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当真要见证回到国家，即对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安全和资源的需要，那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政府所能做到的事。过去半个世纪混合经济取得成功，使年轻一代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贬低公共部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默认语言。
　　但只有政府才能对全球化竞争所提出的困境做出必要的反应。这些挑战不是任何私人雇主或工业能够掌握的，更不用说处理和解决。私营部门能指望的，顶多是为保护某些特定职业或保护某些受偏袒的部门进行短期游说——而这模式恰恰又会导致常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症状和低效率。
　　维多利亚晚期的改革家和他们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门徒，转向国家来应对市场的缺陷。不能期待问题“自然”发生——恰恰相反，本来就是市场的自然运作才制造了“社会问题”——必须经过计划、管理，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
　　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相似的两难困境。我们在过去30年间缩小了公有和干预的规模，今天却发现自己以上次大萧条时那种规模奉行事实上的国家行动。人们不满于毫无限制的金融市场和少数人那种荒唐得不成比例的获利，这迫使政府四处出击。但从198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因为过分强大的国家最终失败而欣慰，这样，我们就必须对自己解释为什么需要干预，以及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思考国家。毕竟，国家总是和我们同在。在最倾向于贬低国家在个人事务中作用的美国，华盛顿支持甚至填补了某些市场角色：铁路大亨、小麦农场主、汽车制造商、飞机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其他种种。不管美国人怎么得意洋洋，他们的政府总是插手在经济中的。将美国和其他每一个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与人们所相信的情形恰恰相反。
　　政府被诋毁成了经济功能障碍的根源。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个修辞比喻在爱尔兰、波兰、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以及英国被广泛模仿：传统观念是尽可能地把公共部门局限在公共管理和安全功能上。讽刺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敌人，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当代共和党，就这样有效地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的观点，他不厌其烦地宣称：“未来属于伟大的管理型国家，在那里官员管理，警察维护秩序。”
　　面对这强大的消极神话，我们如何描述国家的正当地位？应从这里开始：承认真正的伤害以前是、而且现在还是由过分强大的政府造成的。我们比左派更能承认这一点。有两个合理的担忧。
　　强迫是第一个。政治自由的主要成分还不是让国家完全不管你：没有任何现代管理机构能够或者应当完全无视其成员。自由包括我们有权不同意国家的目的、可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不必担心惩罚。
　　这比它听起来要复杂：即使是好心的国家和政府在大多数人的愿望面前遭到公司、社区或个人顽抗时也不会乐意。效率不能被引证来为严重的不平等辩护；它也不能用来借社会公正的名义压制反对意见。如果效率的代价是这样，那么自由比住在一个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的国家都要好。
　　反对积极国家的第二个理由是国家有可能把事情搞砸。而国家犯的错误往往是戏剧化的大规模：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学教育历史就是一个案例。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很睿智地描写过他所称的“地方知识”的好处。一个社会越多变、越复杂，顶端的人对底层的现实一无所知的机会就越大。
　　他写道，“我们对一个复杂运作秩序的了解”是有限的。国家代表公众进行干预的作用，必须永远参照这个简单的真理来进行权衡。
　　这不同于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的反对意见——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所有自上而下的计划。但计划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是达到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方式：公共行动的好处，也必须和压制个人知识和创造性的危险放在一起权衡。回答则根据情况各有不同，不应当教条主义地预先决定。
　　认为我们要么有良好的社会服务国家，要么有更高效率、促进增长的市场，但又说二者不能兼得的当代观念呢？对此，哈耶克的奥地利同胞卡尔·波普尔有话可说：“自由市场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国家不干预，其他诸如垄断、信托、工会等半政治机构就有可能干预，将市场的自由变为虚幻。”
　　这个自相矛盾之处是关键。市场总有被过于强大的参与者扭曲的危险，他们的行为，最终迫使政府施行干预以便保护自己运作。
　　《沉疴遍地》，详见本期“本刊荐书”。本文摘自该书“第六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