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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高铁上，叶青累得睡着了。
这是2012年的12月6日，他从郑州返回武汉。这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微博刚刚被两大门户网站评为这一年的“十大政府公职人员微博”之一。
这一年也是叶青以一人之力践行“叶氏车改”的第十个年头。10年来，他主动放弃公车，连续9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上书建议“公车改革”。
如今的叶青或许就要等到最后的胜利。这一年的3月22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叶青身上有着学者与官员的双重气质，他希望以自己的践行带动中国变革。他被网民称为“最具个性的官员”，而他的10年，也被被媒体誉为“一个人的车改10年”
后人会记住“叶氏车改”
回到武汉的第二天早上，叶青骑上自行车从统计局蹬了4公里来到省志办参加咸宁市志的修改会。在他湖北统计局7楼的办公室里，总会放着这辆折叠自行车。他提出官员出行的“3、5、10”标准——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自行车，10公里开车——而他也一直如此。
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大学里，外表温和的叶青一向特立独行。在担任统计局副局长之前，叶青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90年代初期别人下海经商，他却坚持留校。他甚至为了体验刚刚进入国内的AA制，曾让太太在家里跟着试行了3年，“结果变得关系非常紧张”。
1993年开始，叶青在大学里研究中国财政制度演变，其中的方向之一就是“公车改革”。也正是那一年，中国的公车浪费现象开始暴露，广东率先车改。2003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
在叶青持续关注车改5年后，大庆市拉开了中国第一次公车改革的大幕，“当时大庆市纪委总结出了著名的‘3个三分之一’，公车领导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三分之一”。
这次改革遭遇了重重阻力，首先遭到很多官员的反对。在1998年的时候，私家车还并不普及，爱车的叶青也是在2001年才买了一辆夏利——这甚至成了大学里的新鲜事。大庆的试验不但没能在全国普及，大庆自身的车改也退回到改革之前。
还在大学时，叶青就开始动用所有的渠道呼吁公车改革。他提出“公车改革是中国十大财政改革之一”，后来他还放下狠话，“如果哪天我做了官员，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公车改革。”
2001年，他还只是大学教授，就通过民主党派的渠道，提交了一份建议——《抓住机构改革的机遇推动公车改革》。后来，这份建议分别得到了民进中央、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批示。
那时候的叶青却时常感到无力，“你本来就没有公车，谈车改有什么意义？”
叶青并不拒绝入仕。2002年，他被任命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只是为官10年，学者身上的理想主义仍然挥之不去，“我必须把这个位置坐好，让别人看到党外干部是怎么干的，话是怎么说的。”
到湖北省统计局当副局长的第一天，他真的“炒掉”专职司机，向领导要求进行一个人的公车改革：“自开私车”、“市内补助500元/月（后来因为油价上涨涨到1000元）”、“出差（出本市）实报实销”。
叶青喜欢历史，这让他决定做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官员，“在历史上，一个人要让后人记住你，一定要有改革的勇气去做这些事。后人不会记住你官多大，而只会记住你做了多大的事。所以很多年后，或许有人会记住曾经有一个‘叶氏车改’。”
“做比写更重要”
从省志办回到统计局这个下午，叶青的办公室里来了几个大学生和一位记者，前者来求助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规划，后者则想采访他关于湖北区域经济的观点。
在武汉，有着学者身份的叶青是最受媒体和学生们欢迎的官员。他关注的领域涉及区域经济、公车改革、中部崛起、微博问政等多个领域，而他更是以敢言著称。
叶青说自己想做个“言官”，而非“权官”，他觉得“说这些如果可以推动中国的改革，比自己做多大的官要重要得多”。
每年两会，他都会提出十几条建议——因为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他曾呼吁降低农民税负，没想到后来总理温家宝也提出要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随后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农业税。当选人大代表的第二年，他就开始提交关于“公车改革”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在媒体上配合发表文章：《为什么非得车改——关于加快公车改革的建议》、《我的车改经历》、《车改：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006年3月“两会”期间，连续两年铩羽而归的叶青创建了博客，希望通过网络引起更大的反响。后来，他发表了近百篇有关车改的文章，又成了湖北最早接触微博的官员。
每一个人都希望改革，但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那块蛋糕被革掉。叶青知道，不少官员以各种理由反对他的“车改”，他觉得，“拒绝车改的理由有千万个，但必须进行车改的理由只有一个——节约。”按照叶青的计算，他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每年就可以为政府省下8万元。
同事们虽然没有人公开反对，但也会私下议论。十年里，只有一位同事决定追随叶青。但不久前这位同事退了休，“叶氏车改”的队伍又只剩下叶青一个人。
有记者问叶青，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他说，他不在乎有多少官员跟着他一起做，而在乎让决策层知道，公车是可以改革的。更重要的是，网络的作用让更多的人开始发现，在体制内居然还有个不要车的官员。提及叶青，统计局的一位司机也感慨，“现在这样的官员太少了。”
副厅长的身份，被叶青当成一个推动公车改革甚至财政改革的平台。“用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建议，用官员的身份做示范。”叶青觉得 “做比写更重要”，“践行公车改革十年的影响力，相当于写了100篇呼吁车改的文章。” 2007年开始，“叶氏车改”的“马太效应”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记者找到叶青，他被评为“最有资格谈公车改革的人”。叶青开始忙碌，有时候每天要接3个记者的电话，而讲座也变成了每周一次。
为了推广叶氏车改，叶青都不拒绝。他总结自己是“3加2”：不拒绝采访、不拒绝约稿、不拒绝讲座，加一个博客、一个微博——“就像洒下创新的种子。”
“公车改革”之曙光
10年里，叶青最高兴的是，看到“公车改革从一个边缘化的话题变成了中心热点，甚至成为了“改革新阶段的标志”。
从2009年5月开始，杭州大面积推广“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成为了中国公车改革中级别最高的城市。2011年，叶青曾专门去过一次杭州，那年杭州车改已经节约了公务交通费用3400万。当地一名负责人握着叶青的手说：“终于见到你了。”
也正是那一年，最早推进公车改革城市之一的广东惠州市，开始了第五批车改工作，将车改的范围推进到公安政法系统，取消政法部门的干部专车和非警务用车。
后人不会记住你官多大，而只会记住你做了多大的事。所以很多年后，或许有人会记住曾经有一个‘叶氏车改’叶青觉得：“杭州代表着公车改革的广度，惠州代表着公车改革的力度，这两者加起来，就是西方的公车制度。”叶青也知道，杭州、惠州的改革依赖于领导的决策，必须“当地一把手下决心要改”，所以他在两会上提出，省长市长管米袋子，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管车轮子。
2011年3月5日是叶青最兴奋的一天。
那天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及，“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叶青走出人民大会堂，立刻被记者们围住。他说他“呼吁车改十多年，终于等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天”。
那天晚上，他又兴奋地在博客上写了篇文章——《公车改革之曙光》。
那一年，他第八次上书“公车改革”的建议，并为“叶氏车改”增加了许多具体内容，比如公车加装GPS，比如使用专用车牌，以此监督公车私用。
叶青觉得，“叶氏车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而政府推进财政节约是从上而下的推力。“这两个动力终会碰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温家宝总理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都有耐心。”叶青说，公车改革变为国家政策的曙光似乎并不遥远。2012年，中国总理的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严格控制“三公消费”，深化公车改革。这一次叶青注意到了一个词的变化：“推进”变成了“深化”。
这是10年的锲而不舍。叶青曾对一位记者说：“我代表的身份没有了，还有官员的身份；官员的身份没有了，还有学者的身份。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在他的计划里，当公车改革成为国家政策之后，他或许还继续推进财政改革。
12月7日这天晚上，叶青在单位楼下的餐厅随便扒了几口饭菜，就开上自己的车赶着去给武汉工业大学的学生们讲课。武汉的道路堵得厉害，一停一行间，车前的卡通不停地点着头。叶青的题目是《武汉精神与国家中心城市》——讲武汉精神其实是讲张居正。叶青曾经提过这样的建议，在长江与其最大支流交汇的南岸嘴“中国角”，像“德国角”修建威廉一世那样，修建一座张居正的铜像。
那一晚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演讲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个男生举着手自己站了起来。或许是好不容易见到官员，他表现得过于激动，语速过快、逻辑混乱，让在场的很多学生在叶青的回答中，才明白他问嘴鸥的问题是关于“腐败”。男孩似乎并不满足，在演讲结束后，他又冲上台，追着50岁的副局长继续嘟囔，仿佛想要让叶青接过他射向贪腐的、机枪似的子弹：“你一定要告诉那些官员！一定要告诉他们！”
急着回家的叶青没有将对话进行下去。学生们不知道，他家里躺着一个从出生就瘫痪的孩子，而提问的男孩也不知道，10年里叶青一个人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