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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改变从现在开始”：荒野、资源保护
[摘 要]本文通过对1890—1920年间加拿大落基山公园（班夫国家公园）斯托尼族迁移的个案研究，旨在对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土著民族迁移史进行深入考察。本文认为，班夫国家公园的事例表明，土著民族迁移政策是出于猎物保护、运动狩猎、旅游开发以及同化土著民族的目的，而不是要把国家公园变成无人居住的荒野，至少加拿大是如此，美国或亦然。
[关键词]班夫国家公园；土著民族迁移；资源保护；荒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研究”（16BSS025）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美国国家公园的印第安迁移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印第安迁移政策根植于美国力图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的渴求。本文受这些研究的启发，对加拿大的印第安迁移政策进行了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土著民族被迫迁出国家公园，但当时公园管理人员认为国家公园拥有常住居民是正常现象；况且，加拿大土著民族迁移政策的推动者未曾使用“荒野”一词或荒野思想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土著民族迁移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国际性现象，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在许多情况下，荒野的概念对于土著民族迁移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太大作用，政府的决策更主要的是出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完整性、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危机感的考虑。显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一国际现象。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加拿大落基山公园（班夫国家公园）土著民族迁移政策倡导者的动机进行考察，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班夫国家公园的事例表明，加拿大国家公园实行迁移政策，是出于猎物保护、运动狩猎、旅游开发和对土著民族实行文化征服的目的，而不是在国家公园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美国亦或如此①。
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土著民族迁移模式与美国非常类似①。但土著民族被迫迁出班夫国家公园（及其他国家公园）时，公园管理人员认为国家公园可以有常住居民存在。实际上，1930年之前建立的加拿大国家公园里，新建了一些小镇以吸引游客。以班夫国家公园为例，常住民人数从1887年的650人上升至1911年的 2000人②。1904年，即班夫公园内新建了班肯德采煤小镇两年之后，公园年度报告声称：“新建的班肯德小镇不仅没有损害公园的美景，反而给周边丰富多彩的景观增加了一个新看点……瀑布环绕、景色宜人加上丰富多彩的工业生活，使其成为游客们驻足的休憩之处。”1906年内政部部长弗兰克·奥利弗就班夫公园写道：“如果旅途遥远的游客要充分了解它，公园内必须要有小镇。”③时至今日，班夫、贾斯珀和沃特顿公园内许多管理得当的小镇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加拿大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常住民多达几千人。
然而，1887年班夫公园建立后不久，政府就禁止土著民族在此狩猎，而且恰恰是在称赞班肯德小镇的同一年加紧了禁令的执行。与此同时，土著居民也被赶出加拿大各省立和市立公园。1893年，安大略省新建的阿尔贡金国家公园内禁止一切狩猎活动。1895年，魁北克省在建立洛朗泰德国家公园时也采取了同样措施。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也将包括土著民族在内的所有居民强制迁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加拿大荒野运动出现之前④。
几个土著族群与班夫国家公园所在的区域有着密切联系。库特尼族的祖先在1781年天花流行之前已经在该地区游猎了，但此后他们如何利用该地就不清楚了。克里族对该地区也十分熟悉，公园毗邻他们领地的西南边界。黑脚印第安人虽是著名的平原部落，但他们与落基山脉的联系已经有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班夫国家公园临近他们领地的西部边界。讲苏族语的斯托尼族印第安人到达该地区的时间大概在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中期之间，但到1870年他们对该地已经了如指掌。19世纪晚期的探险家们通常求助斯托尼人做向导，今日班夫国家公园的许多地方仍然沿用其斯托尼名①。加拿大自治领成立3年后的1870年，自治领政府购买了鲁珀特地区（哈德逊湾公司领地），班夫公园所在地区也包括在内。随后，政府开始与土著民族谈判土地割让条约（即所谓的《编号条约》）。政府谈判代表借鉴了此前在上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南部）签署的各项条约，尤其是1850年签定的《罗宾逊条约》，除私有财产外，加拿大政府还明确宣布保障印第安人的狩猎权和捕鱼权②。《编号条约》同样也有保障印第安人狩猎权和捕鱼权的条款，但同时也反映出自治领政府对猎物日益减少的关注。1877年，与黑脚族、佩甘族、布拉德族、萨西族和斯托尼族签署的《第7号条约》中规定，印第安人可以在上述地区“保留狩猎的权利”，但“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规则，在女王陛下的授权下进行活动；要留出大片土地以满足加拿大政府或政府正式授权的女皇陛下的子民进行拓殖、采矿、贸易或其他目的所需”③。这就成为加拿大土著居民狩猎权与政府的猎物保护目标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的制度化根源。1886年修订《印第安法案》时，印第安事务部部长宣布：“马尼托巴省或西部有关保护猎物的法律，对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同样适用。”④
至1880年，加拿大平原野牛的数量已经很少，以至于印第安人无法再靠它们维持生计。野牛的消亡促使加拿大政府将签署《第7号条约》的印第安人赶进保留地，并加深了加拿大对猎物日益减少的认识，虽然它对斯托尼族的影响比签署《第7号条约》的其他部族要小得多。一些斯托尼族人是签署《第7号条约》而据此定居的第一批土著人。在条约签署之前，1873年莫利地区的循道宗传教团已经建立。1879年的调查显示，斯托尼族大部分保留地适宜放牧，而不适合农业开垦（见次页图1）。另一方面，从保留地前往落基山脉狩猎相当方便，因此许多斯托尼人并未在保留地定居。1914年，阿尔伯塔省森林保护区的调查员指出，许多斯托尼人沿着落基山脉东麓，尤其是从莫利到萨斯喀彻温河之间的地区游猎，他们“几乎完全依靠东部丘陵地带的猎物维持生计”⑤。与此相反，黑脚族和萨西族所选择的保留地距离落基山脉较远，1903年前他们很少在此打猎①。 政府官员对于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十分关注。1914年，米勒在阿尔伯塔省指出：有三种人违反《狩猎法》。第一类是“流动人群”，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二类是“定居的采矿者”，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其中许多人对杀戮野生动物十分感兴趣”。但是，“没有哪种破坏能够比得上……更确切地说所有其他破坏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斯托尼族对野生动物的破坏程度”，“这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我本人今年在东部山区与斯托尼族频繁交往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可以确切地说，斯托尼族每年仅在鸦窝山口与布拉佐河之间的落基山区所猎杀的野生动物就不下2000只”①。
但斯托尼族也颇有微词。随着班夫公园的扩建，以及《狩猎法》的进一步实施，斯托尼族感到狩猎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1907年，他们向政府提出对新《狩猎法》的意见：
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到山里去捕羊……我们只能捕猎一只鹿，并且我们狩猎前需要先支付2.50美元。
现在，当我们与你们长官签约时，我们明白，要保护森林和山区的野生动物永存。但是每年白人到此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昔日的狩猎之地如今遍布白人的住所和围栏。我们身无分文。不知道如何像白人那样赚钱……
哦，白人长官，可怜可怜我们吧。让我们像祖先一样继续在秋天狩猎吧。我们辛勤工作，努力赚钱，购买白人食用的食物，但对我们来说野生动物的肉比什么都香……当我们的孩子需要时，让我们自由出入山区和森林去寻找野味吧。②
尽管这类抱怨声不断，《狩猎法》依然严格禁止印第安人狩猎，并有报告称野生动物的数量正在增加。20世纪20年代初，戈登·休伊特报告道：“由于斯托尼印第安人的过度捕猎，南部山区的（大角羊）曾遭受重创，但如今诸多因素不仅会阻止其数量进一步下滑，未来还会有明显增加。印第安人现在不得不遵守《狩猎法》……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自治领公园所采取的保护措施。”③1915年，米勒列举了落基山脉禁止斯托尼族狩猎的几个区域，其中包括班夫公园。他认为：“尽管采矿者非常多，外来狩猎者也有所增加，但各类野生动物的数量依然有显著增加。”④国家公园的管理者无疑被这些报告所说服了。
历史事实表明，班夫国家公园的土著民族迁移政策主要植根于资源保护主义者和运动狩猎者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同时土著民族的维生狩猎也不符合当时印第安事务部所极力推行的对土著民族实行文明和同化的中心宗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印第安事务部默许甚至鼓励印第安人冬季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狩猎活动，之后在更远的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他们认为，当定居性农业的生活方式对于某一特定社区变得可行时，这一社区就应该被劝说放弃狩猎这种生存方式。因此，在某些印第安事务部的官员看来，限制土著民族的狩猎权看似残酷，却可能是一件好事。当1895年魁北克省建立2531平方英里的洛朗泰德国家公园时，也禁止公园内的一切狩猎活动。5年后，副部长报告说：土著民族失去了位于他们保留地附近的属于公园管辖范围地区的狩猎权是诱导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①。1903年，在莫利地区担任印第安事务官的霍华德·西博尔德指出：“只要他们能够狩猎，就不可能被教化。我与他们共处了26年，除了个别年轻人外，他们现在并不比我第一次接触他们时文明进化了多少，我认为狩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西博尔德在其1902年的年度报告中谈到对班夫国家公园扩大一事的看法时写道：“我希望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只要保留地附近有野生动物，他们就很难踏实劳作。”一年后，他补充说，虽然限制狩猎“对一些老猎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大部分人会看到这一保护措施所带来的长远利益。”②其实西博尔德说这话时，许多斯托尼人已经在国家公园内担任导游赚钱了。而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人单纯依靠狩猎维持生存了③。
莱斯利·贝拉说，从根本上讲，加拿大国家公园以赢利为目的④，这也是国家公园禁止狩猎的一个原因。首任自治领公园管理员哈金的第一份年度报告指出，国家公园“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是国家最大、最理想的税收来源之一……旅游业的商业潜力巨大……各方面都表明人们普遍强烈希望亲眼见到大自然的美景并与之亲密接触，他们乐意支付相关费用，这关系到当地切实的经济利益”⑤。运动狩猎者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游客只是想对大型野生动物进行观察和拍摄而已。公园管理者看到温顺的鹿漫步穿过小镇时感到非常愉悦，游客很享受看到海狸活动的乐趣⑥。猎食动物控制是一种在国家公园内外被广为接受的猎物管理策略，没有了猎食动物，猎物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温顺，国家公园对猎食动物控制还有许多其他好处。国家公园迁出人类狩猎者与对猎食动物的控制策略同步进行。这样草食性动物的数量才会增加，而且变得更加温顺⑦。公园也为“温顺的”印第安人留下了活动空间。与美国国家公园类似，20世纪初班夫公园在“班夫印第安日”采取了类似嘉年华的新形式，以展示其“印第安特色”，“印第安特色”被重塑成为公园里的一种游客友好型的“有益模式”①。
没有证据表明印第安人被驱逐出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是为了保护或创建“荒野”，至少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如此。事实上，当运动狩猎者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呼吁公园内禁止斯托尼族狩猎时，对“荒野”思想并不感兴趣。这并不奇怪，二战前加拿大几乎没有人认为“荒野”的定义是无人居住。“荒野”一词很少使用，从1920年前印第安事务部年度报告中仅有的几次对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政府官员把荒野简单地等同于林地。1890年，印第安事务部的年度报告中描述伍兹湖地区时写道：“这些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荒野。”同样，1911年，挪威豪斯地区的印第安人被描述为“以渔猎为生，为哈德逊湾公司服务，利用船只运送货物和人员到公司开展贸易的荒野地区”。1898年的年度报告将新不伦瑞克省的伍德斯托克部落的保留地描述为：“占地260英亩，其中大约只有35英亩空地，其余尽是一片荒野。”②此后对“荒野”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少，范围也越来越窄。1921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出文明向荒野进军。到1945年，这个词的运用范围变得更窄，“荒野地区”专指“海狸与毛皮保护区”③。有理由相信，“荒野”在美国也并不等同于无人居住区。1894年，《森林与河流》杂志的头版刊发了一篇很可能是乔治·伯德·格林内尔撰写的社论，他对于冰川国家公园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论中有关于“野生动物将继续为荒野地区的居民提供食物”的字样，这意味着“荒野”并非指无人居住之地④。甚至连荒野运动的发动者也认为，荒野是可以被改变和占据的⑤。似乎当时的政府官员想要将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建成人为景观，那里的野生动物“比自然状态下更为丰富”①。正如1968年罗杰·拜恩所言：“即使公园管理部门的科学顾问也并没有想让保护区处于一种原始的本初状态……公园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公园，使其对游客更具吸引力。”②
我们的荒野观和自然观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应该反思人类如何试图改变物质世界，以符合我们想象中的荒野与自然。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改变自然的史实表明，土著民族迁移政策不是为了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景观，而是为了创造具有丰富野生动物资源的景观（主要是为运动狩猎者和游客），以及对土著民族实行文明同化的更广义目标。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过去或现在的公园管理者进行是非评判，也不想分析他们的决策对人类和自然群落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而是为了更深入地分析他们的决策所形成的原因。那些主张将斯托尼印第安人迁移出班夫国家公园的决策者将焦点放在斯托尼族身上，却似乎忽视了造成环境恶化的其他因素。此外，这些决策者通常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自认为比当地土著人更有知识和远见。其实土著民族的知识是经过世代积累而来的，而且长期生存于此使得他们能够根据环境的微妙变化而作出自我调整。我们不应幼稚地认为本土居民的环境观念与行为足以防止该时期班夫国家公园严重的环境恶化，或者地区性的环境观足以防止今日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环境灾难。但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受迁移政策的影响，土著民族关于北美国家公园的许多有价值的环境观念已然丢失。当我们承认不能过分简单地相信现代科学知识足以防止今日精细化管理的景观中的环境破坏时，这种损失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但我们需要承认过去和现在情况的复杂性，许多负责管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管理者的决策不是简单地为富人创造无人居住的荒野，而是认为生态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这一个案研究，为土著民族迁移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还需要包括比较研究在内的更多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全球性现象。
（本文原载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1， no. 4， 2006， pp. 724-750；文章的翻译发表已获得原作者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摘 要]本文通过对1890—1920年间加拿大落基山公园（班夫国家公园）斯托尼族迁移的个案研究，旨在对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土著民族迁移史进行深入考察。本文认为，班夫国家公园的事例表明，土著民族迁移政策是出于猎物保护、运动狩猎、旅游开发以及同化土著民族的目的，而不是要把国家公园变成无人居住的荒野，至少加拿大是如此，美国或亦然。
[关键词]班夫国家公园；土著民族迁移；资源保护；荒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研究”（16BSS025）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美国国家公园的印第安迁移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印第安迁移政策根植于美国力图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的渴求。本文受这些研究的启发，对加拿大的印第安迁移政策进行了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土著民族被迫迁出国家公园，但当时公园管理人员认为国家公园拥有常住居民是正常现象；况且，加拿大土著民族迁移政策的推动者未曾使用“荒野”一词或荒野思想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土著民族迁移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国际性现象，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在许多情况下，荒野的概念对于土著民族迁移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太大作用，政府的决策更主要的是出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完整性、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危机感的考虑。显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一国际现象。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加拿大落基山公园（班夫国家公园）土著民族迁移政策倡导者的动机进行考察，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班夫国家公园的事例表明，加拿大国家公园实行迁移政策，是出于猎物保护、运动狩猎、旅游开发和对土著民族实行文化征服的目的，而不是在国家公园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美国亦或如此①。
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土著民族迁移模式与美国非常类似①。但土著民族被迫迁出班夫国家公园（及其他国家公园）时，公园管理人员认为国家公园可以有常住居民存在。实际上，1930年之前建立的加拿大国家公园里，新建了一些小镇以吸引游客。以班夫国家公园为例，常住民人数从1887年的650人上升至1911年的 2000人②。1904年，即班夫公园内新建了班肯德采煤小镇两年之后，公园年度报告声称：“新建的班肯德小镇不仅没有损害公园的美景，反而给周边丰富多彩的景观增加了一个新看点……瀑布环绕、景色宜人加上丰富多彩的工业生活，使其成为游客们驻足的休憩之处。”1906年内政部部长弗兰克·奥利弗就班夫公园写道：“如果旅途遥远的游客要充分了解它，公园内必须要有小镇。”③时至今日，班夫、贾斯珀和沃特顿公园内许多管理得当的小镇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加拿大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常住民多达几千人。
然而，1887年班夫公园建立后不久，政府就禁止土著民族在此狩猎，而且恰恰是在称赞班肯德小镇的同一年加紧了禁令的执行。与此同时，土著居民也被赶出加拿大各省立和市立公园。1893年，安大略省新建的阿尔贡金国家公园内禁止一切狩猎活动。1895年，魁北克省在建立洛朗泰德国家公园时也采取了同样措施。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也将包括土著民族在内的所有居民强制迁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加拿大荒野运动出现之前④。
几个土著族群与班夫国家公园所在的区域有着密切联系。库特尼族的祖先在1781年天花流行之前已经在该地区游猎了，但此后他们如何利用该地就不清楚了。克里族对该地区也十分熟悉，公园毗邻他们领地的西南边界。黑脚印第安人虽是著名的平原部落，但他们与落基山脉的联系已经有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班夫国家公园临近他们领地的西部边界。讲苏族语的斯托尼族印第安人到达该地区的时间大概在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中期之间，但到1870年他们对该地已经了如指掌。19世纪晚期的探险家们通常求助斯托尼人做向导，今日班夫国家公园的许多地方仍然沿用其斯托尼名①。加拿大自治领成立3年后的1870年，自治领政府购买了鲁珀特地区（哈德逊湾公司领地），班夫公园所在地区也包括在内。随后，政府开始与土著民族谈判土地割让条约（即所谓的《编号条约》）。政府谈判代表借鉴了此前在上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南部）签署的各项条约，尤其是1850年签定的《罗宾逊条约》，除私有财产外，加拿大政府还明确宣布保障印第安人的狩猎权和捕鱼权②。《编号条约》同样也有保障印第安人狩猎权和捕鱼权的条款，但同时也反映出自治领政府对猎物日益减少的关注。1877年，与黑脚族、佩甘族、布拉德族、萨西族和斯托尼族签署的《第7号条约》中规定，印第安人可以在上述地区“保留狩猎的权利”，但“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规则，在女王陛下的授权下进行活动；要留出大片土地以满足加拿大政府或政府正式授权的女皇陛下的子民进行拓殖、采矿、贸易或其他目的所需”③。这就成为加拿大土著居民狩猎权与政府的猎物保护目标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的制度化根源。1886年修订《印第安法案》时，印第安事务部部长宣布：“马尼托巴省或西部有关保护猎物的法律，对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同样适用。”④
至1880年，加拿大平原野牛的数量已经很少，以至于印第安人无法再靠它们维持生计。野牛的消亡促使加拿大政府将签署《第7号条约》的印第安人赶进保留地，并加深了加拿大对猎物日益减少的认识，虽然它对斯托尼族的影响比签署《第7号条约》的其他部族要小得多。一些斯托尼族人是签署《第7号条约》而据此定居的第一批土著人。在条约签署之前，1873年莫利地区的循道宗传教团已经建立。1879年的调查显示，斯托尼族大部分保留地适宜放牧，而不适合农业开垦（见次页图1）。另一方面，从保留地前往落基山脉狩猎相当方便，因此许多斯托尼人并未在保留地定居。1914年，阿尔伯塔省森林保护区的调查员指出，许多斯托尼人沿着落基山脉东麓，尤其是从莫利到萨斯喀彻温河之间的地区游猎，他们“几乎完全依靠东部丘陵地带的猎物维持生计”⑤。与此相反，黑脚族和萨西族所选择的保留地距离落基山脉较远，1903年前他们很少在此打猎①。 政府官员对于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十分关注。1914年，米勒在阿尔伯塔省指出：有三种人违反《狩猎法》。第一类是“流动人群”，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二类是“定居的采矿者”，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其中许多人对杀戮野生动物十分感兴趣”。但是，“没有哪种破坏能够比得上……更确切地说所有其他破坏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斯托尼族对野生动物的破坏程度”，“这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我本人今年在东部山区与斯托尼族频繁交往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可以确切地说，斯托尼族每年仅在鸦窝山口与布拉佐河之间的落基山区所猎杀的野生动物就不下2000只”①。
但斯托尼族也颇有微词。随着班夫公园的扩建，以及《狩猎法》的进一步实施，斯托尼族感到狩猎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1907年，他们向政府提出对新《狩猎法》的意见：
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到山里去捕羊……我们只能捕猎一只鹿，并且我们狩猎前需要先支付2.50美元。
现在，当我们与你们长官签约时，我们明白，要保护森林和山区的野生动物永存。但是每年白人到此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昔日的狩猎之地如今遍布白人的住所和围栏。我们身无分文。不知道如何像白人那样赚钱……
哦，白人长官，可怜可怜我们吧。让我们像祖先一样继续在秋天狩猎吧。我们辛勤工作，努力赚钱，购买白人食用的食物，但对我们来说野生动物的肉比什么都香……当我们的孩子需要时，让我们自由出入山区和森林去寻找野味吧。②
尽管这类抱怨声不断，《狩猎法》依然严格禁止印第安人狩猎，并有报告称野生动物的数量正在增加。20世纪20年代初，戈登·休伊特报告道：“由于斯托尼印第安人的过度捕猎，南部山区的（大角羊）曾遭受重创，但如今诸多因素不仅会阻止其数量进一步下滑，未来还会有明显增加。印第安人现在不得不遵守《狩猎法》……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自治领公园所采取的保护措施。”③1915年，米勒列举了落基山脉禁止斯托尼族狩猎的几个区域，其中包括班夫公园。他认为：“尽管采矿者非常多，外来狩猎者也有所增加，但各类野生动物的数量依然有显著增加。”④国家公园的管理者无疑被这些报告所说服了。
历史事实表明，班夫国家公园的土著民族迁移政策主要植根于资源保护主义者和运动狩猎者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同时土著民族的维生狩猎也不符合当时印第安事务部所极力推行的对土著民族实行文明和同化的中心宗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印第安事务部默许甚至鼓励印第安人冬季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狩猎活动，之后在更远的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他们认为，当定居性农业的生活方式对于某一特定社区变得可行时，这一社区就应该被劝说放弃狩猎这种生存方式。因此，在某些印第安事务部的官员看来，限制土著民族的狩猎权看似残酷，却可能是一件好事。当1895年魁北克省建立2531平方英里的洛朗泰德国家公园时，也禁止公园内的一切狩猎活动。5年后，副部长报告说：土著民族失去了位于他们保留地附近的属于公园管辖范围地区的狩猎权是诱导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①。1903年，在莫利地区担任印第安事务官的霍华德·西博尔德指出：“只要他们能够狩猎，就不可能被教化。我与他们共处了26年，除了个别年轻人外，他们现在并不比我第一次接触他们时文明进化了多少，我认为狩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西博尔德在其1902年的年度报告中谈到对班夫国家公园扩大一事的看法时写道：“我希望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只要保留地附近有野生动物，他们就很难踏实劳作。”一年后，他补充说，虽然限制狩猎“对一些老猎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大部分人会看到这一保护措施所带来的长远利益。”②其实西博尔德说这话时，许多斯托尼人已经在国家公园内担任导游赚钱了。而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人单纯依靠狩猎维持生存了③。
莱斯利·贝拉说，从根本上讲，加拿大国家公园以赢利为目的④，这也是国家公园禁止狩猎的一个原因。首任自治领公园管理员哈金的第一份年度报告指出，国家公园“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是国家最大、最理想的税收来源之一……旅游业的商业潜力巨大……各方面都表明人们普遍强烈希望亲眼见到大自然的美景并与之亲密接触，他们乐意支付相关费用，这关系到当地切实的经济利益”⑤。运动狩猎者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游客只是想对大型野生动物进行观察和拍摄而已。公园管理者看到温顺的鹿漫步穿过小镇时感到非常愉悦，游客很享受看到海狸活动的乐趣⑥。猎食动物控制是一种在国家公园内外被广为接受的猎物管理策略，没有了猎食动物，猎物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温顺，国家公园对猎食动物控制还有许多其他好处。国家公园迁出人类狩猎者与对猎食动物的控制策略同步进行。这样草食性动物的数量才会增加，而且变得更加温顺⑦。公园也为“温顺的”印第安人留下了活动空间。与美国国家公园类似，20世纪初班夫公园在“班夫印第安日”采取了类似嘉年华的新形式，以展示其“印第安特色”，“印第安特色”被重塑成为公园里的一种游客友好型的“有益模式”①。
没有证据表明印第安人被驱逐出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是为了保护或创建“荒野”，至少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如此。事实上，当运动狩猎者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呼吁公园内禁止斯托尼族狩猎时，对“荒野”思想并不感兴趣。这并不奇怪，二战前加拿大几乎没有人认为“荒野”的定义是无人居住。“荒野”一词很少使用，从1920年前印第安事务部年度报告中仅有的几次对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政府官员把荒野简单地等同于林地。1890年，印第安事务部的年度报告中描述伍兹湖地区时写道：“这些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荒野。”同样，1911年，挪威豪斯地区的印第安人被描述为“以渔猎为生，为哈德逊湾公司服务，利用船只运送货物和人员到公司开展贸易的荒野地区”。1898年的年度报告将新不伦瑞克省的伍德斯托克部落的保留地描述为：“占地260英亩，其中大约只有35英亩空地，其余尽是一片荒野。”②此后对“荒野”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少，范围也越来越窄。1921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出文明向荒野进军。到1945年，这个词的运用范围变得更窄，“荒野地区”专指“海狸与毛皮保护区”③。有理由相信，“荒野”在美国也并不等同于无人居住区。1894年，《森林与河流》杂志的头版刊发了一篇很可能是乔治·伯德·格林内尔撰写的社论，他对于冰川国家公园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论中有关于“野生动物将继续为荒野地区的居民提供食物”的字样，这意味着“荒野”并非指无人居住之地④。甚至连荒野运动的发动者也认为，荒野是可以被改变和占据的⑤。似乎当时的政府官员想要将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建成人为景观，那里的野生动物“比自然状态下更为丰富”①。正如1968年罗杰·拜恩所言：“即使公园管理部门的科学顾问也并没有想让保护区处于一种原始的本初状态……公园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公园，使其对游客更具吸引力。”②
我们的荒野观和自然观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应该反思人类如何试图改变物质世界，以符合我们想象中的荒野与自然。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改变自然的史实表明，土著民族迁移政策不是为了创建无人居住的荒野景观，而是为了创造具有丰富野生动物资源的景观（主要是为运动狩猎者和游客），以及对土著民族实行文明同化的更广义目标。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过去或现在的公园管理者进行是非评判，也不想分析他们的决策对人类和自然群落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而是为了更深入地分析他们的决策所形成的原因。那些主张将斯托尼印第安人迁移出班夫国家公园的决策者将焦点放在斯托尼族身上，却似乎忽视了造成环境恶化的其他因素。此外，这些决策者通常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自认为比当地土著人更有知识和远见。其实土著民族的知识是经过世代积累而来的，而且长期生存于此使得他们能够根据环境的微妙变化而作出自我调整。我们不应幼稚地认为本土居民的环境观念与行为足以防止该时期班夫国家公园严重的环境恶化，或者地区性的环境观足以防止今日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环境灾难。但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受迁移政策的影响，土著民族关于北美国家公园的许多有价值的环境观念已然丢失。当我们承认不能过分简单地相信现代科学知识足以防止今日精细化管理的景观中的环境破坏时，这种损失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但我们需要承认过去和现在情况的复杂性，许多负责管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管理者的决策不是简单地为富人创造无人居住的荒野，而是认为生态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这一个案研究，为土著民族迁移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还需要包括比较研究在内的更多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全球性现象。
（本文原载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1， no. 4， 2006， pp. 724-750；文章的翻译发表已获得原作者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