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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历经作者三十年的修改,重点塑造了王佳芝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用以寄予张爱玲对爱情的理解;李安的电影《色·戒》在沿袭原小说故事主线的基础上,对王佳芝这一人物作了新的阐释,在其形象以及结局的设置上,表现出与原作不同的意味。
关键词 张爱玲 李安 王佳芝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是清醒的,又是糊涂的。她看穿了男人的薄情,深知爱情不过是昙花一现,有如“床前明月光”那般可望而不可及,可又偏偏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昙花刹那的开放。这样热烈的等待导致她愿意不计后果地付出,为爱付出。这种近乎任性的付出不只属于她本人,还属于她笔下的女人们。
王佳芝便是其中的一个。
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是个爱做戏的女人。她习惯把自己隐藏在某一个角色里,借助角色的身份生活,借助角色的口吻说话:她从来就不是她自己。
关于这一点,李安以充满直观性的电影化手法来解读。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从爱做戏变成了李安镜头下的爱看戏。影片中,王佳芝先后两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尽管两次都有所指,并非单纯地表现王佳芝对看戏的热爱,可是,当镜头前出现王佳芝专注的眼神时,我们很难去否认她是热爱看戏的。因为她是那样投入,那样敏感,好像要把戏中人物的所有感情都移植到自己身上似的,爱也好恨也罢,她统统接受。导演在此有意插入了一段安静的特写:王佳芝流泪的脸。这张脸几乎陷在一片漆黑当中。一道来自银幕上的光亮投射其上,光源是单一的。在这种单一光源下,王佳芝苍白的脸上泛着亮,是泪痕在反着光。这反光构成了对银幕光线的一种呼应,光的呼应产生了情感上的呼应:只有当周遭一片漆黑,王佳芝借助别人的故事来刺激自己时,才能开启内心那把快要锈掉的铜锁,释放沉重的记忆。
这些沉重的记忆大多源于王佳芝情感中缺席的父爱,这是电影对王佳芝性格的“李安式”的补充。尽管张爱玲有恋父情结。可她笔下的王佳芝却并不明显。倘若说王佳芝爱上年龄与之悬殊的易先生是源于这种隐性情结,那么影片将这种情结作为性格的一个侧面对王佳芝进行补充,不仅仅是为了使剧情在逻辑上更加严密,更是导演李安尝试着将自己的风格与张爱玲的风格交织并糅合在一起的产物。李安心目中的王佳芝,并非从来就不是她自己,相反,她有自我,但是她一直压抑着这个自我:而这种压抑应当源自于某种情感的缺失。对李安来说,最容易联想到的也是其电影作品中运用得最自如的情感,就是父爱。而这恰恰也是张爱玲所缺失的。有了这种默契,李安大胆地对王佳芝进行李安式的补充甚至是李安式的重塑。镜头下的王佳芝失去了父爱,多了一种煽情的气质,这种叫人流泪的气质使得影片中埋藏着缕缕悲伤,而不是原作中空荡荡的苍凉,在某种程度上,电影有情而小说无情。显然,电影对于小说的这种补充是有好处的,煽情的画面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睛,让他们密切关注王佳芝的命运,但不妙的是失掉了“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小说里王佳芝那种半自觉又不自觉的张爱玲式的精明与超然被这种大众化的煽情气质掩盖,使得她在最后放走易先生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让人感觉王佳芝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任务失败的后果,而是因为重拾父爱般的感情便突然释放出压抑许久的自我,仿佛要是没有那一颗钻戒带来的感动她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一般。
然而小说《色·戒》昕要传达的却是一种宿命的失败,即无论如何,暗杀行动注定不会成功。这种注定的结局是典型的张爱玲式的自嘲与叹息,它给小说赋予了其作品一贯的苍凉风格。小说里的王佳芝在麦太太的角色里越陷越深,导致她慢慢地把自己的情感装进了这个虚假的身份里,情感越来越清晰,身份就越来越模糊,这种渐变最终使得王佳芝把原本不存在的麦太太给坐实了。自然而然地在最后关头放走了易先生。这一点与电影《色·戒》不一样,小说里的王佳芝并不是因为将演戏与生活等同起来从而抛弃原本情报人员的身份,让爱做主。而是她本来就生活在戏里,她的身份是多重的。是不确定的,麦太太是一个角色。情报人员也是一个角色,并没有原始身份之说。同样。她的感情也始终在流浪,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并没有脱离角色而单独存在过。纵观整个小说,很难去概括王佳芝作为王佳芝自己是怎样一种性格,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王佳芝大部分时间都是麦太太。只有少数时间是一个情报人员,零星做过学生,也演过一些爱国话剧,可是光凭这些不足以得出王佳芝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女性。但是电影里的王佳芝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爱国人士,演戏的部分限制在了麦太太的角色里。
小说中张爱玲没有花费笔墨去细述王佳芝的人物前史,她自始至终把主要篇幅留给麦太太这个角色,对于王佳芝情报人员的身份只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而电影则把王佳芝的前史详细地铺陈,王佳芝一下从一个小人物变成又红又专的爱国大学生。人物身份从不确定到确定,源于电影本身对故事长度和人物形象的要求,也体现出李安对张爱玲小说的联想和注释。可是,这种联想和注释虽然能够使故事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却改变了结局的意味,不如小说自然,反而使人费解。小说里的王佳芝是一片小小的浮萍,飘到哪儿就是哪儿。对人事看得清楚,大气不做作,她明白男人的薄情,对易先生的本质洞察得清清楚楚,放他走是其情感走到极端的爆发,真实而自然,说自己傻,只因为虽能看透一切却仍然不得善终。实则精明:电影中的王佳芝不再是个小人物,相反。她对爱国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偏偏变了味,昏了头。她不懂男人的薄情,甚至连导演都将易先生的无情改成了含情。于是,王佳芝只看得见钻戒和易先生一往情深的脸孔,看不见那枚钻戒“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
张爱玲在写《色·戒》的时候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她看得太透,所以一切在其笔下皆是苍凉,似写有情实写无情:李安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只能把王佳芝的口红擦得更红,把“不过微红,也不太大”的钻戒拍得更大。变无情为有情,这是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和延伸,单从女主人公的角度来看,从小说走向电影的王佳芝,面容更加艳丽,性格更加丰满,只是不再带着张爱玲的影子,因为她什么也看不透。只剩下一团傻气。
关键词 张爱玲 李安 王佳芝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是清醒的,又是糊涂的。她看穿了男人的薄情,深知爱情不过是昙花一现,有如“床前明月光”那般可望而不可及,可又偏偏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昙花刹那的开放。这样热烈的等待导致她愿意不计后果地付出,为爱付出。这种近乎任性的付出不只属于她本人,还属于她笔下的女人们。
王佳芝便是其中的一个。
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是个爱做戏的女人。她习惯把自己隐藏在某一个角色里,借助角色的身份生活,借助角色的口吻说话:她从来就不是她自己。
关于这一点,李安以充满直观性的电影化手法来解读。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从爱做戏变成了李安镜头下的爱看戏。影片中,王佳芝先后两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尽管两次都有所指,并非单纯地表现王佳芝对看戏的热爱,可是,当镜头前出现王佳芝专注的眼神时,我们很难去否认她是热爱看戏的。因为她是那样投入,那样敏感,好像要把戏中人物的所有感情都移植到自己身上似的,爱也好恨也罢,她统统接受。导演在此有意插入了一段安静的特写:王佳芝流泪的脸。这张脸几乎陷在一片漆黑当中。一道来自银幕上的光亮投射其上,光源是单一的。在这种单一光源下,王佳芝苍白的脸上泛着亮,是泪痕在反着光。这反光构成了对银幕光线的一种呼应,光的呼应产生了情感上的呼应:只有当周遭一片漆黑,王佳芝借助别人的故事来刺激自己时,才能开启内心那把快要锈掉的铜锁,释放沉重的记忆。
这些沉重的记忆大多源于王佳芝情感中缺席的父爱,这是电影对王佳芝性格的“李安式”的补充。尽管张爱玲有恋父情结。可她笔下的王佳芝却并不明显。倘若说王佳芝爱上年龄与之悬殊的易先生是源于这种隐性情结,那么影片将这种情结作为性格的一个侧面对王佳芝进行补充,不仅仅是为了使剧情在逻辑上更加严密,更是导演李安尝试着将自己的风格与张爱玲的风格交织并糅合在一起的产物。李安心目中的王佳芝,并非从来就不是她自己,相反,她有自我,但是她一直压抑着这个自我:而这种压抑应当源自于某种情感的缺失。对李安来说,最容易联想到的也是其电影作品中运用得最自如的情感,就是父爱。而这恰恰也是张爱玲所缺失的。有了这种默契,李安大胆地对王佳芝进行李安式的补充甚至是李安式的重塑。镜头下的王佳芝失去了父爱,多了一种煽情的气质,这种叫人流泪的气质使得影片中埋藏着缕缕悲伤,而不是原作中空荡荡的苍凉,在某种程度上,电影有情而小说无情。显然,电影对于小说的这种补充是有好处的,煽情的画面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睛,让他们密切关注王佳芝的命运,但不妙的是失掉了“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小说里王佳芝那种半自觉又不自觉的张爱玲式的精明与超然被这种大众化的煽情气质掩盖,使得她在最后放走易先生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让人感觉王佳芝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任务失败的后果,而是因为重拾父爱般的感情便突然释放出压抑许久的自我,仿佛要是没有那一颗钻戒带来的感动她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一般。
然而小说《色·戒》昕要传达的却是一种宿命的失败,即无论如何,暗杀行动注定不会成功。这种注定的结局是典型的张爱玲式的自嘲与叹息,它给小说赋予了其作品一贯的苍凉风格。小说里的王佳芝在麦太太的角色里越陷越深,导致她慢慢地把自己的情感装进了这个虚假的身份里,情感越来越清晰,身份就越来越模糊,这种渐变最终使得王佳芝把原本不存在的麦太太给坐实了。自然而然地在最后关头放走了易先生。这一点与电影《色·戒》不一样,小说里的王佳芝并不是因为将演戏与生活等同起来从而抛弃原本情报人员的身份,让爱做主。而是她本来就生活在戏里,她的身份是多重的。是不确定的,麦太太是一个角色。情报人员也是一个角色,并没有原始身份之说。同样。她的感情也始终在流浪,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并没有脱离角色而单独存在过。纵观整个小说,很难去概括王佳芝作为王佳芝自己是怎样一种性格,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王佳芝大部分时间都是麦太太。只有少数时间是一个情报人员,零星做过学生,也演过一些爱国话剧,可是光凭这些不足以得出王佳芝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女性。但是电影里的王佳芝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爱国人士,演戏的部分限制在了麦太太的角色里。
小说中张爱玲没有花费笔墨去细述王佳芝的人物前史,她自始至终把主要篇幅留给麦太太这个角色,对于王佳芝情报人员的身份只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而电影则把王佳芝的前史详细地铺陈,王佳芝一下从一个小人物变成又红又专的爱国大学生。人物身份从不确定到确定,源于电影本身对故事长度和人物形象的要求,也体现出李安对张爱玲小说的联想和注释。可是,这种联想和注释虽然能够使故事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却改变了结局的意味,不如小说自然,反而使人费解。小说里的王佳芝是一片小小的浮萍,飘到哪儿就是哪儿。对人事看得清楚,大气不做作,她明白男人的薄情,对易先生的本质洞察得清清楚楚,放他走是其情感走到极端的爆发,真实而自然,说自己傻,只因为虽能看透一切却仍然不得善终。实则精明:电影中的王佳芝不再是个小人物,相反。她对爱国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偏偏变了味,昏了头。她不懂男人的薄情,甚至连导演都将易先生的无情改成了含情。于是,王佳芝只看得见钻戒和易先生一往情深的脸孔,看不见那枚钻戒“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
张爱玲在写《色·戒》的时候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她看得太透,所以一切在其笔下皆是苍凉,似写有情实写无情:李安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只能把王佳芝的口红擦得更红,把“不过微红,也不太大”的钻戒拍得更大。变无情为有情,这是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和延伸,单从女主人公的角度来看,从小说走向电影的王佳芝,面容更加艳丽,性格更加丰满,只是不再带着张爱玲的影子,因为她什么也看不透。只剩下一团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