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没有一个能像中华文明一样以一部史书的长卷记录下来。然而，部头再大的正史记述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果涉及某一个地域的文化，由于时代的变迁、地名的变化、历史方位的转换，它的记述就显得零零散散，很不成体系了，这就不得不依赖于地方志。作为正史和地方志的补充，在地域文化的研究方面，历朝历代城镇角落、山沟荒野所遗留的碑刻便在不自觉中发挥了重要的完善和补充作用，在某些方面，乃至比正史更丰富多彩。北京市房山区文史专家杨亦武先生积三十年之功，将那些自南北朝以来流于草泽、偏居荒村的碑帖800余件收集成册，藉此而编著的《房山碑刻通志》（以下简称《通志》）以原物原貌的形式，为北京房山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研究贡献了第一手资料。《通志》装帧大气，内容翔实，堪称为一部地域文化的工具书。
　　正史、地方志之外历史文化的必要补充
　　人类成熟文明的传承，主要靠文字，靠书籍，而书籍的脆弱暂不必说，千百年来，即使能留存下来，也不能将世间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载入，它的载入是很有条件的。比如说，个人的条件。若没有一个热心于文化和长于记述的人，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完成。如《上方山志》，若是没有那个热爱上方山且在文化方面有着极大兴趣的自如和尚，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见的《上方山志》，结果会是，历经自乾隆以来几百年的世事变迁，今人对于上方山的研究会缺少更多的资料。
　　一部国史，对于某一地方的忽略再正常不过，而某一地域对于国家级大人物在本地活动的记述又比正史详细，尤其是碑刻。比如明初著名的僧人——政治家、文学家、姚广孝塔的主人道衍和尚。据《明史》所载，他是明成祖做燕王时的军师，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针对朝廷的削藩，他辅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名，举“靖难”大旗，三年而奄有天下，重新圈定了明初的历史走向。燕王朱棣、也就是明成祖即位后，他参与国政，辅导太子，又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永乐十六年（1418年）病逝于北京庆寿寺，终年84岁，赐葬房山，也就是今天房山区青龙湖镇常乐寺村的姚广孝塔所在。
　　这就是正史的记载。道衍一生的功绩虽然罗列，却看不出皇帝对他的亲昵和评价。反过来，我们再看常乐寺村姚广孝塔前明成祖的御制神道碑。
　　朕闻商宗得傅岩之叟以佐中兴，汉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业。盖有命世之才者，必能建辅世之功。其生也，学足以济时，仁足以泽物，谟谋足以匡口亡国家。……广孝德备始终，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泽被生民……
　　碑刻洋洋洒洒，1300余字，对道衍的品行、功德、文章、修行甚至圆寂后遗体火化而成的舍利子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并把他比之为商代的傅岩叟、汉高祖时的赤松子之辈，誉之为命世之才，极尽溢美之词。这是出自一个皇帝对臣子直接的高度评价，而我们在史书中却不会见到这么亲昵的叙述。这就是碑刻的可爱之处，也是杨亦武先生的功绩所在。这种由当事人所书的文字，其实最能表达当事人的情感。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让明成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或孙子朱瞻基来撰写这个碑文，我们今天见到的文字一定不是这个味道，甚至，连有没有都难说了。
　　大千世界世俗文化的有效载体
　　人类的诸多遗迹中，金石碑刻，不可或缺。据对已出版的两卷《通志》的粗略统计，50万字的专著中，其中有关宗教信仰的内容有50%以上，诸如各种寺院的新建和重修，城隍庙、关帝庙、碧霄元君祠的建设等。它反映了村俗闾里长期以来的特定信奉，勾勒出一个大致以佛教和道教为中心的精神文明。
　　关于文庙和学宫建设的碑刻约占10%左右。由此判断，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一次次推动着为人所重却又不能人人跻身的学堂，推动着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进步。然而，从地域上看，学宫又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从某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的稀缺和畸形。
　　关于历史人物的碑刻也占了10%左右。这些人物或居家于此，或死后葬于此地。如唐晚期衷心拥戴朝廷的莫州刺史、申国公蔡雄后来迁葬于今房山区城关街道东坟村，清中期四川总督黄廷桂死后葬于该区张坊镇南白岱村等，通过碑刻一目了然。
　　其他碑刻则是关于县城、镇城建设、家世世谱、契约、告示、施茶、戏楼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正因其内容庞杂，才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世俗文化的珍贵资料。如“顾册王氏世谱碑”记载了王氏一脉从山西迁入顺天府房山县的历史。这一类的记载史书上虽不少见，但记叙宏观、简略，迁入地也只是一个大的地域，而这个世谱碑从某一个家族微观的层面反映了明末清初人口流动的情况和生活状况，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区域人口的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又如“契约碑”，记载了该区周口店镇著名佛道圣地娄子水村庄公院及其所附属的山林沟汊产权由现任道士转卖给另一位道士的详细记载。经杨亦武先生考证，也正是庄公院由佛家寺院转向道观前后的这一特定时期。
　　碑刻载录的方方面面，在贴近自然的经历中，书写着天下大事、家族纪念和生命气氛，隐藏着房山、乃至北京文化的神秘因子，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记录了他们生活的曲折和艰难，充满了土地气息和世俗生活的表情，一切都那么从容真切，朴素寻常。在没有抑扬顿挫、流光溢彩的“流水账”中，反映了一个地域的千姿百态，成为这一地域风土人情变化的重要征象，而家园文明的真实魅力就在于寻常形态的百姓生计和乡土情怀。
　　地域文化中历史地理方舆的关键佐证
　　某一个地域村落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而见诸于史书记述的并不多。但通过碑刻，可以清楚地推断出部分村落的年龄。如“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发慈修建实录”除记载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周口店镇娄子水村庄公院的主要院落和定光佛舍利塔外，还记载了众多出资地和出资人。在出资地中提到了“瓦井村”和“次洛庄”。這一记述说明，当时或是还没有庄公院现在所在的娄子水村，或者说这块地域还不属于娄子水村。而瓦井村、次洛庄地名的出现，说明这两个村在1000年前的辽代就已形成村落，并有了一定规模。让人很难想象，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已有了上千年的历史，满载了年轮的厚重。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横贯千余年的文化行程又将从这里开启。
　　抢救性“发掘”的集大成之著
　　房山是文化大区，文物古迹有300多处，需要归总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杨亦武先生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从正在慢慢消失的碑刻做起，三十功名，八千里路，终于把已经知道和面世的碑刻收集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工具书式的《通志》。这里有志、有录、有说明、有考释、有附录。一篇碑刻之下，此碑或是碑主人的前世今生就此一目了然，若是没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功底和学术研究能力，一部书的呈现就很难有这样的深度和宽度。
　　碑刻只是碑刻，就像一串串散落在海滩细沙中的珍珠，如果没有被发现、被整理，多么珍贵的珍珠也只能混迹于海滩，在海浪的千百次淘洗中，静静地消亡。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通志》，碑刻文字的载录里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方块空白，那么，多年以后呢，那些石碑或许都将归于原始，成为一桩没有任何痕迹的石块，甚至连石块都不复存在。所以，这种文化的基础性整理就成了一种回归和前瞻。它回归在了文明的出发点，又前瞻在了文明的消失之前。由此可知，杨亦武先生的工作有多么及时和多么必要了，这也是我所说的抢救性发掘的归因。
　　之所以称它为工具书，实在是因为它有着供人检索的才具、蕴藏和内涵。当我们要对房山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时，就从这里出发，基本可以找到那些最原始的物证，在平实的文字中熔铸了伟岸和奇丽，这就是该书的魅力。从大的方面讲，历史需要房山出一位碑刻方面的集大成者了，于是，一个一生换过许多工作却始终痴迷于碑刻收集与研究的杨亦武就出现了，这是房山的大幸，也是房山历史文化的大幸。
　　正是这种可爱的痴迷，积三十载之功，才有了今天恢宏的《房山碑刻通志》面世。它是房山、也是北京文化长廊中的一座微缩的博物馆，以碑刻的形式把各处迷人的风景尽收馆中;它还是半部房山民俗文化史，展开书卷，千余年来房山历史民俗文化的浓郁之气便扑面而来。
　　书中的呈现可能迥异于当下。因为，在今天看来并不起眼乃至荒昧的地方，旧时曾经拥有过蓬勃的世俗文化。如果不是碑刻，或许已很难找到它当时的影子。毕竟，山水还在，古碑还在，关键是有了一部雅俗共赏、鸿篇巨制的《通志》，于是，当年的气韵和景致或许还有再现的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