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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见到杨临风，都会先确认他的年纪：“这么年轻？！”刚刚步入而立的杨临风看起来还像一名大学生：清爽，坦诚，聪明。在创立公益项目“阳光书屋”之前，他的人生经历是由北京四中、伊顿公学、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咨询公司构成的。精英范儿十足的咨询公司，竟然没能成为他的“归宿”，他一头扎进中国乡村，琢磨起了教育的信息化“玩法”。
从一张张小脸上流露出的期盼眼神里，杨临风逐渐意识到，自己要做的好像不仅仅是信息化的教育，而要最终指向学习的体验—帮助学生在不依赖老师的情况下，轻松学会知识。聊到最近“三万月薪没法让孩子过暑假”的热门话题，他笑了：“大多数家长都是非常焦虑的，看看学区房的价格就知道了。而我们做的，确实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家长的焦虑。”
投身公益
杨临风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大学期间就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之前上的学校很不错，四中、伊顿中学、哈佛，感觉自己很幸运占有社会优质资源，大学学了计算机，大一开始对公益感兴趣，后来做的项目关注农村的信息化教育。”他开始动脑筋，想怎么能通过信息化手段激活乡村，用系统化的方法改变将近1个亿的乡村学生。
杨临风从来不是一个迷信技术的人。
刚入哈佛时，杨临风的梦想是去硅谷创业，大四拿到来自硅谷的offer，他却最终选择回国办起了公益项目“阳光书屋”。拒绝硅谷的那天，他有些惆怅，不过他也坦言，他不是一个为了在中国搞公益而牺牲个人前途的“圣人”，做公益教育项目，只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太好玩儿了”。
在去年的新浪2016中国教育盛典在线教育峰会上，杨临风分享了一个故事。他拿出当年那张“希望工程”最著名的照片“我要上学”，讲述道：“当时，这个小女孩在农村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一个非常破败的教室里面，教学楼漏风，没有桌椅，也缺乏最基本的一些书本、课桌这些基本学习的工具。所以才号召大家募捐教学硬件，提供各种资源。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对农村教育的认识，都是从这张图片开始的，并且到现在还停留在这样的印象上。”
不过，2010年杨临风到了甘肃时，才发现乡村地区的学校已经不是当年照片上的样子。整个村子大部分的民房都比较简陋，但是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是全村最高最好、甚至是唯一一栋楼房。当时他和团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随着这十几年的建设，硬件设施已经很不错，不管是楼房，还是学生的书本。而且很多学校都通了互联网，截止到现在，不能说百分之百，但90%以上的农村中学，通上互联网是没有问题的。
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虽然变了，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变，那就是课堂教学。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是单向灌输，课堂气氛还是依然沉闷，而且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一所学校，而是全国的几千所、几万所学校。“你去问学生一些问题，学生并不是主动思考，而是从书上找答案。”
杨临风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农村地区的老师能不能被培训，能不能让这些地方的老师变得更好？他自己也在摸索答案：“教师培训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改变一个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培养成一个好学生，可能需要十幾年的努力，但是要把一个教师，一个固化的人培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老师，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痛苦—很难靠大规模复制优秀老师，来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
只要城乡之间的地理差异、经济差异存在一天，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就会存在。学生的学习需要通过老师，而老师自身的素质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提高。杨临风当时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帮助改善中国农村教育的话，可能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普适的、成本低的、可复制的方法去帮助学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学得更好。而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应该不需要额外的人力投入。
阳光书屋
2010年Kindle在美国爆红，iPad刚刚推出，杨临风意识到，在电脑难以普及的中国农村，一台配置较低的廉价平板电脑就能给学生们带来很多改善。他们团队中的多位成员在大学期间去农村支教，发现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任何读物。把阅读材料低成本地送到农村，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廉价平板电脑，比起纸质书来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做廉价平板电脑的想法，其实是因为一个源于波士顿的公益项目“每童一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这个项目在拉美大获成功，在秘鲁和乌拉圭，每个孩子都有一台该项目带来的廉价电脑。杨临风被这个项目的精神感染，去听了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演讲。在演讲中，尼葛洛庞帝展示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非洲的山洞里，小男孩向父母展示他的电脑，电脑屏幕上是芝加哥证交所的股市行情—这个被芝加哥股市交易图所照亮的屏幕，是整个山洞中唯一的光源。
这张对比强烈的照片令杨临风产生了联想：在拉美如此成功的项目，有没有试图在中国农村推广过呢？阳光书屋为此推出了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平板电脑“晓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教辅软件，也在湖南和甘肃的几所农村学校试点。
汶川地震时，“每童一电脑”项目曾给都江堰的一所学校免费送去了1000台电脑。可是，这些学校只用了一个月，就把电脑全部锁起来了。一则“每童一电脑”没有派人去当地指导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二则当地老师发现电脑中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的成绩毫无帮助。
事实上，“对提高成绩没帮助”正是“每童一电脑”项目在应试教育盛行的亚洲失败的原因。这件事对杨临风的触动很大。他意识到“晓书”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在提高农村孩子学习兴趣的同时，也结合中国乡村和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
为了适应电源插座少的现实，设计师设计了专门的充电盒，一个教室的所有“晓书”能放在一起充电；“阳光书屋”还在试点学校铺设了本地无线局域网，使“晓书”能一直维护更新。为了让农村学校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软件”，杨临风甚至说服自己的母校北京四中加入试点，好让其他地区的农村学校能共享北京四中的课件。 不过，他在这个项目里发现，最困难的事情并不是管理硬件，也不是教学生怎么学习使用软件，而是没有一款软件能够让学生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主学习，并且学得进去、学得懂。如果一切东西还需要完全依靠老师，那他日思夜想的整个模式就成了无源之水。
杨临风还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在上学的时候，都经历过好老师或者普通老师。好老师教的学科，不管是什么学科，哪怕是数学，可能班里的很多孩子都觉得，这老师教得太好了，我毕业之后还想继续学。一个普通老师，或者稍微水平差一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可能上学之前对这个学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我也没有不喜欢也没特别喜欢，结果学完了之后痛恨，再也不想学这个学科了，千万别再跟我提这个名字。”他由此总结出，学习体验才是关键。而现在大部分环境下，教育者给学生提供的学习体验都太差了。
洋葱数学
杨临风脑海中的念头，终于逐渐清晰起来。2013年底，在“阳光书屋”项目之外，杨临风和朱若辰、李诺联合成立了商业公司，聚集了一个跨专业团队。这个小圈子里凑齐了学霸、一线教师、学科专家，还有产品经理、技术人员、动画设计师，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做一款让学生愿意主动学习，并且还觉得学习好玩的产品。
通过大量的调查，数学是最令一线教师头疼的科目。“第一，数学对学生来说，困难较大，更抽象；第二，数学比较难讲，如果数学也能讲得有趣，那么其他学科也就简单了。”杨临风说。于是，“洋葱数学”诞生了。
初中数学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它从最基本的数学史、基础概念，到思考问题的方法：分类、综合、推理，再到最后解决问题—体系非常丰富，所以做好一个初中数学的在线教育产品，并不容易。杨临风和团队一起，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1000多个动画视频，覆盖了相关的教材内容和典型问题。
在“洋葱数学”APP中，用户不仅可以选择不同年级、不同种类的数学、物理课本，还可以从科学史、数理概念学起，循序渐进。在一些理解起来比较难的地方，软件还在视频中弹出需要实时完成的选择题，一来能避免学生“走神”，二来还可以加深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区分和理解。UI的设计也十分友好，走的是最时髦的扁平化路线，用户可以换装、发表情包、攒洋葱币。
2017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上，洋葱数学作为上一届的大奖获得者第二次参展，杨临风做了一次专题宣讲。邱季端体育馆里的空调并不算管用，底下的老师和家长们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听杨临风讲述“洋葱数学”的理念。
杨临风说：“当我们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反馈，很多家长惊讶地发现说，我的孩子居然在主动学习！没有老师逼着，没有家长逼着，而且有些家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现孩子主动学习的时候，孩子已经默默用了半年了。我们在过去不到两年里积累了1000万的学生用户，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自主下载，自主使用。”
教育改革
用技术改造“教育”，这话也不新鲜了。特别是近来“物联网”概念大热，博览会的会场里，十个展位有9个打出“教育物联网”的口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刘坚院长对此表示，当下的教育产品里，存在着不少泡沫成分，因此他多次强调博览会的“三个拒绝”。
企业缺乏好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单纯打造“提分”应试产品的，不要；单纯卖设备的，不要；单纯写书、发文章，没有现实解决案例的，不要。刘坚院长说，“我们的目的是让教育真的发生变化”，“像洋葱数学，我就对它情有独钟，这样的项目我们非常期待”。
因为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教育很难靠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因为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而一个大家庭6～8个人的背后，连接的是整个社会。人的日常衣食住行已经很有尊严，各方面都在得到高层次的满足，反而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的尊严，很少有企业去重视和发掘。因此这一波技术浪潮介入之后，人们都在期待教育产品能够开始通俗地共享。
洋葱数学也注重技术，比如“智能适应学习系统”，每一课中都有微小的交互点，一分钟1～2个，弹出选项，来调整学生的认知过程；同时也精准匹配了练习，根据学生的不同认知来分层，做错了，会出现一个同级的题，任一学生进来，也会根据他个人的层级来出题。最后，整个学习数据都是可以跟踪的，后台积累了高达90亿条数据，来推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黏度和速率。
但杨临风从来不是一个迷信技术的人，哪怕是玩游戏，他也要去关注游戏背后的逻辑。他偏爱策略游戏，像《维多利亚》《文明》。他会潜心钻研每个游戏公司的体系和设定，推理每个游戏中最关键的核心因素，比如“纪元系列”，居民的需求和供给如何摆放，供需关系如何达成，最后都是一个资源平衡的问题。
城乡教育差异和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一直以来都是一個死结，杨临风跳出了这个固有的逻辑。他的理由是：第一，城市的学习体验并不好，城市的学生每天都被学习搞得焦头烂额；第二，单独把城市教育拉到农村去，也不现实。
因此，杨临风这样定义“洋葱数学”：它本质上是一个工具，目的是改善枯燥的学习体验，并辅助老师更多地关注孩子的个性化需要，而不是具体的某一环节。他希望的做法，或者努力在做的做法，是打造一个普适的、能够让很多人免费或非常低成本地享受到学习的产品，用这种方法去调节教育差异。
从一张张小脸上流露出的期盼眼神里，杨临风逐渐意识到，自己要做的好像不仅仅是信息化的教育，而要最终指向学习的体验—帮助学生在不依赖老师的情况下，轻松学会知识。聊到最近“三万月薪没法让孩子过暑假”的热门话题，他笑了：“大多数家长都是非常焦虑的，看看学区房的价格就知道了。而我们做的，确实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家长的焦虑。”
投身公益
杨临风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大学期间就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之前上的学校很不错，四中、伊顿中学、哈佛，感觉自己很幸运占有社会优质资源，大学学了计算机，大一开始对公益感兴趣，后来做的项目关注农村的信息化教育。”他开始动脑筋，想怎么能通过信息化手段激活乡村，用系统化的方法改变将近1个亿的乡村学生。
刚入哈佛时，杨临风的梦想是去硅谷创业，大四拿到来自硅谷的offer，他却最终选择回国办起了公益项目“阳光书屋”。拒绝硅谷的那天，他有些惆怅，不过他也坦言，他不是一个为了在中国搞公益而牺牲个人前途的“圣人”，做公益教育项目，只是因为“这一切实在太好玩儿了”。
在去年的新浪2016中国教育盛典在线教育峰会上，杨临风分享了一个故事。他拿出当年那张“希望工程”最著名的照片“我要上学”，讲述道：“当时，这个小女孩在农村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一个非常破败的教室里面，教学楼漏风，没有桌椅，也缺乏最基本的一些书本、课桌这些基本学习的工具。所以才号召大家募捐教学硬件，提供各种资源。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对农村教育的认识，都是从这张图片开始的，并且到现在还停留在这样的印象上。”
不过，2010年杨临风到了甘肃时，才发现乡村地区的学校已经不是当年照片上的样子。整个村子大部分的民房都比较简陋，但是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是全村最高最好、甚至是唯一一栋楼房。当时他和团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随着这十几年的建设，硬件设施已经很不错，不管是楼房，还是学生的书本。而且很多学校都通了互联网，截止到现在，不能说百分之百，但90%以上的农村中学，通上互联网是没有问题的。
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虽然变了，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变，那就是课堂教学。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是单向灌输，课堂气氛还是依然沉闷，而且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一所学校，而是全国的几千所、几万所学校。“你去问学生一些问题，学生并不是主动思考，而是从书上找答案。”
杨临风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农村地区的老师能不能被培训，能不能让这些地方的老师变得更好？他自己也在摸索答案：“教师培训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改变一个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培养成一个好学生，可能需要十幾年的努力，但是要把一个教师，一个固化的人培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老师，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痛苦—很难靠大规模复制优秀老师，来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
只要城乡之间的地理差异、经济差异存在一天，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就会存在。学生的学习需要通过老师，而老师自身的素质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提高。杨临风当时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帮助改善中国农村教育的话，可能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普适的、成本低的、可复制的方法去帮助学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学得更好。而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应该不需要额外的人力投入。
阳光书屋
2010年Kindle在美国爆红，iPad刚刚推出，杨临风意识到，在电脑难以普及的中国农村，一台配置较低的廉价平板电脑就能给学生们带来很多改善。他们团队中的多位成员在大学期间去农村支教，发现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没有任何读物。把阅读材料低成本地送到农村，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廉价平板电脑，比起纸质书来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做廉价平板电脑的想法，其实是因为一个源于波士顿的公益项目“每童一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这个项目在拉美大获成功，在秘鲁和乌拉圭，每个孩子都有一台该项目带来的廉价电脑。杨临风被这个项目的精神感染，去听了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演讲。在演讲中，尼葛洛庞帝展示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非洲的山洞里，小男孩向父母展示他的电脑，电脑屏幕上是芝加哥证交所的股市行情—这个被芝加哥股市交易图所照亮的屏幕，是整个山洞中唯一的光源。
这张对比强烈的照片令杨临风产生了联想：在拉美如此成功的项目，有没有试图在中国农村推广过呢？阳光书屋为此推出了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平板电脑“晓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教辅软件，也在湖南和甘肃的几所农村学校试点。
汶川地震时，“每童一电脑”项目曾给都江堰的一所学校免费送去了1000台电脑。可是，这些学校只用了一个月，就把电脑全部锁起来了。一则“每童一电脑”没有派人去当地指导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二则当地老师发现电脑中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的成绩毫无帮助。
事实上，“对提高成绩没帮助”正是“每童一电脑”项目在应试教育盛行的亚洲失败的原因。这件事对杨临风的触动很大。他意识到“晓书”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在提高农村孩子学习兴趣的同时，也结合中国乡村和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
为了适应电源插座少的现实，设计师设计了专门的充电盒，一个教室的所有“晓书”能放在一起充电；“阳光书屋”还在试点学校铺设了本地无线局域网，使“晓书”能一直维护更新。为了让农村学校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软件”，杨临风甚至说服自己的母校北京四中加入试点，好让其他地区的农村学校能共享北京四中的课件。 不过，他在这个项目里发现，最困难的事情并不是管理硬件，也不是教学生怎么学习使用软件，而是没有一款软件能够让学生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主学习，并且学得进去、学得懂。如果一切东西还需要完全依靠老师，那他日思夜想的整个模式就成了无源之水。
杨临风还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在上学的时候，都经历过好老师或者普通老师。好老师教的学科，不管是什么学科，哪怕是数学，可能班里的很多孩子都觉得，这老师教得太好了，我毕业之后还想继续学。一个普通老师，或者稍微水平差一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可能上学之前对这个学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我也没有不喜欢也没特别喜欢，结果学完了之后痛恨，再也不想学这个学科了，千万别再跟我提这个名字。”他由此总结出，学习体验才是关键。而现在大部分环境下，教育者给学生提供的学习体验都太差了。
洋葱数学
杨临风脑海中的念头，终于逐渐清晰起来。2013年底，在“阳光书屋”项目之外，杨临风和朱若辰、李诺联合成立了商业公司，聚集了一个跨专业团队。这个小圈子里凑齐了学霸、一线教师、学科专家，还有产品经理、技术人员、动画设计师，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做一款让学生愿意主动学习，并且还觉得学习好玩的产品。
通过大量的调查，数学是最令一线教师头疼的科目。“第一，数学对学生来说，困难较大，更抽象；第二，数学比较难讲，如果数学也能讲得有趣，那么其他学科也就简单了。”杨临风说。于是，“洋葱数学”诞生了。
初中数学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它从最基本的数学史、基础概念，到思考问题的方法：分类、综合、推理，再到最后解决问题—体系非常丰富，所以做好一个初中数学的在线教育产品，并不容易。杨临风和团队一起，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1000多个动画视频，覆盖了相关的教材内容和典型问题。
在“洋葱数学”APP中，用户不仅可以选择不同年级、不同种类的数学、物理课本，还可以从科学史、数理概念学起，循序渐进。在一些理解起来比较难的地方，软件还在视频中弹出需要实时完成的选择题，一来能避免学生“走神”，二来还可以加深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区分和理解。UI的设计也十分友好，走的是最时髦的扁平化路线，用户可以换装、发表情包、攒洋葱币。
2017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上，洋葱数学作为上一届的大奖获得者第二次参展，杨临风做了一次专题宣讲。邱季端体育馆里的空调并不算管用，底下的老师和家长们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听杨临风讲述“洋葱数学”的理念。
杨临风说：“当我们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反馈，很多家长惊讶地发现说，我的孩子居然在主动学习！没有老师逼着，没有家长逼着，而且有些家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现孩子主动学习的时候，孩子已经默默用了半年了。我们在过去不到两年里积累了1000万的学生用户，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自主下载，自主使用。”
教育改革
用技术改造“教育”，这话也不新鲜了。特别是近来“物联网”概念大热，博览会的会场里，十个展位有9个打出“教育物联网”的口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刘坚院长对此表示，当下的教育产品里，存在着不少泡沫成分，因此他多次强调博览会的“三个拒绝”。
企业缺乏好的理念和实践案例，单纯打造“提分”应试产品的，不要；单纯卖设备的，不要；单纯写书、发文章，没有现实解决案例的，不要。刘坚院长说，“我们的目的是让教育真的发生变化”，“像洋葱数学，我就对它情有独钟，这样的项目我们非常期待”。
因为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教育很难靠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因为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而一个大家庭6～8个人的背后，连接的是整个社会。人的日常衣食住行已经很有尊严，各方面都在得到高层次的满足，反而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的尊严，很少有企业去重视和发掘。因此这一波技术浪潮介入之后，人们都在期待教育产品能够开始通俗地共享。
洋葱数学也注重技术，比如“智能适应学习系统”，每一课中都有微小的交互点，一分钟1～2个，弹出选项，来调整学生的认知过程；同时也精准匹配了练习，根据学生的不同认知来分层，做错了，会出现一个同级的题，任一学生进来，也会根据他个人的层级来出题。最后，整个学习数据都是可以跟踪的，后台积累了高达90亿条数据，来推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黏度和速率。
但杨临风从来不是一个迷信技术的人，哪怕是玩游戏，他也要去关注游戏背后的逻辑。他偏爱策略游戏，像《维多利亚》《文明》。他会潜心钻研每个游戏公司的体系和设定，推理每个游戏中最关键的核心因素，比如“纪元系列”，居民的需求和供给如何摆放，供需关系如何达成，最后都是一个资源平衡的问题。
城乡教育差异和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一直以来都是一個死结，杨临风跳出了这个固有的逻辑。他的理由是：第一，城市的学习体验并不好，城市的学生每天都被学习搞得焦头烂额；第二，单独把城市教育拉到农村去，也不现实。
因此，杨临风这样定义“洋葱数学”：它本质上是一个工具，目的是改善枯燥的学习体验，并辅助老师更多地关注孩子的个性化需要，而不是具体的某一环节。他希望的做法，或者努力在做的做法，是打造一个普适的、能够让很多人免费或非常低成本地享受到学习的产品，用这种方法去调节教育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