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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世行员工看来，林毅夫不擅长西方人的玩笑与幽默，但其沉着淡定、温文尔雅却是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共同印象。也许这种君子之风更代表了他在这一国际化机构里所展现出的中国文化特质。
“一朝为军，终身为军”。5月31日，林毅夫在世行博客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句铭言。
从2008年6月到2012年6月，林毅夫——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为世界银行和全球发展经济学留下了“林氏”足印。
在世行期间，林毅夫的首要职责是作为行长佐利克的首席经济顾问，为其提供有关世界经济形势判断，以及世界银行各个主要议题的报告。同时，林毅夫还主管发展经济学领域，管理大量一流经济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决策者提供建议。
关注林毅夫的人不难发现，在世界银行的4年，他的经历与几个关键词密不可分：减贫、发展、新结构经济学、非洲以及中国。
“零贫困”梦想
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主楼大厅的显著位置，铭写着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名言：“我们的梦想是使世界免于贫困。”
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和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也把“减贫”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
尽管有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但与前任们不同的是，林毅夫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且是来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注定了他的经历和视角与西方视域下的经济学家不同。
在2010年春的一次专访中，《环球》杂志记者问林毅夫在世行工作的感受，他回答说，以往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和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则要在世界的范围看世界与中国，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在世行期间，林毅夫力推的一个减贫思路是，把中国的减贫经验用于当前世界贫困率最高的非洲。
2008年6月9日，林毅夫上任之初，世行就发布了《中国扶贫领域的经验可供非洲借鉴》专题研讨文章。而他上任后的首次实地考察地点就是非洲，其中一项议程为考察埃塞俄比亚的农业项目。
2012年3月，林毅夫在世行任职期间最后一次访问非洲。在非洲逗留期间，他考察了东部产业园区，发布了涉及埃塞俄比亚、中国、坦桑尼亚、越南、赞比亚等五国的一本关于非洲轻工制造业的研究报告。
世行驻埃塞俄比亚国家局长陈广哲说：“这个报告内容新鲜，因为它为非洲的工业化提出了简单而切实可行的方式，这种有利于企业的务实主义对于非洲大陆是很有吸引力的。在埃塞俄比亚，我们认为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对于其努力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关键意义，也符合政府目前的增长与转型计划。”
林毅夫说：“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努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创造生产性就业之际，轻工制造业可以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他强调，对于非洲来说，要保持经济的强劲表现就需要转型，从农业向轻工制造业等领域转型。林毅夫认为，这一思想是他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留下的“遗产”的核心。
林氏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在世行的4年，不仅把自己理解的发展思想用于世界范围的实践，同时也在努力寻求理论的支撑与突破。在这方面，他的主要业绩体现在其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当中。
今年３月６日，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了新书推介会。他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掀起了关于发展思考的第三次浪潮。前两次浪潮，一次是二战后，世界关于发展的思考主要集中于，市场失灵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政策。第二次浪潮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引导的关注政府失灵，以及在华盛顿共识下的政策，即快速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方式。
而林毅夫所提倡的第三次发展思潮是，在支持结构与比较优势变化推动下，反思结构变化。
对于林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评论称，全球金融危机后应当是令经济学家兴奋的时代，这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因为危机显著暴露了迄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范式的缺陷。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德说：“林毅夫希望使结构主义者经济学再受到尊敬，打算把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结合。对此，我深表赞赏。”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也引起了争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IMF前第一副总裁安妮?克鲁格认为，林氏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无太大新意，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仍需要得到论证和更深入阐释。
回应专家的评论，林毅夫说：“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看法有异，但大家有一个共通之处：需要重新点燃对发展药方的讨论。”
林毅夫4年来的助手、发展经济学副行长办公室高级媒体官梅丽尔?塔克尔?普里姆达尔的评论，也许更能代表林的经济学思想在世行的境况。“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世行不是主流，但经过理智的坚持（intellectualpersistence），结构经济学再度成为一个值得一流发展专家探讨的话题。”
今年5月31日，在世行网站，林毅夫写下“我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家的最后一篇博文”。他说：“我想表达的是我在世行这些年始终贯彻的理念，即‘要务实’。”
这一观点与前任世行行长佐利克不谋而合。佐利克曾多次强调，“我们需要务实。”他说，大学里教授的理论和模型整体上假设一个“最优世界”（first-bestworld），但在现实世界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扭曲、坎坷、障碍，这使得这些国家远远不能处于“最优世界”。
林毅夫说，减贫依然是一大挑战，而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令人满意。他希望自己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及在减贫努力方面的实践，能够得到更多的讨论。
唱多中国
出于世行员工“国际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林毅夫在世行期间非常注意淡化自己的中国标签。但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怀疑论”等“唱衰中国”之论泛起时，林毅夫始终坚持“唱多中国”。
2011年春，在中国驻美使馆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时任IMF总裁特别顾问的朱民谈起世界经济形势，提到最近许多经济学家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2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时，林毅夫面带微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这个判断应该最早是我提出的。”他接着说：“我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就已经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1年，林毅夫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的新著《解密中国经济》。在介绍这本书时，林毅夫说，尽管面对欧元区危机和世界需求萎缩的逆风，中国依然能够继续其强有力的增长。
在2011年春的一次专访中，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只要政策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说，他对中国一直持乐观态度，中国很有可能能够在未来20年里保持约8%的年增长速度。
另外，关于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的责任够不够，林毅夫则明确表示，中国一直都在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责任要量力而为。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需要更好的沟通。
今年5月下旬，在即将返回北京前夕，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与IMF中国员工协会特别为他安排了欢送会。其间，有人问他，4年任期是不是太长了？林毅夫回答说，“也许是金融危机的影响，我非常忙，所以感觉这4年过得非常快。”
在一些世行员工看来，林毅夫不擅长西方人的玩笑与幽默，但其沉着淡定、温文尔雅却是许多在华盛顿与其打过交道的人的共同印象。也许这种君子之风更代表了他在这一国际化机构里所展现出的中国文化特质。
“一朝为军，终身为军”。5月31日，林毅夫在世行博客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句铭言。
从2008年6月到2012年6月，林毅夫——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为世界银行和全球发展经济学留下了“林氏”足印。
在世行期间，林毅夫的首要职责是作为行长佐利克的首席经济顾问，为其提供有关世界经济形势判断，以及世界银行各个主要议题的报告。同时，林毅夫还主管发展经济学领域，管理大量一流经济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决策者提供建议。
关注林毅夫的人不难发现，在世界银行的4年，他的经历与几个关键词密不可分：减贫、发展、新结构经济学、非洲以及中国。
“零贫困”梦想
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主楼大厅的显著位置，铭写着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名言：“我们的梦想是使世界免于贫困。”
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和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也把“减贫”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
尽管有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但与前任们不同的是，林毅夫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且是来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注定了他的经历和视角与西方视域下的经济学家不同。
在2010年春的一次专访中，《环球》杂志记者问林毅夫在世行工作的感受，他回答说，以往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和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则要在世界的范围看世界与中国，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在世行期间，林毅夫力推的一个减贫思路是，把中国的减贫经验用于当前世界贫困率最高的非洲。
2008年6月9日，林毅夫上任之初，世行就发布了《中国扶贫领域的经验可供非洲借鉴》专题研讨文章。而他上任后的首次实地考察地点就是非洲，其中一项议程为考察埃塞俄比亚的农业项目。
2012年3月，林毅夫在世行任职期间最后一次访问非洲。在非洲逗留期间，他考察了东部产业园区，发布了涉及埃塞俄比亚、中国、坦桑尼亚、越南、赞比亚等五国的一本关于非洲轻工制造业的研究报告。
世行驻埃塞俄比亚国家局长陈广哲说：“这个报告内容新鲜，因为它为非洲的工业化提出了简单而切实可行的方式，这种有利于企业的务实主义对于非洲大陆是很有吸引力的。在埃塞俄比亚，我们认为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对于其努力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关键意义，也符合政府目前的增长与转型计划。”
林毅夫说：“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努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创造生产性就业之际，轻工制造业可以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他强调，对于非洲来说，要保持经济的强劲表现就需要转型，从农业向轻工制造业等领域转型。林毅夫认为，这一思想是他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所留下的“遗产”的核心。
林氏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在世行的4年，不仅把自己理解的发展思想用于世界范围的实践，同时也在努力寻求理论的支撑与突破。在这方面，他的主要业绩体现在其新著《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当中。
今年３月６日，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了新书推介会。他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掀起了关于发展思考的第三次浪潮。前两次浪潮，一次是二战后，世界关于发展的思考主要集中于，市场失灵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政策。第二次浪潮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引导的关注政府失灵，以及在华盛顿共识下的政策，即快速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方式。
而林毅夫所提倡的第三次发展思潮是，在支持结构与比较优势变化推动下，反思结构变化。
对于林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评论称，全球金融危机后应当是令经济学家兴奋的时代，这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因为危机显著暴露了迄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范式的缺陷。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德说：“林毅夫希望使结构主义者经济学再受到尊敬，打算把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结合。对此，我深表赞赏。”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也引起了争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IMF前第一副总裁安妮?克鲁格认为，林氏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无太大新意，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仍需要得到论证和更深入阐释。
回应专家的评论，林毅夫说：“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看法有异，但大家有一个共通之处：需要重新点燃对发展药方的讨论。”
林毅夫4年来的助手、发展经济学副行长办公室高级媒体官梅丽尔?塔克尔?普里姆达尔的评论，也许更能代表林的经济学思想在世行的境况。“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世行不是主流，但经过理智的坚持（intellectualpersistence），结构经济学再度成为一个值得一流发展专家探讨的话题。”
今年5月31日，在世行网站，林毅夫写下“我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家的最后一篇博文”。他说：“我想表达的是我在世行这些年始终贯彻的理念，即‘要务实’。”
这一观点与前任世行行长佐利克不谋而合。佐利克曾多次强调，“我们需要务实。”他说，大学里教授的理论和模型整体上假设一个“最优世界”（first-bestworld），但在现实世界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扭曲、坎坷、障碍，这使得这些国家远远不能处于“最优世界”。
林毅夫说，减贫依然是一大挑战，而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令人满意。他希望自己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及在减贫努力方面的实践，能够得到更多的讨论。
唱多中国
出于世行员工“国际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林毅夫在世行期间非常注意淡化自己的中国标签。但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怀疑论”等“唱衰中国”之论泛起时，林毅夫始终坚持“唱多中国”。
2011年春，在中国驻美使馆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时任IMF总裁特别顾问的朱民谈起世界经济形势，提到最近许多经济学家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2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时，林毅夫面带微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这个判断应该最早是我提出的。”他接着说：“我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就已经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1年，林毅夫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的新著《解密中国经济》。在介绍这本书时，林毅夫说，尽管面对欧元区危机和世界需求萎缩的逆风，中国依然能够继续其强有力的增长。
在2011年春的一次专访中，他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只要政策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说，他对中国一直持乐观态度，中国很有可能能够在未来20年里保持约8%的年增长速度。
另外，关于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的责任够不够，林毅夫则明确表示，中国一直都在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责任要量力而为。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需要更好的沟通。
今年5月下旬，在即将返回北京前夕，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与IMF中国员工协会特别为他安排了欢送会。其间，有人问他，4年任期是不是太长了？林毅夫回答说，“也许是金融危机的影响，我非常忙，所以感觉这4年过得非常快。”
在一些世行员工看来，林毅夫不擅长西方人的玩笑与幽默，但其沉着淡定、温文尔雅却是许多在华盛顿与其打过交道的人的共同印象。也许这种君子之风更代表了他在这一国际化机构里所展现出的中国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