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施塔克尔贝格模型，寡头之间的决策是贯序的。主导企业知道随从企业一定会对自己的决策作出反应，因此，主导企业在决策时，也把随从企业的反应考虑进来。
　　
　　在三国寡头垄断市场上，北方的魏国是主导力量，吴蜀相合之时，尚能与魏对峙，吴蜀离心，则随即灭亡。这种不对称竞争，有点类似于寡头理论里的施塔克尔贝格模型。
　　根据施塔克尔贝格模型，寡头之间的决策是贯序的。主导企业知道随从企业一定会对自己的决策作出反应，因此，主导企业在决策时，也把随从企业的反应考虑进来。而且，施塔克尔贝格主导企业的产量和利润水平要比对等竞争时更高，随从企业则比对等竞争时要低，其结果，就是主导企业最终吃掉随从企业的可能性更大。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魏国丞相司马炎逼魏帝曹奂禅让，又装模作样经过文武官员再三劝进，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是为晋武帝。279年冬，晋国大军分六路大军征讨东吴，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降吴主孙皓。此时，距董卓进京拉开动乱序幕已有九十余年，距赤壁之战也有七十余年，三国长期对峙之局，从此终结。市场从寡头阶段，又进入一个完全垄断的新阶段。
　　果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曹操父子辛苦忙碌了几辈子，结果算是给司马家打工了。曹操一代枭雄，他的后代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导致政权不保、产业易手。这就是魏、蜀、吴三寡头的共同特点，推而广之，还是中国历代皇朝的特点，是各种以血缘相传的权力系统的共同特点。
　　当然，也不能全怪子孙无能，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魏国政权易主的祸根，在曹操时期就埋下了。他对司马懿也有猜忌，可是没有杀他，这还罢了，可他没有对组织体系加以改变，自然也就不能杜绝野心者对产业的觊觎了。
　　吴国的灭亡，多少也由于同一原因。孙皓在这个体制内杀人纵欲，但他无力摧毁这个体制。历史连篇累牍地记载了他的荒唐和暴虐，但是，在荒唐和暴虐之后，孙皓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暴君，他也有自己的规划，他也想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东吴。但是，他失败了。
　　孙皓的举措导致了地方豪族与他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当晋军挥师南下的时候，江东豪族已经不再为他拼死抵抗了。东吴的崩溃，反而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牢牢地占据着江东的土地和人口，晋国派来的官员根本就无所作为。大约三十余年后，晋国因为内乱，又遭五胡乱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逃到吴国原有疆域，建立了南朝，虽屡有机会北伐，却始终不能统一全国。
　　说到蜀国，情况可能跟魏、吴不太一样，蜀国只传到第二代，没有产权继承危机。而且对于刘禅，在我们看来，他也不像后世说得那么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领导蜀国四十一年，政权稳固，班子内部基本没有互相倾轧，他的不战而降，后人有猜测说，此乃“全国为上之策”。
　　刘备临终前，曾特意叮嘱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该还政与刘禅，可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二十二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
　　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刘禅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到诸葛亮遗命（《前出师表》）举荐的蒋琬一死，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其实，蜀汉的失败，从诸葛亮提出《隆中对》就提前注定了。《隆中对》有重大的战略缺陷，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陆续讨论过。因而，蜀国与曹魏的情况并不相同。
　　不过，话说回来，司马氏集团在曹魏篡权成功，其中也有诸多客观因素。据说，当司马昭（司马炎之父）平定蜀国时，恐惧传到吴国，吴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司马氏父子把持朝政，曹魏政权内乱频仍，却依然能取得南征胜利？这时，驻守荆州的张绨说，曹氏治国，一意地用严刑峻法和重税，百姓苦于其政，而司马氏却减轻北方百姓负担。正是因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司马氏才能够牢牢地控制了政权。
　　晋武帝司马炎登基时，为了收买人心，又大封功臣。短短几年，司马炎总共封了五十七个王，五百多个公、侯。又采取拉拢的办法，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任职的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过渡。
　　这样，晋国继承其魏国母体的强大实力，很快攻城掠地，一统天下。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真是：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