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包括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前美联储主席和两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在内，共计3554名美國经济学家联合提出了一项以往会被视为异端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将国内碳价格与“碳边境调节系统”结合起来。
　　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没有碳关税，对产业“竞争力”的忧虑，将继续限制旨在应对有害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
　　脱碳化进程的根本障碍来自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即其成本虽然分摊到每个最终消费者身上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却是极为巨大的。目前看来，到2050年左右实现全球经济全面脱碳的技术业已存在，实施起来对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也非常小。比如汽车制造中使用的所有钢都是以零碳方式生产的，那么一辆常规车辆的价格将增加不到1%。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去采取能够推动零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因为实现脱碳化之后的总成本不会超过全球GDP的0.5%。
　　但是从一些企业的角度看来，脱碳的成本却犹如一座大山。比如生产零碳钢会让总生产成本增加20%，生产零碳水泥可能会使水泥价格翻倍。因此，在竞争对手并未面临同等限制的情况下，任何承诺零碳排放或者出于监管、碳定价而被迫这样做的单个钢铁或水泥企业，就都可能被迫关张。
　　迄今为止，这一难题阻碍了有效利用清晰明确的碳定价来推动脱碳化的进程。无论是通过调控还是直接补贴可再生能源，碳定价都没有对脱碳化起到多大作用。其原因要么是碳定价过低而无法产生重大影响，要么是某些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得到了豁免。而那些软弱无力的政策都反映出，人们担心更高的碳价和更全面的产业覆盖将使本国产业在面对缺乏这类政策国家的进口产品时，竞争力不足。
　　一个显而易见的应对措施是，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的关税同盟中实施碳税的同时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相同的关税，同时与对本地出口商的碳退税相结合。十年前，当我在担任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时就曾就这种可能性组织了辩论，但遭到了一边倒的反对。有人声称这些政策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原则上是不可取的，并且会围绕着每个国家所希望实施的环境优先事项，激发出针锋相对的增加关税行动。
　　正因如此，即便经济学家们用能在美国发挥良好作用的措辞来阐述其论点，但是如果美国选择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搭便车者，那么该政策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试图保护本国行业免遭美国碳密集型进口货物冲击的国家。
　　实际上，任何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都不应将这一政策提案视为对其经济的威胁。如果某个国家对每吨排放的二氧化碳征收50美元的税，在对进口产品征收相同边境税的同时为出口商提供退税，那么其他任何采取同样措施的国家，将使其产业置于和引入该政策之前一样的相对竞争地位，这些国家的企业也都将面临一个有效的碳价格。
　　事实证明，针对碳定价的全球政治协议极难实现。但碳关税可以刺激一系列独立的国家决策，以推动各国进行比较优势的争夺，最终使得全球能形成一套大致相当的碳价格方案。
　　有时候，我们应该跳出思维上的禁区。碳关税是一个正逢其时的理念，对于有望本世纪中叶在技术和经济上实现零碳经济的进程来说，它也能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