加上淡绿色的精装，着实让人生有一种轻松雅致之感，但书名又绝非那般轻松，更非打发闲余时间的那些应景文字所能比拟。在此书发行之后，经过了差不多七十年光景的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人们似乎依旧还在这个主题上打着笔墨官司，也吸引着很多人的眼球，据说在现在的哈佛大学，最能吸引人的一门课程，就是社会公正问题，看来这个与费先生七十年前所关心的问题有近似性的论题，都属于同一类的关乎人的最终福祉的话题，不能不使每个人都伸一下头，也不能不去关注一下。但禁止的声音也是有的，不时的对于这类讨论的禁令也是时常会出现在学术界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而有耐心去听这些费先生所称谓“书呆子们”去讲那些有时可能连自己都讲不清楚、糊里糊涂的民主、人权什么的，空洞的道理不让人生出厌烦之心，进而毫不客气地去对此乱象加以禁止，那才是最为奇怪的呢？
去看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科书就能够清楚这一点。潘公很欣赏费先生的这八篇文章，说这是真正可以作为大、中、小学生的公民读本来阅读的。相比那些有似前清朝《圣谕广训》的公民教材而言，这些活泼的文字，没有一点要去教训人的口吻，反倒是正反双方都出现在了文字叙述之中，各自说出各自的道理，而各位看官们只管择其善者而从之，这里既有大学教授，又有专业的法律从业者，甚至还有不大明白事的但又极喜欢发问的小孩子，有费先生的太太、哥哥、表妹以及过往的朋友，他们都代表了某一种的社会见解，通过偶遇的场景以拉家常的方式去讨论那个时期最让人焦虑不安的问题，这问题的核心如果翻译成为今天人们更容易理解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安全感问题。
一个人可以不用敲门就能进入另一人家的屋子里吗？敲了门，主人不许可进入，此人能擅自进入吗？当然，七十年前的人和七十年后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可以！”但费先生的表妹敲门进来了，却告知她的表哥一个不幸的消息，那时的上海实行了一种警察的统治，即所谓的“警管制”，警察他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进入到某个私人的住宅，他们似乎比德国的威廉第二这位皇帝还要风光，他在进入到俾斯麦的房门时遭到了拒绝，而这些上海的警察却是可以毫不受任何限制而可以随意进入的。尽管可以争辩说，这是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管制政策，但却不能不让在德国留过学的费先生的二哥大为不安，因为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了德国的警察国家（Polizeistaat）。并还认为，上海这样的做法相比德国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希特勒是以有限敌人的特务代替了面对全体人民的警察，而那时候的上海，则是二者全都用上了，人民成了他们的敌人和随时可以征服的奴隶。
由此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结果就是，在那时，一个人可以无端地就被警察所拘捕，理由无非是某某是“共党分子”，法律的程序似乎也会走上一遭，但那里的律师职业的商业化的现状，又有谁敢为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去做真正的法律辩护呢？除非你是不想在这个行当里再混下去了。费先生在其文中还真举出了一位他的朋友胡先生，这位胡先生在初入上海的律师行之时，还是满怀着追求公平正义的现代法律精神的，专门出庭为这类案件做辩护。一案件中控方花钱雇用来的证人坚持说见到被告经常与另外两名被告一起开会，结果此胡律师用自己所学，通过画出开会地点位置的方法，揭穿了证人和巡捕房之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这种虚假性的揭穿也只使得三人中的一人被释放，其他的两个还是无理由地被扣押。或许也有理由，理由就是案件尚有疑点之类，开释一个被告已经是法官的良心发现，开了大恩了。但这官司还没有完，胡律师的职业生涯却到了头，各种来头的压力和恐吓，使得这位心高气傲的律师不得已只好卷起铺盖卷走人，离开了上海的律师行。
费先生是专门研究过英国大宪章的，他从中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宪章的保护之下，是否收税，收多少税，以及收上来的税金用在哪里，那都完全是要由国会来决定的，不能是某一个人一拍脑壳，最多像现在的某些收税形式那样，找出几个暗地里雇用来的听客，搞个什么名不副实极具表演性的听证会，结果报出来是百分之百的赞同，然后就不加分说地开始执行，也不管执行的效果如何，先收了钱再说。但结果显然是我们被莫名其妙地收了税，至于那些收上来的钱究竟是怎么花费，那就更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应该去过问的，结果权力由此而无限度地得以扩张，就像一只老虎跑出了铁笼子，想去遏制，不以暴易暴，即费先生所说的在权力之上再加上一种更强力的权力，那是不能真正地解决的，权力的这只老虎是回不到笼中去的。但显然这是一种最劳民伤财还让普通人头破血流的革命，非到迫不得已之时是不会有人愿意去使用的。
除了暴力之外，使得权力这只猛虎回到笼子里去的途径也是有许多的。也许最为核心的莫过于交还权力到人民的手中，通过人们真正自愿投票选举而选出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才可能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此来保障人们的权益不会受到真正的侵害，如果真的受到侵害，那这些选举出来的代言人就在下次的选举中失去了选票，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去，不再有人信任他们了。
总之，可以这样说，是否有一种人造的制度，它可以使得四处游荡的猛虎适时地回归到它应该待的笼子里去，这是去除了皇权的现代国家最需要去考虑的。费先生的表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自觉，并形成全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同意但不一定所有人都完全赞同的共识，以此为基础去构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由此来把一些散漫的游离于社会控制之外的特殊权力锁入笼中，使其在法律之下行使一定的由契约约定好的那份权力，使任意支配的主奴关系逐渐地转变为行使有限权力的契约关系，这可能并非要有赖于政法学者的空谈，而是要有真正人人自觉的社会行动或实践以及全身心的参与，即自己的事情由自己去把握。
这正像费先生留学英伦驻足停留过的伦敦海德公园那一角一样，人们各自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无人喝彩者，自然得不到大多数的民意，隐身告退便是最后的结局。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社会中还会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层出不穷，而一个好的政府，就是在有耐心地倾听这些不同的意见声中逐渐地成长起来的。
（《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费孝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三年版）
薄薄的一册加上淡绿色的精装，着实让人生有一种轻松雅致之感，但书名又绝非那般轻松，更非打发闲余时间的那些应景文字所能比拟。在此书发行之后，经过了差不多七十年光景的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人们似乎依旧还在这个主题上打着笔墨官司，也吸引着很多人的眼球，据说在现在的哈佛大学，最能吸引人的一门课程，就是社会公正问题，看来这个与费先生七十年前所关心的问题有近似性的论题，都属于同一类的关乎人的最终福祉的话题，不能不使每个人都伸一下头，也不能不去关注一下。但禁止的声音也是有的，不时的对于这类讨论的禁令也是时常会出现在学术界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而有耐心去听这些费先生所称谓“书呆子们”去讲那些有时可能连自己都讲不清楚、糊里糊涂的民主、人权什么的，空洞的道理不让人生出厌烦之心，进而毫不客气地去对此乱象加以禁止，那才是最为奇怪的呢？
去看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科书就能够清楚这一点。潘公很欣赏费先生的这八篇文章，说这是真正可以作为大、中、小学生的公民读本来阅读的。相比那些有似前清朝《圣谕广训》的公民教材而言，这些活泼的文字，没有一点要去教训人的口吻，反倒是正反双方都出现在了文字叙述之中，各自说出各自的道理，而各位看官们只管择其善者而从之，这里既有大学教授，又有专业的法律从业者，甚至还有不大明白事的但又极喜欢发问的小孩子，有费先生的太太、哥哥、表妹以及过往的朋友，他们都代表了某一种的社会见解，通过偶遇的场景以拉家常的方式去讨论那个时期最让人焦虑不安的问题，这问题的核心如果翻译成为今天人们更容易理解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安全感问题。
一个人可以不用敲门就能进入另一人家的屋子里吗？敲了门，主人不许可进入，此人能擅自进入吗？当然，七十年前的人和七十年后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可以！”但费先生的表妹敲门进来了，却告知她的表哥一个不幸的消息，那时的上海实行了一种警察的统治，即所谓的“警管制”，警察他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进入到某个私人的住宅，他们似乎比德国的威廉第二这位皇帝还要风光，他在进入到俾斯麦的房门时遭到了拒绝，而这些上海的警察却是可以毫不受任何限制而可以随意进入的。尽管可以争辩说，这是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管制政策，但却不能不让在德国留过学的费先生的二哥大为不安，因为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了德国的警察国家（Polizeistaat）。并还认为，上海这样的做法相比德国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希特勒是以有限敌人的特务代替了面对全体人民的警察，而那时候的上海，则是二者全都用上了，人民成了他们的敌人和随时可以征服的奴隶。
由此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结果就是，在那时，一个人可以无端地就被警察所拘捕，理由无非是某某是“共党分子”，法律的程序似乎也会走上一遭，但那里的律师职业的商业化的现状，又有谁敢为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去做真正的法律辩护呢？除非你是不想在这个行当里再混下去了。费先生在其文中还真举出了一位他的朋友胡先生，这位胡先生在初入上海的律师行之时，还是满怀着追求公平正义的现代法律精神的，专门出庭为这类案件做辩护。一案件中控方花钱雇用来的证人坚持说见到被告经常与另外两名被告一起开会，结果此胡律师用自己所学，通过画出开会地点位置的方法，揭穿了证人和巡捕房之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这种虚假性的揭穿也只使得三人中的一人被释放，其他的两个还是无理由地被扣押。或许也有理由，理由就是案件尚有疑点之类，开释一个被告已经是法官的良心发现，开了大恩了。但这官司还没有完，胡律师的职业生涯却到了头，各种来头的压力和恐吓，使得这位心高气傲的律师不得已只好卷起铺盖卷走人，离开了上海的律师行。
费先生是专门研究过英国大宪章的，他从中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宪章的保护之下，是否收税，收多少税，以及收上来的税金用在哪里，那都完全是要由国会来决定的，不能是某一个人一拍脑壳，最多像现在的某些收税形式那样，找出几个暗地里雇用来的听客，搞个什么名不副实极具表演性的听证会，结果报出来是百分之百的赞同，然后就不加分说地开始执行，也不管执行的效果如何，先收了钱再说。但结果显然是我们被莫名其妙地收了税，至于那些收上来的钱究竟是怎么花费，那就更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应该去过问的，结果权力由此而无限度地得以扩张，就像一只老虎跑出了铁笼子，想去遏制，不以暴易暴，即费先生所说的在权力之上再加上一种更强力的权力，那是不能真正地解决的，权力的这只老虎是回不到笼中去的。但显然这是一种最劳民伤财还让普通人头破血流的革命，非到迫不得已之时是不会有人愿意去使用的。
除了暴力之外，使得权力这只猛虎回到笼子里去的途径也是有许多的。也许最为核心的莫过于交还权力到人民的手中，通过人们真正自愿投票选举而选出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才可能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并以此来保障人们的权益不会受到真正的侵害，如果真的受到侵害，那这些选举出来的代言人就在下次的选举中失去了选票，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去，不再有人信任他们了。
总之，可以这样说，是否有一种人造的制度，它可以使得四处游荡的猛虎适时地回归到它应该待的笼子里去，这是去除了皇权的现代国家最需要去考虑的。费先生的表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自觉，并形成全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同意但不一定所有人都完全赞同的共识，以此为基础去构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由此来把一些散漫的游离于社会控制之外的特殊权力锁入笼中，使其在法律之下行使一定的由契约约定好的那份权力，使任意支配的主奴关系逐渐地转变为行使有限权力的契约关系，这可能并非要有赖于政法学者的空谈，而是要有真正人人自觉的社会行动或实践以及全身心的参与，即自己的事情由自己去把握。
这正像费先生留学英伦驻足停留过的伦敦海德公园那一角一样，人们各自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无人喝彩者，自然得不到大多数的民意，隐身告退便是最后的结局。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社会中还会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层出不穷，而一个好的政府，就是在有耐心地倾听这些不同的意见声中逐渐地成长起来的。
（《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费孝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