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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一定不哭。”
8月4日，西藏拉萨，贡嘎机场。作为北京市第七批第三期援藏医疗队一员，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侯文英，面对前来送行的拉萨医院同事，面对一张张纯真的拉萨孩子的笑脸，终于还是泪撒机场。
两年前，也是8月4日，同样的地点——贡嘎机场。侯文英第一次来到西藏，那时，整个自治区、拉萨市都没有一家儿童专科医院，更别说致力于儿科的微创手术。
两年中，第一次援藏结束，返回北京的侯文英，再度选择加入第七批第三期援藏队伍，留在西藏，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儿科微创手术终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当地医生独立完成小儿腹腔镜手术70多台。
“如果有需要，这里也是我的家，和北京的家是一样的。”在接受《人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她说，“如果有需要，我会随时回来。”
初到西藏：医患新感悟
2014年8月4日，侯文英作为首都儿研所的援藏医生，第一次到了西藏。
“每天早上因为缺氧憋醒；每晚上因为空气干燥，鼻腔不知觉出血。” 她所支援的医院，是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医院。首次来到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方，侯文英还是遭遇了高原反应。但是面对患者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神，她很快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比高原反应更困难的是，这里医疗水平落后，没有儿科微创，更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
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术器械，好多疾病的诊治都是靠医生的双手双眼，靠多年的临床经验。有一天，病房里收治一名外伤气胸的病人，患侧的肺体积压缩大于70%，需要紧急行胸腔闭式引流，可是医院没有胸引瓶，怎么办？大家努力想办法，齐心合力，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为病人制作一个胸引瓶，病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在堆龙德庆县的一年里，侯文英跑遍了所有的乡、村。尽管堆龙德庆县就在拉萨近郊，但是很多村子都在海拔4500米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了5000米。
“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孩子和家长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非常信任我们。”家长们端着热乎乎的酥油茶，孩子们忽闪着大眼睛羞答答地看着，乖乖地配合她们做检查。
13岁的女孩丹增曲珍患斜视症，侯在接诊时告诉父亲丹增达瓦需要手术，但她发现后者的表情特别迷惑，“你是不是没听懂？”侯文英追问，“医生很忙，医生肯定为我们好。” 丹增达瓦朴实地说。
后来侯文英安排丹增达瓦父女去首都儿研所做手术时候，特地嘱咐所有大夫“一定要慢慢说病情，家属沟通有困难”。今年3月，丹增达瓦带着“大眼睛”的女儿，特意来到拉萨医院感谢侯文英，他告诉侯，自己女儿住医院时候，每个大夫都“慢慢和我说话，让我听明白。”
“从这件事情，推理出来一个问题，内地的医患关系，病人多，问得多，心里会烦。这也是医患关系有问题的原因。这方面需要改进。在这里，努力做到不烦，尽量做到不烦，真的发现这样会变得很多。”侯文英说，在西藏，她对医患关系有了新感悟。
重返西藏：“小我”的成长
2015年8月13号，北京市第七批第二批次援藏医生要返回北京了。从贡嘎机场离开的时候，侯文英抱着前来送行的援友泣不成声。一年的时间太短，她心里还惦记着拉萨的孩子们。
回到北京还不到一个星期，又看到关于“组团式”医疗援藏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再一次报了名。
2015年8月，侯文英再次返回拉萨，距离她回到北京仅仅相隔12天。这次，她来到拉萨市人民医院。由于西藏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她与同事们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了合作模式。
有一天，她会诊一个气腹的新生儿，根据孩子的病情，她判断患儿不是生理性气腹，于是给患儿做了腹腔穿刺，结果证实了她的判断，孩子及时得到手术治疗。
随后她连续会诊了2个病人，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在监护病房奋斗了1个多小时，出来时已经大汗淋漓。非常遗憾的是，之前做腹腔穿刺的孩子病史已经3天，开腹手术时腹腔已严重感染，广泛的肠穿孔无法修复，最后失去了治疗的时机。
拉萨市人民医院有儿科，工作展开得相对顺利。遗憾的是，医院儿科微创手术仍然是零例，
“第二年是小我之旅。”侯文英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二年援藏就医生涯。 “我们应该用一颗归零的心来援藏，把自己归零来援藏，心里才能装下西藏这里的精神，掏空私欲，掏空自我，融入西藏。”
即使是第二次援藏，侯文英仍然感觉到时间是那么紧迫。多做一台手术、多讲一次课、多做一次培训……她说自己愿意做一个“造血者”，把毕生所学倾囊而出，留在西藏的土地上。
京藏两地情：不曾离开
8月4日，向《人民周刊》记者回忆二度返回西藏，在北京停留的那12天。侯文英说那两周非常宝贵，她发现一个问题：“原来的想法，家是北京某个小区的房子，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有亲人在的地方，就是家。我还有那么多亲人在西藏，所以我离开他们像离开亲人的感觉。”
北京——西藏——北京，两个家，在侯文英的援藏就医生涯中一直不曾割断。为了西藏“家里的亲人”，她在北京和西藏之间奔波了无数次。
在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的一年里，侯文英记不清自己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奔波了多少次。为筛查出来的患儿联系了自己的“娘家”首都儿研所，免费为他们进行治疗护理；把首都的儿科专家请到拉萨，为这里的医生进行培训、授课；找来了婴幼儿营养专家，给育龄妇女讲科学喂养……
2015年6月，她带着患先天心脏病和肢体畸形的孩子们去北京治疗，孩子们在短短两天里就和医生护士们成为了朋友。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推进手术室，侯文英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在外面焦急地等待。她在内心深处祈祷着他们能平安，能尽快康复，那一刻，她已经不是一名医生，更像是这些孩子的母亲。
“援藏给了我们好多荣誉，拿到这么多荣誉之后，我发现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获奖的是两个字“援藏”。我援藏过，我付出过，我收获过。”
在侯文英援藏的两年，年迈的父母因身体有疾，都做了手术。她说自己回来后会像西藏朋友那样尽量给父母更多陪伴。然而刚刚离开西藏，侯已经开始想念，她对记者说，两边都是家。
8月4日，西藏拉萨，贡嘎机场。作为北京市第七批第三期援藏医疗队一员，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侯文英，面对前来送行的拉萨医院同事，面对一张张纯真的拉萨孩子的笑脸，终于还是泪撒机场。
两年前，也是8月4日，同样的地点——贡嘎机场。侯文英第一次来到西藏，那时，整个自治区、拉萨市都没有一家儿童专科医院，更别说致力于儿科的微创手术。
两年中，第一次援藏结束，返回北京的侯文英，再度选择加入第七批第三期援藏队伍，留在西藏，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儿科微创手术终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当地医生独立完成小儿腹腔镜手术70多台。
“如果有需要，这里也是我的家，和北京的家是一样的。”在接受《人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她说，“如果有需要，我会随时回来。”
初到西藏：医患新感悟
2014年8月4日，侯文英作为首都儿研所的援藏医生，第一次到了西藏。
“每天早上因为缺氧憋醒；每晚上因为空气干燥，鼻腔不知觉出血。” 她所支援的医院，是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医院。首次来到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方，侯文英还是遭遇了高原反应。但是面对患者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神，她很快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比高原反应更困难的是，这里医疗水平落后，没有儿科微创，更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
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术器械，好多疾病的诊治都是靠医生的双手双眼，靠多年的临床经验。有一天，病房里收治一名外伤气胸的病人，患侧的肺体积压缩大于70%，需要紧急行胸腔闭式引流，可是医院没有胸引瓶，怎么办？大家努力想办法，齐心合力，使用最原始的手段为病人制作一个胸引瓶，病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在堆龙德庆县的一年里，侯文英跑遍了所有的乡、村。尽管堆龙德庆县就在拉萨近郊，但是很多村子都在海拔4500米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了5000米。
“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孩子和家长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非常信任我们。”家长们端着热乎乎的酥油茶，孩子们忽闪着大眼睛羞答答地看着，乖乖地配合她们做检查。
13岁的女孩丹增曲珍患斜视症，侯在接诊时告诉父亲丹增达瓦需要手术，但她发现后者的表情特别迷惑，“你是不是没听懂？”侯文英追问，“医生很忙，医生肯定为我们好。” 丹增达瓦朴实地说。
后来侯文英安排丹增达瓦父女去首都儿研所做手术时候，特地嘱咐所有大夫“一定要慢慢说病情，家属沟通有困难”。今年3月，丹增达瓦带着“大眼睛”的女儿，特意来到拉萨医院感谢侯文英，他告诉侯，自己女儿住医院时候，每个大夫都“慢慢和我说话，让我听明白。”
“从这件事情，推理出来一个问题，内地的医患关系，病人多，问得多，心里会烦。这也是医患关系有问题的原因。这方面需要改进。在这里，努力做到不烦，尽量做到不烦，真的发现这样会变得很多。”侯文英说，在西藏，她对医患关系有了新感悟。
重返西藏：“小我”的成长
2015年8月13号，北京市第七批第二批次援藏医生要返回北京了。从贡嘎机场离开的时候，侯文英抱着前来送行的援友泣不成声。一年的时间太短，她心里还惦记着拉萨的孩子们。
回到北京还不到一个星期，又看到关于“组团式”医疗援藏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再一次报了名。
2015年8月，侯文英再次返回拉萨，距离她回到北京仅仅相隔12天。这次，她来到拉萨市人民医院。由于西藏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她与同事们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了合作模式。
有一天，她会诊一个气腹的新生儿，根据孩子的病情，她判断患儿不是生理性气腹，于是给患儿做了腹腔穿刺，结果证实了她的判断，孩子及时得到手术治疗。
随后她连续会诊了2个病人，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在监护病房奋斗了1个多小时，出来时已经大汗淋漓。非常遗憾的是，之前做腹腔穿刺的孩子病史已经3天，开腹手术时腹腔已严重感染，广泛的肠穿孔无法修复，最后失去了治疗的时机。
拉萨市人民医院有儿科，工作展开得相对顺利。遗憾的是，医院儿科微创手术仍然是零例，
“第二年是小我之旅。”侯文英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二年援藏就医生涯。 “我们应该用一颗归零的心来援藏，把自己归零来援藏，心里才能装下西藏这里的精神，掏空私欲，掏空自我，融入西藏。”
即使是第二次援藏，侯文英仍然感觉到时间是那么紧迫。多做一台手术、多讲一次课、多做一次培训……她说自己愿意做一个“造血者”，把毕生所学倾囊而出，留在西藏的土地上。
京藏两地情：不曾离开
8月4日，向《人民周刊》记者回忆二度返回西藏，在北京停留的那12天。侯文英说那两周非常宝贵，她发现一个问题：“原来的想法，家是北京某个小区的房子，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有亲人在的地方，就是家。我还有那么多亲人在西藏，所以我离开他们像离开亲人的感觉。”
北京——西藏——北京，两个家，在侯文英的援藏就医生涯中一直不曾割断。为了西藏“家里的亲人”，她在北京和西藏之间奔波了无数次。
在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的一年里，侯文英记不清自己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奔波了多少次。为筛查出来的患儿联系了自己的“娘家”首都儿研所，免费为他们进行治疗护理；把首都的儿科专家请到拉萨，为这里的医生进行培训、授课；找来了婴幼儿营养专家，给育龄妇女讲科学喂养……
2015年6月，她带着患先天心脏病和肢体畸形的孩子们去北京治疗，孩子们在短短两天里就和医生护士们成为了朋友。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推进手术室，侯文英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在外面焦急地等待。她在内心深处祈祷着他们能平安，能尽快康复，那一刻，她已经不是一名医生，更像是这些孩子的母亲。
“援藏给了我们好多荣誉，拿到这么多荣誉之后，我发现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获奖的是两个字“援藏”。我援藏过，我付出过，我收获过。”
在侯文英援藏的两年，年迈的父母因身体有疾，都做了手术。她说自己回来后会像西藏朋友那样尽量给父母更多陪伴。然而刚刚离开西藏，侯已经开始想念，她对记者说，两边都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