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前，我们便过着这样中产阶级和美的小日子。
　　七七事变 全家移至天津
　　那时，我最大的秘密是常趴在大门缝里朝外望，看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下学。父母看在眼里心痛，最后还是遂了我的愿，让我进入附近的小学，每天由女佣接送。但做学生不满两个月，就举家搭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慌张外逃。目的地是天津。
　　因知去天津必到大爷家，出发前我便开始兴奋。平时父亲每个月至少去天津一次，有两次还带了我去。大爷家住在英租界一栋白色的洋楼里，房间很多，门里有人守着。大爷和大娘有两个孩子，都比我大好几岁，我称为大姐、小哥。他们一家人都很疼我，大娘带我去吃西餐，还逛商场买玩具。
　　我乐得半夜睡不着觉。次日天一毛亮，母亲就唤我起床，我惊奇地发现，她没有穿每日必穿的旗袍，父亲也没像平常那样穿西装打领带，而是穿了一身买卖人的短杉裤挂。我嘻嘻笑了起来，正想说他们的模样好奇怪，却被严肃嘱咐：“有人问去天津做什么？要说去姑妈家。”一位在大学读书的王叔叔，雇了三辆洋车来接我们。“街上还算平静。不过路口上有日本兵。”他表情沉重地说。
　　还是照老样子，母亲怀抱妹妹，我坐在父亲的腿上，王叔叔替我们带着两只小箱子，拉起车篷奔向车站。那时我已懵懵懂懂有了一点概念，知道发生了大事情。
　　月台上挤满提箱携袋的人，但异常寂静，显然是不敢吱声。母亲紧握住我的手，父亲抱着妹妹，王叔叔提两只箱子在前面开道，仍是寸步难行。挤了许久，父亲才把母亲和妹妹送上火车，找了位子坐下，然后打开车窗，接过王叔叔举在手上的我。王叔叔自己并没上车。我悄悄地问父亲：“王叔叔为什么不跟我们去天津？”父亲立刻用眼色止住我，低声道：“王叔叔要上学，他不去。”过了一会我又忍不住悄声问：“我们不再回家了吗？王妈等着我们吗？”“我们过些天就回来。叫你别说话，怎么问个没完！” 　　分发武器 武装打击日军
　　我不知南京在那里，父亲突然离去令我茫然，愣了半天才问：“爸爸怎么不带我们？”“你爸有事，不能带。你可不许出大门啊！”妈妈把她嘱咐了好几遍的话又重复一遍。其实大门有老徐看守，总紧关着，没他打开谁也出不去。我每天就楼上楼下的跑来跑去，有时和妹妹办家家，有时站在客厅的阳台上朝下看天井。
　　我常常到楼下去找大爷，他总是笑咪咪的欢迎我：“呦！珠儿来啦！“多半在书房里，他坐在书桌前，我趴在一边的椅子上又写又画。我发现，不单我不许出大门，这门里的大人们也不出去。没见大爷出去过，有天我忍不住要求： “大爷带我去看戏！”“大爷忙，不能带你去看戏！”他拒绝得好干脆。
　　来访大爷的客人是真不少，北京的王叔叔也来过。有两次忽地冒出一群，足有十来个人，他们在三楼的大厅里嘀嘀咕咕的，没完没了不知说什么。锁子坐在楼梯口，任谁也不许上去。那一阵子我心里好纳闷：这么多叔叔伯伯聚会，为何独缺我的父亲，父亲怎么这样久不回家？我把这话问妈妈，她答“你爸会回来的”，竟流起眼泪。把同样的话问大爷，他立时没了笑容，淡淡地道：“就快回来了。”
　　有位女中医陈大姑，在北京时曾数次来我家，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谈起她时，都不忘提她的业师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医首位。陈大姑戴着瓶底厚的近视眼镜，穿着没有腰身的长袍，带着一大坛子名牌黄豆酱，到天津来看大爷和大娘。锁子有力气，把酱坛子扛在肩膀上，一口气奔上三楼大厅，陈大姑和大爷大娘跟着上去，我像条尾巴似的，紧随在后。
　　我看到陈大姑用小刀慢慢窍开粘在坛口上的油布，然后和锁子小心翼翼的，把盛着酱的油布抬出丢在旁边的盆子里，又掏出一些油布棉花之类。陈大姑对大爷说：“你看看吧。”我想坛子里一定有好玩的东西，连忙伸长脑袋瓜去探望，不料大爷拉过我，说：“珠儿回家去，大爷今天不能跟你玩。”他一点笑容也没有，我只好独自下楼回家。坛子里的东西我已看得很清楚，但认不出那是什么。直到数年之后在重庆，老师给讲解武器二字，把一张相关的图解挂在黑板上，其中有一种叫手枪，使我猛然记起在酱坛子里看到的东西。原来那是手枪，而且不只一把。
　　执行任务 父亲远赴香港
　　那一阵子白楼里的气氛沉郁，妈妈常常暗自流泪，叔叔伯伯们来访大爷，频频提到父亲的名字，还说什么“大沽口”、“日本人”等等。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发生了大事。有天和妹妹在楼梯旁玩扮家家，忽听有人急促地跑上楼来。那人穿件灰布长袍，头发蓬乱漫腮胡碴，黄瘦的脸上白眼球泛红。再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叫：“爸爸！”
　　整个白楼轰动了。大爷大娘，丁家舅舅和舅母，还有从北京来的两位叔叔，都来到我家。大爷说：“我派人打探，带回的消息都不乐观。能回来太好了！”父亲叙述道，到大沽口，日本军队知道乘客中有抗日分子，便以船上有人生霍乱为借口，扣住不准进港口。还说为了阻止传染病流行，也许得放火烧船。船只足足在大沽口扣了21天。因英国人帮助交涉，最后由几位英国医生陪同，逐一检查了全船乘客，证明并无霍乱或其他传染病，日本人再找不出别的迫害理由，才放行的。
　　父亲脱险归来的一个月后，我们全家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送行的只有大爷和锁子。锁子帮拿行李，大爷牵着我的手走上舢板。舢板尽头和上船处隔有几寸宽的空隙，朝下一望是汹涌的海水，我惧怕不敢迈步。大爷用双手托在我的腋下，一下子把我放在船上。临别时我紧紧的抓住大爷的手问：“大爷，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坐大船吗？”大爷摸着我的头笑道：“你大娘和大姐小哥在家等我呢！大爷不能跟你坐大船。”“叫大娘和大姐小哥一块儿嘛！”我急切的说。大爷叹了口气：“唉！傻孩子啊，跟你爸妈去南方吧。再见大爷时，你就是大姑娘了。”母亲在一旁道：“你大爷多疼你啊，给大爷行个礼，说再见。”我垂下双手，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说：“大爷再见。”
　　大爷与爸妈互道珍重后终于于离去，我踮起脚根翘首张望，直到他高大的身影在人群中消失。我并没有再见到大爷，他没有看到我长成大姑娘的样子，因为在我们离开天津的次年，他就被日本宪兵逮捕，因坚决拒供而被杀害。
　　抗日志士 为国献出生命
　　后来随着自己的成长，才明了一些大爷的生平背景和所作所为，知道他的死也是在多年之后。原来那栋白楼是抗日协会驻天津办事处，来往进出的叔叔伯伯，包括陈大姑、锁子、王叔叔、丁家舅舅等全是抗日地下工作者。大爷的头衔是办事处主任，职责是统领华北、东北地下抗日。
　　大爷留学日本，工科毕业。他办过造纸厂，平日以实业家的姿态出现，家庭幸福，生活优裕，却选择为国家献出生命。那位把我从窗子递进火车的王叔叔，也于1941年被日本侵略者残酷杀害，死时才29岁。
　　海峡两岸都有关于大爷的记载。其中以大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得最简单明了，抄录如下：
　　赵景龙，字在田，黑龙江巴彦人，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生。幼年在乡读书。及长，赴日本留学，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29年毕业。归国后集资在桦甸创办东北造纸厂。1931年九一八事变，领导桦甸造纸厂警卫、员工，组织地方民团，创立东北民众义勇军。后联络盖文华等在哈尔滨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政治委员会，策动东北民众抵抗日军。旋东北民众抗日协会成立于上海，负责策动黑龙江全省民众抗日，继任该会天津办事处主任。1938年国民党中央调整东北党务工作，将东北党务办事处由重庆迁天津，被派任该处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年12月19日，在天津马厂道安乐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1940年2月4日被害于吉林日本宪兵队本部。得年40岁。
　　（摘自美国《世界周刊》）（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