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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电影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飞涨的电影票房数字，而是年末的豆瓣评分事件。
乐视、阿里、万达三大巨头巨资投入的影片《长城》和《摆渡人》《铁道飞虎》都陷入低评分困扰，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人民日报手机客户端和央视电影频道三家媒体先后对包括豆瓣评分、猫眼专业评分在内的电影评价体系进行了批评，认为评分中存在恶意刷分、对国产影片的差评过多，导致票房未达预期、市场机制失灵，相关报道迅速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酵，网友、自媒体几乎清一色表态支持豆瓣。28日晚，电影局领导张宏森发布朋友圈称“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的电影人”，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则发表《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至此事件在两天内迅速沸腾又迅速终止，最终网民捍卫了自己的差评权，心满意足地鸣金收兵，但中国电影收获了什么？笔者以为非但没能扭转之前大众传媒中的刻板印象，反而陷入更被动的舆论之中，整个事件恰恰是国产电影舆论生态不平衡的集中呈现。
一、 从影评到评分：电影舆论主导形态的变化
舆论是整个电影业及电影文化中的重要一环，电影舆论可以反映观众对影片、影人、影业的态度、以及市场走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对电影的认知以及观影选择等，并间接影响电影创作、电影政策等。举凡在媒体中传播的与影片相关的种种信息、票房及获奖情况、讨论等都会直接或间接促成舆论。
在很长时期内，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人士，都只有影评而没有电影舆论的概念，因为在当时，影评是联系电影创作与观众的主要桥梁。但由于各种原因，从90年代以来，专业影评逐渐丧失从前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影评和以微影评为主的大众评论。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资本所控制，缺乏公信力，与之相比，微影评则似乎更多地代表了观众的真实表达。
互联网时代是微文化时代，不仅创作者青睐于微文化形态，接受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馈。篇幅短小、去专业化的微影评正逐渐发挥其在电影舆论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作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4天，豆瓣参与评分的人数达45318人，微影评数24769条：一半以上的豆友已不满足于评分，而是通过微影评的方式表达观感。越来越多的观众乐于在网络上表达或交流观感，其中多数是短小的几句话评论，甚至只有寥寥数语，或分析剧情，或探讨人物，或抒发感受，或评价画面。其他观众在观影前后，常常会通过浏览评分和微影评来进行观影选择或参与交流。如此一来，对于很多观众来说，电影播放结束时观影行为并未结束，浏览评分与短评，并回应这些评论，才是观看行为的完结。
除了豆瓣、时光等社交网站、视频网站，以及微信朋友圈、弹幕，微影评的主要阵地是微博。例如，《小时代》首映日，影评人周黎明在新浪发表的微博评论被转发4409次，评论9027条。传统影评需要在专业知识框架中完成，给观众带来许多表达的限制，于是无门槛、有感而发的微影评形式就成了普通观众在评分之外最常用的意见表达方式。
毋庸置疑，新媒体时代，评分的作用最为突显。根据2016年《消费者报道》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3%的消费者会在观影前参考影片评分；超过96%的消费者表示观影意愿会受到评分高低的影响。显然，评分与票房之间难脱干系。正因为如此，评分事件中的几个官媒质疑的是豆瓣、猫眼的评分，而非影评。
评分简单、直观，在电影生产与消费上的确能够发挥作用，但在电影作为艺术和文化的层面，则难以起到交流探讨和客观评价的作用，需要发挥影评的作用。
与商业片相比，文艺片的解读更趋向多元化，更需要专业评论的引导。纵观历史，许多电影革新都是在专业评论的配合下完成的，新浪潮运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巴赞等人的电影批评所催生的，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中国西部片系列也是受电影理论家钟惦裴的直接启发而产生的。然而，当下的国产电影文化中，专业影评在舆论格局中严重缺位。许多影片的官网虽然也会引用专家观点，但这些观点与媒体及大众评论并置，被作为个人观点，相当程度上被湮没和消声，并未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文艺片的市场感召力本来就弱，而舆论趋向更无规律可循，拍文艺片面临的是市场与政治的双重考验，舆论张力越大，可能引起的风险也就越大。对此，一向直言的冯小刚深有感触：“中国电影有时候审查通过了舆论不通过，有时舆论比审查还严。”“舆论曾给《唐山大地震》和《1942》两部作品戴上了揭民族伤疤、用苦难去赚钱的帽子，这个帽子可不小。”[1]因此，冯小刚曾有过数次“炮轰”影评人的言论。
与10年前相比，中国电影市场倍速增长，但文艺片观众没有显著增加。许多观众宁可选择口碑不好但已经成为话题的大片而不会选择文艺片，偶而观看文艺片也是抱着商业消费的心态去。而文艺片又缺乏特定的舆论生产方式，往往采取与商业片同样的营销思路，以明星、时尚或敏感话题、笑点、泪点等为卖点，在制造舆论时采取票房导向，其结果可能是，观众报着消费的心态去看文艺片，最终因为未得到预期中的娱乐和感官满足而对文艺片整体都失去兴趣。
简言之，电影舆论的主导形态从影評变为评分，无益于良性的电影舆论生态的形成。
二、 新媒体时代的电影舆论：民主政治想象与个人体验表达
豆瓣评分事件主要在新媒体中发酵，而新媒体正是当下电影舆论的主要舆论场。
新媒体电影舆论话语的发出者动机更为多元，对电影的评价也不再以艺术和文化价值为标准。在泛政治化的中国。电影评分与文化民主想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观众没有能力直接参与故事线的发展时，他们会通过发出言论来宣示对叙事主体的拥有权。参与评论使他们成为共同生产者，获得虚构的权力。互联网一度被误视为民主乌托邦，对于践行“我说故我在”路线的网民们来说，评分准确与否、客观与否、依何标准而评分，评分究竟是否代表了个人的审美标准和文化判断，这些都不重要，或者说还不在考虑范畴内，重要的是我发出了我的声音，并且想象它被听到。
豆瓣的去中心、去精英化，也同样迎合了民主想象。互联网不依靠模仿国外网站模式而生，又竭力阻止资本的侵入，在市场化大潮中，能够始终努力坚持保护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确实难能可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电影舆论就是有益的。 许多市场机构的分析都指出，与购票平台的评论相比，豆瓣的评分分差更大，与票房的联系远不如前者紧密，更多的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文化姿态。很多网友参与评分或是发表微影评只是为了表达，不求对文本及其创作者产生影响，更注重在表达过程中所获得的参与社会、控制文本的想象性权力和想象性满足。
上述三部电影的背后是强大的资本投入，同时还有精英力量（电影大咖如张艺谋、王家卫、成龙等）、官方的潜在支持（很显然，年末三部大片的高票房并不仅仅是三个巨头商业所需，同时也是政治所需），这样的背景原本就容易引起豆友们的反感，更何况影片本身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上映后与宣传造成的观众心理预期形成较大反差，在豆瓣打分偏低并不难理解。
在“豆瓣事件”发酵的两天里，所涉及电影《长城》《摆渡人》等豆瓣评分急转直下，很多网友纷纷去豆瓣给它们打“一星”，瞬间拉低分数，足见网友们并不试图维护豆瓣评分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而更关心他们的示威是否被看见。
有网友更是总结称：“豆瓣电影评分一路走來，就像是民主的进程一样。”[2]并认为，豆瓣最初参与的人不多，属于小范围民主，是民主的乐园时期；其后影评质量下降，评分开始随意化，是民主的扩大时期；随着用户指数增长，没有强力大V的引导，进入民主的民粹时期；接着水军驾到，资本注入，进入民主的财阀时期，评分基本由电影背后宣发公司实力把控；在豆瓣用户数量爆炸的背景下，资本也控制不住豆瓣风向了，进入民主的革命时期；而水军被大体控制之后，进入民主的瓶颈时期。不同的力量开始相互冲突。
针对豆瓣事件，还有人撰文“豆瓣事件：不关心政治的小清新该醒醒了”，文中说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你给领导喜欢的电影打低分都可能成为心怀叵测的阶级敌人的环境下，你认为你躲得开政治吗？你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吗？”[3]其中充满了互联网中一贯的政治悲情想象。毋庸置疑，当前中国社会情绪中存在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即将各种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都归结为政治和体制问题，将矛头对准政府和公权力。将中国社会建构和想象为一个极端不自由、处处受钳制、受挤压、受迫害的社会，同时对西方式民主充满乌托邦式的想象。质疑恶评与剥夺评论自由原本是两个概念，但显然没人试图辨析，多数网友并不想进行严肃讨论，只是借机表达不满。而由资本控制的舆论生产机构为达到商业目的，往往会主动迎合甚至夸大这种对象含混的对立。例如“毒舌电影”就豆瓣事件也发表了《不是批评，是不自由害了中国电影》，并被广泛传播。
原本只是观众保卫评分权之战，迅速演变成一个大众文化事件，足见电影承担了多少社会情绪。互联网舆论的主要群体就业、生活压力大，负面情绪郁积，他们对保护现有权益很敏感，而流连于豆瓣是因为他们对文化参与的热情要高于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几乎与新世纪国产电影崛起同步的豆瓣，在一段时间内是大众影评发布的主要平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络大众影评的面貌。与侧重探讨影片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的传统影评不同，传统影评有助于增进观众对影片的理解，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豆瓣评分及影评则更注重个人体验的表达。
豆友们进入社区，是为了寻求与自己兴趣、品味相投者，以抵抗现实中的孤独感，换言之，是为了强化自己原有的经验与认知，而不是为了学习并改变。因此，评分常常只从个人角度作判断，缺乏宏观性视角。各种短评及影评中，往往可见以个人经验带入甚至代替电影价值判断的现象，喜欢与否、“重要的是能不能打动你”而不是作品在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评分的基本准则，甚至常常承认某部影片拍得很不好，但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文化叛逆现象。一些电影的爱好者们喃喃自语，保持着“孤独的崇高”，不想改变任何现状。自闭地与资本、与官方、与精英都保持距离，拒绝加入文化实践，满足于自说自话，逃循文化责任与参与。
近年来，豆瓣商业模式陷入困境，豆友们在豆瓣能够获得的身份认同与想象满足已远非昔日，许多资深豆友纷纷离开，此次事件同时也是豆友们的一次自我救赎。不仅捍卫了豆瓣的存在价值，而且弥补了内部的文化断裂，豆瓣影迷们原本内部阵营极端分化，在此事件中空前团结，共同对抗权力、对抗资本。
被资本所控制的电影舆论将观众的关注点引向各种明星八卦、娱乐价值，而网络社区中的电影舆论则更多地将影片的价值放在对个人体验的满足之上，二者都使得电影舆论表面上围绕着电影展开却离电影却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在保卫言论自由权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如何为言论负责、为言论对象负责，必须承认，新媒体中的许多针对电影而发的言论和评价更多地满足于个人表达，而缺乏为中国电影负责的态度。
三、 舆论场：冲突喧嚣但缺乏共识
当前电影观众的主体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网络发声是他们表达电影观感、作出评价的主要途径，因此，新媒体已然成为电影舆论的主导舆论场。近年来，影评类微信公众号纷纷崛起，在公号上推送影片消息的“行价”越来越高，2016年，创办不足两年的“毒舌电影”先后获得两笔巨额融资，整体品牌估值高达三亿元，即是舆论可影响电影业的明证。
新媒体擅长以冲突和站队的方式夺人眼球，例如搜狐财经就豆瓣评分事件进行的报道题为“豆瓣评分毁灭了国产电影还是拯救了国产电影？”、而微信公众号“公元1874”的《豆瓣，挺住》迅速获得10余万点击与支持。然而，这些舆论的特点正是喧嚣却缺乏共识，甚至常常被利用。例如“烂片”《富春山居图》，在网络舆论的狂欢中，票房直升，最终，舆论的喧嚣变成了市场的吆喝，成为对烂片的褒奖，甚至成为烂片的共谋，参与破坏了电影评价的艺术标准，使得艺术品质不再与票房产生必然联系。
由于官方的及时表态，此次豆瓣事件最终迅速平息，但舆论各方真的达成共识了吗？
《摆渡人》投资方阿里影业微博对于恶评曾回应“尊重不喜欢的权利，也尊重说很差的自由，市场的选择，市场说了算”①，表面上看这是尊重民主的选择，实际上却坚信真正决定民主的是市场，其中充满了唯市场论。市场真的那么可靠？市场真的可以无须监管和调控就能达到平衡？至少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并不那么可靠，甚至整个事件和电影舆论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资本力量过大缺乏牵制所导致。 电影局领导张宏森发布的朋友圈称：“电影局没有与豆瓣有过任何接触，也不认识豆瓣任何人，很想有机会接触，大家共商和探讨促进电影进步的话题。”[4]电影管理部门若想与豆瓣接触，何患没有机会？显然，与其说是没有机会接触，不如说是还没有充分认识电影舆论的潜在影响。
最终起一锤定音的《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后，网友回应“（你家别的平台）不是这个论调啊”，公号君义正辞严地回答：“以此为准！”其实，这恰恰证明了“官方声音”的混乱。风波之后，就有人“揭发”充当风波导火索的文章只是“人民日报客户端”所发的一篇公关稿，而“人民日报客户端”与《人民日报》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代表的仅仅是“外围”团队，是可以花钱推送新闻的。
同样的混乱，并非始于当下，以《归来》为例，影片于2014年5月16日上映，5月20日，官方媒体的《光明日报》上，就针对影片《归来》刊发了一篇题为《用人性的光辉愈合历史伤痕》的文章[5]，6月5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学者尹鸿的文章《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指出：“张艺谋从前一段的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的炫耀美学回归到了对艺术、对心灵的尊重。”[6]然而，同一天，《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峰的一篇《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 摧毁主流价值》在党建网刊出，文章认为：“无论它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语言风格，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剧本来自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看不见手的价值诉求，还是剧本获得西方犹太血统顶级导演的叫好安排；无论是编剧与重要演员，还是相关业内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见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部署。”该文称，“《归来》与《悔悟》是同一种解构主义手法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7]由于该文刊发于党刊网络，被视为官方声音因而广泛转载。于是乎，许多网友疑惑了：究竟哪种声音才是官方的？
博弈冲突与斗争是舆论的存在形式，但最终应该走向共识，共识匮乏的社会是不成熟的。
一个社会场域，如果舆论经常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就会失去方向。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生态中，某些影评人、专家发表的一些言论即使过激，也未必会对影片、创作者、观众的电影观念产生太大影响，甚至一定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制衡它，但当下中国的社会舆论场显然并未形成良性格局，文艺舆论也不例外。
事件中有网友质疑：“老是去想着要打好嘴仗引导舆论，为何不踏踏实实专注作品呢？”显然，影片质量是关键，这是任何一方都不否认的。引导舆论与专注作品并无矛盾，而且恰恰相反，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等领域的舆论相比，在文化舆论上的引导恰恰是最弱的，唯其如此，主管领导才会说“一直没有机会接觸”。
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主流电影媒体与专业批评合作，引导群众影评发展，曾经一度对电影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良性促进作用。然而在当下，由于利益导向驱使，当下的许多大众媒体放弃立场，被资本话语所主导，充当资本方的宣传平台。大众评分及影评则趋向个人化，与此同时，人们仅仅关注评分、影评对于票房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电影创作、电影接受的影响。电影票房虽不断增长，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整体评价却始终没有提升，而创作者则抱怨中国观众品位不高、接受能力有限。要打破这种怪圈，必须重建专业影评在电影舆论中的引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陈林.冯小刚吁将电影推向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14-03-06）[2017-04-02]http：//www.chinanews.com/yl/2014/03-06/
5918425.shtml.
[2]懒惰的电容.你是否认可豆瓣电影的评分？[EB/OL].（2017-01-06）[2017-04-0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9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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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明.豆瓣事件：不关心政治的小清新该醒醒了[EB/OL].（2016-12-29）[2017-04-02]http：//t.qq.com/p/t/505976063996928.
[4]耿飏.电影局否认约谈豆瓣：没有与豆瓣任何人有过接触[EB/OL].（2016-12-29）[2017-04-02]http：//cnews.chinadaily.com.cn/
2016-12/29/content_27813002_2.htm.
[5]杨鑫宇.用人性的光辉愈合历史伤痕[N].光明日报，2014-05-20（02）.
[6]尹鸿.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N].人民日报，2014-06-05（24）.
[7]刘浩峰.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 摧毁主流价值[EB/OL].（2014-06-04）[2017-04-02]http：//www.jsdj.gov.cn/20909/201406/
t1486227.shtml.
乐视、阿里、万达三大巨头巨资投入的影片《长城》和《摆渡人》《铁道飞虎》都陷入低评分困扰，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人民日报手机客户端和央视电影频道三家媒体先后对包括豆瓣评分、猫眼专业评分在内的电影评价体系进行了批评，认为评分中存在恶意刷分、对国产影片的差评过多，导致票房未达预期、市场机制失灵，相关报道迅速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酵，网友、自媒体几乎清一色表态支持豆瓣。28日晚，电影局领导张宏森发布朋友圈称“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的电影人”，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则发表《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至此事件在两天内迅速沸腾又迅速终止，最终网民捍卫了自己的差评权，心满意足地鸣金收兵，但中国电影收获了什么？笔者以为非但没能扭转之前大众传媒中的刻板印象，反而陷入更被动的舆论之中，整个事件恰恰是国产电影舆论生态不平衡的集中呈现。
一、 从影评到评分：电影舆论主导形态的变化
舆论是整个电影业及电影文化中的重要一环，电影舆论可以反映观众对影片、影人、影业的态度、以及市场走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对电影的认知以及观影选择等，并间接影响电影创作、电影政策等。举凡在媒体中传播的与影片相关的种种信息、票房及获奖情况、讨论等都会直接或间接促成舆论。
在很长时期内，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人士，都只有影评而没有电影舆论的概念，因为在当时，影评是联系电影创作与观众的主要桥梁。但由于各种原因，从90年代以来，专业影评逐渐丧失从前的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影评和以微影评为主的大众评论。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资本所控制，缺乏公信力，与之相比，微影评则似乎更多地代表了观众的真实表达。
互联网时代是微文化时代，不仅创作者青睐于微文化形态，接受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馈。篇幅短小、去专业化的微影评正逐渐发挥其在电影舆论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作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4天，豆瓣参与评分的人数达45318人，微影评数24769条：一半以上的豆友已不满足于评分，而是通过微影评的方式表达观感。越来越多的观众乐于在网络上表达或交流观感，其中多数是短小的几句话评论，甚至只有寥寥数语，或分析剧情，或探讨人物，或抒发感受，或评价画面。其他观众在观影前后，常常会通过浏览评分和微影评来进行观影选择或参与交流。如此一来，对于很多观众来说，电影播放结束时观影行为并未结束，浏览评分与短评，并回应这些评论，才是观看行为的完结。
除了豆瓣、时光等社交网站、视频网站，以及微信朋友圈、弹幕，微影评的主要阵地是微博。例如，《小时代》首映日，影评人周黎明在新浪发表的微博评论被转发4409次，评论9027条。传统影评需要在专业知识框架中完成，给观众带来许多表达的限制，于是无门槛、有感而发的微影评形式就成了普通观众在评分之外最常用的意见表达方式。
毋庸置疑，新媒体时代，评分的作用最为突显。根据2016年《消费者报道》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3%的消费者会在观影前参考影片评分；超过96%的消费者表示观影意愿会受到评分高低的影响。显然，评分与票房之间难脱干系。正因为如此，评分事件中的几个官媒质疑的是豆瓣、猫眼的评分，而非影评。
评分简单、直观，在电影生产与消费上的确能够发挥作用，但在电影作为艺术和文化的层面，则难以起到交流探讨和客观评价的作用，需要发挥影评的作用。
与商业片相比，文艺片的解读更趋向多元化，更需要专业评论的引导。纵观历史，许多电影革新都是在专业评论的配合下完成的，新浪潮运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巴赞等人的电影批评所催生的，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中国西部片系列也是受电影理论家钟惦裴的直接启发而产生的。然而，当下的国产电影文化中，专业影评在舆论格局中严重缺位。许多影片的官网虽然也会引用专家观点，但这些观点与媒体及大众评论并置，被作为个人观点，相当程度上被湮没和消声，并未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文艺片的市场感召力本来就弱，而舆论趋向更无规律可循，拍文艺片面临的是市场与政治的双重考验，舆论张力越大，可能引起的风险也就越大。对此，一向直言的冯小刚深有感触：“中国电影有时候审查通过了舆论不通过，有时舆论比审查还严。”“舆论曾给《唐山大地震》和《1942》两部作品戴上了揭民族伤疤、用苦难去赚钱的帽子，这个帽子可不小。”[1]因此，冯小刚曾有过数次“炮轰”影评人的言论。
与10年前相比，中国电影市场倍速增长，但文艺片观众没有显著增加。许多观众宁可选择口碑不好但已经成为话题的大片而不会选择文艺片，偶而观看文艺片也是抱着商业消费的心态去。而文艺片又缺乏特定的舆论生产方式，往往采取与商业片同样的营销思路，以明星、时尚或敏感话题、笑点、泪点等为卖点，在制造舆论时采取票房导向，其结果可能是，观众报着消费的心态去看文艺片，最终因为未得到预期中的娱乐和感官满足而对文艺片整体都失去兴趣。
简言之，电影舆论的主导形态从影評变为评分，无益于良性的电影舆论生态的形成。
二、 新媒体时代的电影舆论：民主政治想象与个人体验表达
豆瓣评分事件主要在新媒体中发酵，而新媒体正是当下电影舆论的主要舆论场。
新媒体电影舆论话语的发出者动机更为多元，对电影的评价也不再以艺术和文化价值为标准。在泛政治化的中国。电影评分与文化民主想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观众没有能力直接参与故事线的发展时，他们会通过发出言论来宣示对叙事主体的拥有权。参与评论使他们成为共同生产者，获得虚构的权力。互联网一度被误视为民主乌托邦，对于践行“我说故我在”路线的网民们来说，评分准确与否、客观与否、依何标准而评分，评分究竟是否代表了个人的审美标准和文化判断，这些都不重要，或者说还不在考虑范畴内，重要的是我发出了我的声音，并且想象它被听到。
豆瓣的去中心、去精英化，也同样迎合了民主想象。互联网不依靠模仿国外网站模式而生，又竭力阻止资本的侵入，在市场化大潮中，能够始终努力坚持保护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确实难能可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电影舆论就是有益的。 许多市场机构的分析都指出，与购票平台的评论相比，豆瓣的评分分差更大，与票房的联系远不如前者紧密，更多的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文化姿态。很多网友参与评分或是发表微影评只是为了表达，不求对文本及其创作者产生影响，更注重在表达过程中所获得的参与社会、控制文本的想象性权力和想象性满足。
上述三部电影的背后是强大的资本投入，同时还有精英力量（电影大咖如张艺谋、王家卫、成龙等）、官方的潜在支持（很显然，年末三部大片的高票房并不仅仅是三个巨头商业所需，同时也是政治所需），这样的背景原本就容易引起豆友们的反感，更何况影片本身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上映后与宣传造成的观众心理预期形成较大反差，在豆瓣打分偏低并不难理解。
在“豆瓣事件”发酵的两天里，所涉及电影《长城》《摆渡人》等豆瓣评分急转直下，很多网友纷纷去豆瓣给它们打“一星”，瞬间拉低分数，足见网友们并不试图维护豆瓣评分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而更关心他们的示威是否被看见。
有网友更是总结称：“豆瓣电影评分一路走來，就像是民主的进程一样。”[2]并认为，豆瓣最初参与的人不多，属于小范围民主，是民主的乐园时期；其后影评质量下降，评分开始随意化，是民主的扩大时期；随着用户指数增长，没有强力大V的引导，进入民主的民粹时期；接着水军驾到，资本注入，进入民主的财阀时期，评分基本由电影背后宣发公司实力把控；在豆瓣用户数量爆炸的背景下，资本也控制不住豆瓣风向了，进入民主的革命时期；而水军被大体控制之后，进入民主的瓶颈时期。不同的力量开始相互冲突。
针对豆瓣事件，还有人撰文“豆瓣事件：不关心政治的小清新该醒醒了”，文中说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你给领导喜欢的电影打低分都可能成为心怀叵测的阶级敌人的环境下，你认为你躲得开政治吗？你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吗？”[3]其中充满了互联网中一贯的政治悲情想象。毋庸置疑，当前中国社会情绪中存在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即将各种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都归结为政治和体制问题，将矛头对准政府和公权力。将中国社会建构和想象为一个极端不自由、处处受钳制、受挤压、受迫害的社会，同时对西方式民主充满乌托邦式的想象。质疑恶评与剥夺评论自由原本是两个概念，但显然没人试图辨析，多数网友并不想进行严肃讨论，只是借机表达不满。而由资本控制的舆论生产机构为达到商业目的，往往会主动迎合甚至夸大这种对象含混的对立。例如“毒舌电影”就豆瓣事件也发表了《不是批评，是不自由害了中国电影》，并被广泛传播。
原本只是观众保卫评分权之战，迅速演变成一个大众文化事件，足见电影承担了多少社会情绪。互联网舆论的主要群体就业、生活压力大，负面情绪郁积，他们对保护现有权益很敏感，而流连于豆瓣是因为他们对文化参与的热情要高于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几乎与新世纪国产电影崛起同步的豆瓣，在一段时间内是大众影评发布的主要平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络大众影评的面貌。与侧重探讨影片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的传统影评不同，传统影评有助于增进观众对影片的理解，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豆瓣评分及影评则更注重个人体验的表达。
豆友们进入社区，是为了寻求与自己兴趣、品味相投者，以抵抗现实中的孤独感，换言之，是为了强化自己原有的经验与认知，而不是为了学习并改变。因此，评分常常只从个人角度作判断，缺乏宏观性视角。各种短评及影评中，往往可见以个人经验带入甚至代替电影价值判断的现象，喜欢与否、“重要的是能不能打动你”而不是作品在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评分的基本准则，甚至常常承认某部影片拍得很不好，但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文化叛逆现象。一些电影的爱好者们喃喃自语，保持着“孤独的崇高”，不想改变任何现状。自闭地与资本、与官方、与精英都保持距离，拒绝加入文化实践，满足于自说自话，逃循文化责任与参与。
近年来，豆瓣商业模式陷入困境，豆友们在豆瓣能够获得的身份认同与想象满足已远非昔日，许多资深豆友纷纷离开，此次事件同时也是豆友们的一次自我救赎。不仅捍卫了豆瓣的存在价值，而且弥补了内部的文化断裂，豆瓣影迷们原本内部阵营极端分化，在此事件中空前团结，共同对抗权力、对抗资本。
被资本所控制的电影舆论将观众的关注点引向各种明星八卦、娱乐价值，而网络社区中的电影舆论则更多地将影片的价值放在对个人体验的满足之上，二者都使得电影舆论表面上围绕着电影展开却离电影却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在保卫言论自由权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如何为言论负责、为言论对象负责，必须承认，新媒体中的许多针对电影而发的言论和评价更多地满足于个人表达，而缺乏为中国电影负责的态度。
三、 舆论场：冲突喧嚣但缺乏共识
当前电影观众的主体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网络发声是他们表达电影观感、作出评价的主要途径，因此，新媒体已然成为电影舆论的主导舆论场。近年来，影评类微信公众号纷纷崛起，在公号上推送影片消息的“行价”越来越高，2016年，创办不足两年的“毒舌电影”先后获得两笔巨额融资，整体品牌估值高达三亿元，即是舆论可影响电影业的明证。
新媒体擅长以冲突和站队的方式夺人眼球，例如搜狐财经就豆瓣评分事件进行的报道题为“豆瓣评分毁灭了国产电影还是拯救了国产电影？”、而微信公众号“公元1874”的《豆瓣，挺住》迅速获得10余万点击与支持。然而，这些舆论的特点正是喧嚣却缺乏共识，甚至常常被利用。例如“烂片”《富春山居图》，在网络舆论的狂欢中，票房直升，最终，舆论的喧嚣变成了市场的吆喝，成为对烂片的褒奖，甚至成为烂片的共谋，参与破坏了电影评价的艺术标准，使得艺术品质不再与票房产生必然联系。
由于官方的及时表态，此次豆瓣事件最终迅速平息，但舆论各方真的达成共识了吗？
《摆渡人》投资方阿里影业微博对于恶评曾回应“尊重不喜欢的权利，也尊重说很差的自由，市场的选择，市场说了算”①，表面上看这是尊重民主的选择，实际上却坚信真正决定民主的是市场，其中充满了唯市场论。市场真的那么可靠？市场真的可以无须监管和调控就能达到平衡？至少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并不那么可靠，甚至整个事件和电影舆论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资本力量过大缺乏牵制所导致。 电影局领导张宏森发布的朋友圈称：“电影局没有与豆瓣有过任何接触，也不认识豆瓣任何人，很想有机会接触，大家共商和探讨促进电影进步的话题。”[4]电影管理部门若想与豆瓣接触，何患没有机会？显然，与其说是没有机会接触，不如说是还没有充分认识电影舆论的潜在影响。
最终起一锤定音的《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后，网友回应“（你家别的平台）不是这个论调啊”，公号君义正辞严地回答：“以此为准！”其实，这恰恰证明了“官方声音”的混乱。风波之后，就有人“揭发”充当风波导火索的文章只是“人民日报客户端”所发的一篇公关稿，而“人民日报客户端”与《人民日报》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代表的仅仅是“外围”团队，是可以花钱推送新闻的。
同样的混乱，并非始于当下，以《归来》为例，影片于2014年5月16日上映，5月20日，官方媒体的《光明日报》上，就针对影片《归来》刊发了一篇题为《用人性的光辉愈合历史伤痕》的文章[5]，6月5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学者尹鸿的文章《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指出：“张艺谋从前一段的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的炫耀美学回归到了对艺术、对心灵的尊重。”[6]然而，同一天，《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峰的一篇《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 摧毁主流价值》在党建网刊出，文章认为：“无论它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语言风格，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剧本来自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看不见手的价值诉求，还是剧本获得西方犹太血统顶级导演的叫好安排；无论是编剧与重要演员，还是相关业内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见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部署。”该文称，“《归来》与《悔悟》是同一种解构主义手法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7]由于该文刊发于党刊网络，被视为官方声音因而广泛转载。于是乎，许多网友疑惑了：究竟哪种声音才是官方的？
博弈冲突与斗争是舆论的存在形式，但最终应该走向共识，共识匮乏的社会是不成熟的。
一个社会场域，如果舆论经常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就会失去方向。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生态中，某些影评人、专家发表的一些言论即使过激，也未必会对影片、创作者、观众的电影观念产生太大影响，甚至一定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制衡它，但当下中国的社会舆论场显然并未形成良性格局，文艺舆论也不例外。
事件中有网友质疑：“老是去想着要打好嘴仗引导舆论，为何不踏踏实实专注作品呢？”显然，影片质量是关键，这是任何一方都不否认的。引导舆论与专注作品并无矛盾，而且恰恰相反，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等领域的舆论相比，在文化舆论上的引导恰恰是最弱的，唯其如此，主管领导才会说“一直没有机会接觸”。
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主流电影媒体与专业批评合作，引导群众影评发展，曾经一度对电影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良性促进作用。然而在当下，由于利益导向驱使，当下的许多大众媒体放弃立场，被资本话语所主导，充当资本方的宣传平台。大众评分及影评则趋向个人化，与此同时，人们仅仅关注评分、影评对于票房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电影创作、电影接受的影响。电影票房虽不断增长，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整体评价却始终没有提升，而创作者则抱怨中国观众品位不高、接受能力有限。要打破这种怪圈，必须重建专业影评在电影舆论中的引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陈林.冯小刚吁将电影推向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14-03-06）[2017-04-02]http：//www.chinanews.com/yl/2014/03-06/
5918425.shtml.
[2]懒惰的电容.你是否认可豆瓣电影的评分？[EB/OL].（2017-01-06）[2017-04-0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9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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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明.豆瓣事件：不关心政治的小清新该醒醒了[EB/OL].（2016-12-29）[2017-04-02]http：//t.qq.com/p/t/505976063996928.
[4]耿飏.电影局否认约谈豆瓣：没有与豆瓣任何人有过接触[EB/OL].（2016-12-29）[2017-04-02]http：//cnews.chinadaily.com.cn/
2016-12/29/content_27813002_2.htm.
[5]杨鑫宇.用人性的光辉愈合历史伤痕[N].光明日报，2014-05-20（02）.
[6]尹鸿.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N].人民日报，2014-06-05（24）.
[7]刘浩峰.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 摧毁主流价值[EB/OL].（2014-06-04）[2017-04-02]http：//www.jsdj.gov.cn/20909/201406/
t14862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