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我到香港投身新闻界后并未作长期打算，仍希望回学校继续中断的学业。当年12月，在中文大学举行“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我在会场上见到金耀基教授，先前在上海曾有过一面之交。他的《从传统到现代》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名著。我曾经反复读过，十分钦佩金先生的学问。因此，寒暄几句后就約定时间去拜访他。几天后如约去中文大学，在文信楼的副校长办公室，金先生和我品茗闲聊。他戴着一副玳瑁边眼镜，嘴上叼着烟斗，一口带浙江口音的国语，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妙语连珠。在出国前的几年里，我的学术兴趣是研究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金先生在这方面的精辟见解，对我来说醍醐灌顶。于是我讲了离开上海之后的经历，对他说：“如果你愿意收我做博士研究生，我就留在香港，不再回UCLA了。”金先生满口答应，当场嘱咐秘书告诉我如何办入学手续。我就此成为金教授的入室弟子。
　　注册时才知道金先生是社会学讲座教授。我既在他的门下，就得修习社会学课程。这是我未曾涉猎的领域，必须从头学起。连续两年，每周一个半天赶到沙田校园去听他亲自主讲的两门课程《社会学基本理论》和《社会学方法论》。金先生指定的一长串阅读书目都是英文原版，课堂讨论则用中文。方法论的后半部分是由另一位年轻学者教统计学。这让只有初中数学程度的我学得十分辛苦。后来又选了刘兆佳教授的《政治社会学》和法国学者伊莎贝尔教授的《历史社会学》。阴差阳错地修读社会学倒是歪打正着，为我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雏形就是金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横跨历史学和社会学，但社会学是研究的着力点与切入点。
　　自从做了金先生的研究生，自然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老师，因此就找来他所有的论著认真阅读。这才知道金先生的非凡之处。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曾受邀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访问研究。他又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并身体力行实践着儒家文化传统。继钱穆、余英时之后出任海外新儒家大本营——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他毕生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向研究，但在其他研究领域也硕果累累。金先生根据香港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精辟论述，认为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他自己也热心参与社会事务，在香港先后担任廉政公署社区研究委员会主席、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和研究资助局委员；在台湾先后出任蒋经国基金会董事和“国统会”研究员。
　　金先生2004年退休，此前长期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一肩挑起研究、教学和行政的几副重担，对“大学之为大学”深有思考，1983年出版的《大学之理念》是学界30年来的畅销书，已再版17次。他发出醒世警言：“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
　　那些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拜见金先生，有时约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有时约在学校的教员饭堂。有几次，他还请我去尖沙嘴一家叫诺曼底的法国小餐厅共进午餐。我们都喜欢这家餐厅的情调和鹅肝酱。他全然没有“大师”派头，亲切随意，率真淡定，让我无拘无束，就像和一位邻家长者在闲聊。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学问之外，更多的是谈论时事政治。也许是当时我在《明报》写社评的缘故，金先生喜欢听我高谈阔论，听得很认真。他自己也喜欢发表意见，每每有许多真知灼见。后来才知道金先生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曾在政大政治研究所专攻政治学，后来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留学，也曾主修国际政治。在教书之余，还常给台湾报纸写国际问题的权威社评。他的旧学功底很深，从小父亲就教他古诗词，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是著名新诗人纪弦。金先生的散文集《海德堡语丝》、《剑桥语丝》和《敦煌语丝》脍炙人口，文字清新，文笔流畅，言之有物，有些篇章曾被收入中学国文教材。他是一位在学术、文学和政论之间游刃有余的多面手。
　　退休后，他仍然著述不辍，诲人不倦，四处奔波讲学。近年来，我们都比较清闲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金先生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也喜欢在家练书法。他送给我的几幅作品，中锋行笔，骨力刚劲，神采毕现。去年，金先生送我一套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作品集：《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与文化》和《中国政治与文化》。从新版序言可知，这是他对以往学术生涯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现代化愿景的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