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新现象学家,马里翁主张:由于内在性与超越性、确定性与偶然性、绝对者与相对者都是在唯一的给予性(Gegebenheit)内部区分开来的,所以,给予和自身给予就具有绝对的原初性和无条件的普遍性.“给予现象学”不仅要设法解决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不可还原者”问题和“还原发动者”问题,还试图回应Sellars等人对“被给予之神话”的批评,从而获得与解释学实践进行实际沟通的渠道.莫伟民从四个方面对马里翁的观点发问:在应对哲学史上的“辩论焦点和断裂线索”上,“给予现象学”的策略相较于其他三种策略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在现象学于法国哲学中的发展、定位甚至命运问题上,“给予现象学”是否认同哲学也能在“实证主义”的形象下真正继续前进?在解释学与现象学的关系问题上,如何论述自身给予与他者给予、自身给予与自身解释以及他者给予与他者解释这三种关系?在法国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问题上,“给予现象学”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游淙祺主要从现象学理论出发对马里翁的主要论点提出看法,主张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都需要有生存经验的体会,论述了自己对“什么是被给予?”“如何知道这些被给予?”“什么因素阻碍了我们知道这些被给予?”“如何排除这些阻碍?”这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并站在现象学立场询问:“被给予”概念在现象学与当代法国哲学对话中能起何种重要作用?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谈论现象学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复兴?马里翁从捍卫“给予现象学”的立场出发精彩回应了两位对话者和其他提问者的主要问题,令我们对马里翁现象学思想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整体的、全新的把握和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