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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信是一种信念及精神，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发展能力及前途的信任，其形成与中国百年发展辉煌成就息息相关。中国道路自信源自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历经千难万險，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人民在百年磨砺中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无数梦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树立中国道路自信的理论前提，关键在于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彰显。只有将其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进行多维度比较，才能使其优越性得以全面彰显，并愈加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行。显然，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通过梳理、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历程，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之比较，以唯物史观回望并厘清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生成逻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既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又能激发全体中华儿女愈加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3-0027-1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实的物质硬实力，也需要思想文化软实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道路选择正确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及政党的兴衰。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党百年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华儿女，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客观条件下，披荆斩棘，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顺应民意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全国人民之所以对这条道路信心满满，关键因素就在于它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这条道路是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各个阶段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一路摸索”中，尤其是经过建党百年的实践，中国人民逐步树立起了坚持“走自己的路”的自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最终选择的现代化道路”[2]。虽然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和不易，但它却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坚强精神和坚定信心，是建党百年来我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真谛。
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软实力。倘若缺乏道路自信，国家便无希望，民族便无前途。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鼓舞了中华儿女，使他们看到了曙光。建党百年来，中国人民逐步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团结社会各阶层，增强社会凝聚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与深思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广泛的社会基础、充足的物质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坚强后盾。对此，学界主要围绕道路自信的起源、产生依据、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展开了相应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新时代我国继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撑与实践层面的指导。然而，相关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和有待深化、完善之处，尤其是从整体上把握道路自信的研究成果较少，与历史、现实的结合度不够紧密。众所周知，任何前沿理论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都不能摒弃历史、脱离现实而单独存在，倘若只注重引经据典，堆砌词汇，从理论到理论，与历史、现实彻底割裂开来，那么理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就不能指导实际，就不会有任何实践价值。为此，笔者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比较， 以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破解建党百年来中国不断胜利的密码，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本研究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的民族磨练与历史承载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历史上，中华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至15、16世纪西方近代文明诞生。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间“优胜劣汰”的生存比拼赛越演越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基了物质基础。既有的世界格局已然改变，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中国则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本强烈认同自身文化并为之自豪的中华儿女，对中国道路的自信热度骤降。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建党百年历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哪怕期间存在从顶峰滑下低谷的惨痛经历，受挫的中国人民却仍充满着对民族复兴的期待。百年来，中国人民即使曾历经外国入侵的民族耻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却释放出了反帝、爱国的自信能量。在百年磨砺中，中国人民对中国道路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注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自我革新，始终“走好自己的路”。换言之，百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3]、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历程及其自信萌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这是一条能把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1.学习西方，坚持“走西方的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被迫卷入近代世界”[4]。这场战争以后，在坚船利炮下，清政府屡战屡败，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改变这种悲惨命运、找回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向西方学习”，对中国道路的选择进行了早期探索。
首先，地主阶级主张学习西方的“器物”，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5]。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农民阶级由原先的政治冷漠逐步发展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捍卫自己权利，保障自己合法权益，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发动的洋务运动，也仅注重在器物层面上简单模仿西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因而注定是失败的。
其次，维新派、革命派都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触及封建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虽然它最终因顽固派的极力阻挠而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中国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基础。1911年的辛亥革命试图建立共和制，虽然它并未真正贯彻实施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实宣告了这种制度的“荡然无存”，但它却使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6]。
再次，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人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标语。与此同時，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在内的各种主义、思想在我国“粉墨登场”，仿佛成了一种时尚，但最终因“水土不服”而夭折。
可以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摆脱不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命运，地主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先进知识分子都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文化，以振兴中华民族。但结果却截然相反——学生总被先生侵略。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渐加剧，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显然，坚持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
2.以俄为师，坚持“走俄国人的路”
1917年，正当中国人民面临“道路如何走”困境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它为那些渴望民族独立、解放的人民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开启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俄国是首个消灭剥削、压迫，试图建立共同富裕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道路的成功为中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方向。孙中山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新希望，提出了“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显然，毛泽东同志所得出的“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对俄国革命道路的照抄照搬，而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并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
3.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
1919年，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道路的选择有了新方向。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8]的新道路，自此中国革命道路在曲折中前进。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这样的著名论断——只有真实了解了中国情况，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基于此，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主张，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遵义会议后，工农红军及其他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人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而是要实事求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基于此，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即先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再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指引了方向，增强了中国人民选择“走自己的路”的自信。
（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的抉择历程及其自信生长
“信仰并不等于实践，选择并不等于成功”[9]。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近30年间，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具体体现。
1.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最终实现历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中国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功，但它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进而将社会主义建设好、巩固好及发展好，仍是一个需要共产党人依据国情进行艰辛探索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较大成效。如在对待富农方面，毛泽东同志倡导“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坚持“同工同酬”方针，这与苏联坚持采取行政、暴力手段的方式不同，因为其目的就是将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服务。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历程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现实中只有苏联模式可供借鉴，毕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要坚持走苏联的路——“苏共就是值得学习的好先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联为榜样”[10]。应该承认，“走苏联的路”也曾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诸多实惠。“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彰显。但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这种“照抄”是缺乏创造性的，因此，不能将其当成“长久之计”。基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当然，此时期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失误、错误甚至是悲剧发生——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道路探索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革”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和国家带来了灾难，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中断，影响了中国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深刻教训，为今后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实际的宝贵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及其自信塑造
1.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代化建设新路。这条道路是与时俱进、自我变革与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1982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开启了中国道路发展历程的新时期——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经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这条道路”越走越好、越走越宽。其发展历程可总结为四个阶段。
（1）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到党的十二大（1982年）。
此阶段是党反思、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方针，强调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此时期，我国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二大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新任务，即实现“四个现代化”，增强了我国硬实力，提升了人民自信心。具体而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全体共产党人，总结以往教训和经验，正确研判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形成了对“什么是社會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新认识。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综合分析我国所处实际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扬帆起航。在综合剖析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始终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上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最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命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入、逐渐深刻。这期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显然这样的认识是合理的、科学的、深刻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从党的十二大（1982年）到党的十三大（1987年）。
此阶段是党带领人民确立道路发展方向及改革的新时期。党的十二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目标。此时期，党的组织体系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政治发展及其党内民主程序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发展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心。中共十三大于1987年成功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展开了系统阐述和全面分析，号召全党同志都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要“三步走”，强调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此阶段，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紧扣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大胆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包括：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等理论上的新突破，解决了“何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3）从党的十三大（1987年）到党的十六大（2002年）。
此阶段是党带领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以及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艰苦奋斗时期，也是党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党始终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南，坚持国情第一、发展至上的原则，不断进行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步伐。此时期明确了党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核心，坚定了中国人民对今后“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此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行进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随着世情、国情及党情的变化，党始终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客观实际，强调要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江泽民同志深刻阐述了我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提出了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目标，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及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并针对党内出现的信念动摇、组织涣散及贪污腐败等诸多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关键问题，并强调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4）从党的十六大（2002年）到党的十八大（2012年）。
此阶段是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此时期党明确提出了中国今后的奋斗目标，即坚定不移地继续“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抓住发展机遇，以期实现小康社会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此时期，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从而提升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此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胡锦涛同志始终强调，将“发展”作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较好地解决了社会各领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进一步缩小了区域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强调“调高、扩中及保低”，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提高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促进经济平衡发展，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全国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中共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深化了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等系列会议精神，就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及“十四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及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等重大问题作出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形成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1]。
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内涵：一是“两个重要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二是“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是“两项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一个总体布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是“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述五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成为建党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多年来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位、任务与目标，是对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在理论上的科学认识与实践总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理解这一科学内涵，提出了“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思想，开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个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不断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
二、“他者”比较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12]11。它不同于苏联道路模式，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的产物。它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它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华盛顿共识”暴露出诸多弊端[13]。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国模式”具有更多优势。显然，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欧美模式，各国道路的发展模式都需与本国实际相联系。当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各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都需与“他者”结伴而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能为他国道路的选择及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路向与现实参照。
（一）“他者”道路自信诠释
1.“普鲁士道路”自信分析
“普鲁士道路”是英、法、德等国家道路的一种发展模式，它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政体的转变，它是英、法、德等国家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现。这条道路最初奉行的是王权至上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这种政体已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率先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契约法的形式限制王权，从而保障了个人自由，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德资产阶级革命则更彻底，它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向共和政体的转变——“尽管在发展中有短暂的传统势力复辟，但其政治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民主化趋势”[14]。“普鲁士道路”作为一条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模式，它与中国道路及发展模式虽有本质区别但仍有一定的借鉴及参考价值。
总体来说，“普鲁士道路”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君主制作为一种古老政体，它对英、法、德等国的影响较深。英国至今仍保留着君主立宪政体，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也要尽可能保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即使在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帝制与独裁专政。可以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二是法律权利逐步代替君主权力。“普鲁士道路”是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倘若其法律地位得以确立以及相应法律体系逐步完善，那么它就可能成为通往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之一。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君主掌握并决定一切事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权利逐步代替君主权力——英国的《大宪章》《权利法案》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被用来限制王权。这一转变，表面上树立了一种人民主权意识，为共和政体及现代法治奠定了法制前提。三是由政治统治向政治参与转变。在欧洲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家政权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只能实行政治统治。随着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议会制、代议制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在这种转变形势下，公民可以从形式上部分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可以部分地享受自己的各项合法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之一。
2.“美利坚道路”自信分析
“美利坚道路”是美国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发展模式，它与美国国情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潮，提倡私有化、自由主义。美国的发展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美国道路模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仍具有较大优势，仍然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典型模式——“拉美国家、俄罗斯和东欧采用华盛顿精英所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在短期内得到了一些回报，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12]375。
“美利坚道路”模式具有如下三方面独特的发展特点：一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两百多年来，美国依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独裁政权的产生，促进了美国的发展。欧洲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议会制（立法权与行政权一般不分离），而美国是真正的“三权分立”，这种体制对美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二是自由主義发展程度较高。美国社会的发展没有经过完整的社会形态，而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它的影响较小，其在发展中所受阻力也较小。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由多元文化组成。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倡自由化、私有化与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美国这种只注重有效市场而忽视有为政府作用的选择，也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冲突，不利于美国的发展。三是公民政治参与门槛较低。由于美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移民国家，自美国资产阶级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后，美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政治权力被社会各阶层所掌握，它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权力等级划分，而是以选举制度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这降低了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美国公民意识得到了加强。在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所谓的人权也是美国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实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其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近年来，美国总是打着人权幌子，干涉他国内政。事实上，美国的普世价值并不能“普世”，它并不适合所有国家，甚至也不完全适合美国自己。 第一，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是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发展强有力的保障，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服务职能，才能为市场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市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特点，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克服市场存在的缺陷，与此同时，政府又不能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只有坚持适度干预的原则，这样的政府才是有为的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社会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政府更多地为社会与人民谋福利，政企分开后企业的自主权得到很大提升。
第二，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至今，市场机制与市场竞争都呈现出有序的运行秩序，市场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使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了最大化，这与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它对提高经济总量、加快发展步伐具有重要影响力，市场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也应对政府行为的不足作出相应的反馈，这对于政府改善职能，推动经济改革与完善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的良好运行必须遵守平等竞争与等价交换的原则，同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和平崛起过程之中，为了有效提升综合国力，就必须坚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的有机统一，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当前，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领域必然存在各种竞争，而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综合实力，因此，加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加顺畅，才能提升我们的道路自信心。
坚持并完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促进市场与政府的有效沟通，从而减少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阻力。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为中国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善市场与政府的监管机制，使中国市场经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加快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市场经济规律，适时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对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协调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继续推进“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
（三）厚植自信“根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筑牢人民群众的“基石”
中国道路是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道路，人民群众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增强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它与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紧密的联系，尤其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国民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物质文明建设也推动了精神文明的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与我国的政治文明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人民群众是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进程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伴随着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需要我们了解民意，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联系，从而保证中国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发展自始至终都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在革命年代，人民群众是夺取政权、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坚力量;在和平年代，人民群众是巩固政权、发展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力量。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初級阶段，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尚处在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之中，这就需要广泛的人民群众进言献策，与此同时，还应监督政府职权的使用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有序、健康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
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蓬勃发展，这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新时代，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道路的前进。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目前，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思想意识还有待增强，政府应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是一个将权利转化为权力的过程”[20]。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基层民主建设也必须充分发展起来，因此，政府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二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作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目前尚在不断发展之中，执法过程尚存在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的现象，这也给权力产生腐败提供了土壤，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所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加大对执法工作的监督力度，从而保障国家、社会与个人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四）扎牢自信“堡垒”：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最主要的因素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领导，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党的领导，因此党的建设对于中国政治的良性运行关系重大，党内民主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后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时刻都要高度警惕的重要问题，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现代化事业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来支撑。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以及文化多样化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才能保障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的良好运行;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的政治建设尚在不断发展进步之中，中国共产党正以百倍的努力积极提升执政能力，这显然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切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科学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强大的组织力与凝聚力，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政党，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保障中国道路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心。
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发展时期，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和完善自身的领导。一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水平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发展，这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水平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步伐相适应，这也是中国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只有不断加强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能力，才能为中国今后道路的前行提供主心骨，从而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心。二要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有效结合，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内容更加具体而丰富，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显然，中国共产党只有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做到点上，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出更大优势。三要完善党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党的各项制度建设，在权力监督与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事实上，国家要实现良好发展必须有一個廉洁的政党与政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在新时代只有不断完善党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更好的发展，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心。
（五）彰显自信“魅力”：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又赋予其现代化之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无不越来越彰显出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当前，中国与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众多国家举办文化年，显然这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底蕴，丰富中国文化的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孕育了包容性与时代性。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广，它的“礼治、德治、仁治”思想一直被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在东亚及欧洲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究其根源，儒家思想是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吸收了各种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和准则，并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补充新的理念，与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核始终保持着必然的联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孕育了古代优秀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哲学的优秀理论成果。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就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活力与时代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文化领域与文化建设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延续传承着一种民族精神与国家力量。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注重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与其兼容并蓄有着很大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都是秉持一种平等的观念，尊重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随着文化多样化在全球的蔓延，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群体本位为主，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个体本位思想，在当前这样一个世界化主流时代，只有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才能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二要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可以更好地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文化体制制度与文化理论的不断完善可以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精神支撑。三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道路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方面、多样化的趋势，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将给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及增强道路自信营造良好的国内与国际环境。
（六）装扮生态“自信”：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
“美丽中国”是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与国内对人们所产生的一种认知优势，它是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程度的具体体现。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中，只有不断装扮生态“自信”，才能坚定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心，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当前，生态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阻碍着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为自身的生存着想，尤其为子孙后代考虑，人类应该心甘情愿地当好宇宙在地球上的‘管事’，尽力而为地保护多样化的生态环境”[21]。 综合而论，可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要建立生态绩效考核制度。中国政府绩效包括了经济绩效、政治绩效、文化绩效以及社会绩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放到了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因此，在政府考核体系中应该加强对生态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与深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把经济绩效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但随着生态问题在全球的日益恶化，每一个国家及政府都有责任来共同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与生活的自然环境，建立生态绩效考核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二要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显然，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领域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生态问题的恶化常常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完善法律体系与制度，才能遏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根源。近年来，中国在生态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解决雾霾及能源短缺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事实上，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是一条法治化、科学化以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有利于中国道路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三要完善生态建设的责任追究与监督制度。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责任追究，坚持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治理生态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不断加强对生态建设的监督工作，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真正做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的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和完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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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idence is a faith and spirit， and confidence in the path of China is the trust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for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China’s century-old development. China’s confidence in its path comes from the correct choice of China’s pa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innumerabl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pening up the roa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rengthened their confidence in China’s path through the hundred years of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This confidence carries the countless dreams of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the soft power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key to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China’s road confidence is to clarify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road. Only by placing it in different frame of reference for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can its superiority be fully demonstrated and can it stride forward steadfastly. Obviously in the new era，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th in the Party’s 100-year development， placing China’s road in its own and others’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making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mparisons， to look back and clarify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a’s road confidence in the Party’s 100-year development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meaning. It can reveal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inspire all the Chinese people more confidently “to go their own way”—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iding towards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a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country.
Key words：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ad self-confidenc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rxism
（責任编辑 彭建国）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3-0027-1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实的物质硬实力，也需要思想文化软实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道路选择正确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及政党的兴衰。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党百年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华儿女，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客观条件下，披荆斩棘，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顺应民意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全国人民之所以对这条道路信心满满，关键因素就在于它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这条道路是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各个阶段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一路摸索”中，尤其是经过建党百年的实践，中国人民逐步树立起了坚持“走自己的路”的自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最终选择的现代化道路”[2]。虽然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和不易，但它却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坚强精神和坚定信心，是建党百年来我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真谛。
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软实力。倘若缺乏道路自信，国家便无希望，民族便无前途。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鼓舞了中华儿女，使他们看到了曙光。建党百年来，中国人民逐步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团结社会各阶层，增强社会凝聚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与深思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广泛的社会基础、充足的物质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坚强后盾。对此，学界主要围绕道路自信的起源、产生依据、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展开了相应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新时代我国继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撑与实践层面的指导。然而，相关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和有待深化、完善之处，尤其是从整体上把握道路自信的研究成果较少，与历史、现实的结合度不够紧密。众所周知，任何前沿理论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都不能摒弃历史、脱离现实而单独存在，倘若只注重引经据典，堆砌词汇，从理论到理论，与历史、现实彻底割裂开来，那么理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就不能指导实际，就不会有任何实践价值。为此，笔者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比较， 以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破解建党百年来中国不断胜利的密码，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然，本研究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的民族磨练与历史承载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历史上，中华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至15、16世纪西方近代文明诞生。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间“优胜劣汰”的生存比拼赛越演越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基了物质基础。既有的世界格局已然改变，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中国则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本强烈认同自身文化并为之自豪的中华儿女，对中国道路的自信热度骤降。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建党百年历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哪怕期间存在从顶峰滑下低谷的惨痛经历，受挫的中国人民却仍充满着对民族复兴的期待。百年来，中国人民即使曾历经外国入侵的民族耻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却释放出了反帝、爱国的自信能量。在百年磨砺中，中国人民对中国道路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注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自我革新，始终“走好自己的路”。换言之，百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3]、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历程及其自信萌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这是一条能把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1.学习西方，坚持“走西方的路”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被迫卷入近代世界”[4]。这场战争以后，在坚船利炮下，清政府屡战屡败，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改变这种悲惨命运、找回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向西方学习”，对中国道路的选择进行了早期探索。
首先，地主阶级主张学习西方的“器物”，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5]。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农民阶级由原先的政治冷漠逐步发展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捍卫自己权利，保障自己合法权益，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发动的洋务运动，也仅注重在器物层面上简单模仿西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因而注定是失败的。
其次，维新派、革命派都主张学习西方的“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触及封建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虽然它最终因顽固派的极力阻挠而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中国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基础。1911年的辛亥革命试图建立共和制，虽然它并未真正贯彻实施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实宣告了这种制度的“荡然无存”，但它却使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6]。
再次，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人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标语。与此同時，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在内的各种主义、思想在我国“粉墨登场”，仿佛成了一种时尚，但最终因“水土不服”而夭折。
可以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摆脱不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命运，地主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先进知识分子都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文化，以振兴中华民族。但结果却截然相反——学生总被先生侵略。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渐加剧，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显然，坚持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
2.以俄为师，坚持“走俄国人的路”
1917年，正当中国人民面临“道路如何走”困境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它为那些渴望民族独立、解放的人民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开启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俄国是首个消灭剥削、压迫，试图建立共同富裕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道路的成功为中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方向。孙中山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新希望，提出了“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显然，毛泽东同志所得出的“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对俄国革命道路的照抄照搬，而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并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
3.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
1919年，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道路的选择有了新方向。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8]的新道路，自此中国革命道路在曲折中前进。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这样的著名论断——只有真实了解了中国情况，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基于此，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主张，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遵义会议后，工农红军及其他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人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而是要实事求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基于此，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即先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再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指引了方向，增强了中国人民选择“走自己的路”的自信。
（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的抉择历程及其自信生长
“信仰并不等于实践，选择并不等于成功”[9]。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近30年间，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具体体现。
1.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最终实现历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中国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功，但它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进而将社会主义建设好、巩固好及发展好，仍是一个需要共产党人依据国情进行艰辛探索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较大成效。如在对待富农方面，毛泽东同志倡导“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坚持“同工同酬”方针，这与苏联坚持采取行政、暴力手段的方式不同，因为其目的就是将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服务。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历程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现实中只有苏联模式可供借鉴，毕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要坚持走苏联的路——“苏共就是值得学习的好先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联为榜样”[10]。应该承认，“走苏联的路”也曾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诸多实惠。“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彰显。但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这种“照抄”是缺乏创造性的，因此，不能将其当成“长久之计”。基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当然，此时期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失误、错误甚至是悲剧发生——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道路探索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革”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和国家带来了灾难，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中断，影响了中国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深刻教训，为今后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实际的宝贵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及其自信塑造
1.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代化建设新路。这条道路是与时俱进、自我变革与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1982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开启了中国道路发展历程的新时期——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经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这条道路”越走越好、越走越宽。其发展历程可总结为四个阶段。
（1）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到党的十二大（1982年）。
此阶段是党反思、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方针，强调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此时期，我国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二大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新任务，即实现“四个现代化”，增强了我国硬实力，提升了人民自信心。具体而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全体共产党人，总结以往教训和经验，正确研判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形成了对“什么是社會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新认识。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综合分析我国所处实际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扬帆起航。在综合剖析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始终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上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最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命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入、逐渐深刻。这期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显然这样的认识是合理的、科学的、深刻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从党的十二大（1982年）到党的十三大（1987年）。
此阶段是党带领人民确立道路发展方向及改革的新时期。党的十二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目标。此时期，党的组织体系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政治发展及其党内民主程序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发展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心。中共十三大于1987年成功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展开了系统阐述和全面分析，号召全党同志都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要“三步走”，强调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此阶段，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紧扣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大胆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包括：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等理论上的新突破，解决了“何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3）从党的十三大（1987年）到党的十六大（2002年）。
此阶段是党带领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以及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艰苦奋斗时期，也是党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党始终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南，坚持国情第一、发展至上的原则，不断进行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步伐。此时期明确了党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核心，坚定了中国人民对今后“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此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行进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随着世情、国情及党情的变化，党始终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客观实际，强调要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江泽民同志深刻阐述了我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提出了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目标，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及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并针对党内出现的信念动摇、组织涣散及贪污腐败等诸多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关键问题，并强调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4）从党的十六大（2002年）到党的十八大（2012年）。
此阶段是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此时期党明确提出了中国今后的奋斗目标，即坚定不移地继续“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抓住发展机遇，以期实现小康社会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此时期，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从而提升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此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胡锦涛同志始终强调，将“发展”作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较好地解决了社会各领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进一步缩小了区域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强调“调高、扩中及保低”，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提高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促进经济平衡发展，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全国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中共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深化了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等系列会议精神，就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及“十四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及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等重大问题作出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形成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1]。
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内涵：一是“两个重要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二是“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是“两项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一个总体布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是“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述五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成为建党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多年来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位、任务与目标，是对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在理论上的科学认识与实践总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理解这一科学内涵，提出了“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思想，开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个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不断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
二、“他者”比较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12]11。它不同于苏联道路模式，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的产物。它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它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华盛顿共识”暴露出诸多弊端[13]。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国模式”具有更多优势。显然，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欧美模式，各国道路的发展模式都需与本国实际相联系。当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各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都需与“他者”结伴而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能为他国道路的选择及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路向与现实参照。
（一）“他者”道路自信诠释
1.“普鲁士道路”自信分析
“普鲁士道路”是英、法、德等国家道路的一种发展模式，它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政体的转变，它是英、法、德等国家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现。这条道路最初奉行的是王权至上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这种政体已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率先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契约法的形式限制王权，从而保障了个人自由，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德资产阶级革命则更彻底，它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向共和政体的转变——“尽管在发展中有短暂的传统势力复辟，但其政治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民主化趋势”[14]。“普鲁士道路”作为一条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模式，它与中国道路及发展模式虽有本质区别但仍有一定的借鉴及参考价值。
总体来说，“普鲁士道路”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君主制作为一种古老政体，它对英、法、德等国的影响较深。英国至今仍保留着君主立宪政体，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也要尽可能保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即使在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帝制与独裁专政。可以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二是法律权利逐步代替君主权力。“普鲁士道路”是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倘若其法律地位得以确立以及相应法律体系逐步完善，那么它就可能成为通往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之一。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君主掌握并决定一切事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权利逐步代替君主权力——英国的《大宪章》《权利法案》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被用来限制王权。这一转变，表面上树立了一种人民主权意识，为共和政体及现代法治奠定了法制前提。三是由政治统治向政治参与转变。在欧洲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家政权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只能实行政治统治。随着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议会制、代议制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在这种转变形势下，公民可以从形式上部分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可以部分地享受自己的各项合法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之一。
2.“美利坚道路”自信分析
“美利坚道路”是美国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发展模式，它与美国国情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潮，提倡私有化、自由主义。美国的发展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美国道路模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仍具有较大优势，仍然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典型模式——“拉美国家、俄罗斯和东欧采用华盛顿精英所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在短期内得到了一些回报，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12]375。
“美利坚道路”模式具有如下三方面独特的发展特点：一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两百多年来，美国依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独裁政权的产生，促进了美国的发展。欧洲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议会制（立法权与行政权一般不分离），而美国是真正的“三权分立”，这种体制对美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二是自由主義发展程度较高。美国社会的发展没有经过完整的社会形态，而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它的影响较小，其在发展中所受阻力也较小。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由多元文化组成。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倡自由化、私有化与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美国这种只注重有效市场而忽视有为政府作用的选择，也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冲突，不利于美国的发展。三是公民政治参与门槛较低。由于美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移民国家，自美国资产阶级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后，美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政治权力被社会各阶层所掌握，它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权力等级划分，而是以选举制度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这降低了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美国公民意识得到了加强。在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所谓的人权也是美国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实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其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近年来，美国总是打着人权幌子，干涉他国内政。事实上，美国的普世价值并不能“普世”，它并不适合所有国家，甚至也不完全适合美国自己。 第一，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是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发展强有力的保障，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服务职能，才能为市场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市场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特点，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克服市场存在的缺陷，与此同时，政府又不能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只有坚持适度干预的原则，这样的政府才是有为的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社会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政府更多地为社会与人民谋福利，政企分开后企业的自主权得到很大提升。
第二，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至今，市场机制与市场竞争都呈现出有序的运行秩序，市场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使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了最大化，这与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它对提高经济总量、加快发展步伐具有重要影响力，市场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也应对政府行为的不足作出相应的反馈，这对于政府改善职能，推动经济改革与完善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的良好运行必须遵守平等竞争与等价交换的原则，同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和平崛起过程之中，为了有效提升综合国力，就必须坚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的有机统一，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当前，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领域必然存在各种竞争，而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综合实力，因此，加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加顺畅，才能提升我们的道路自信心。
坚持并完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促进市场与政府的有效沟通，从而减少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阻力。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为中国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善市场与政府的监管机制，使中国市场经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加快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市场经济规律，适时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对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协调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继续推进“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
（三）厚植自信“根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筑牢人民群众的“基石”
中国道路是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道路，人民群众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增强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人民群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它与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紧密的联系，尤其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国民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物质文明建设也推动了精神文明的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与我国的政治文明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人民群众是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进程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伴随着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需要我们了解民意，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联系，从而保证中国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发展自始至终都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在革命年代，人民群众是夺取政权、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坚力量;在和平年代，人民群众是巩固政权、发展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力量。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初級阶段，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尚处在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之中，这就需要广泛的人民群众进言献策，与此同时，还应监督政府职权的使用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从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有序、健康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
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蓬勃发展，这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新时代，只有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道路的前进。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目前，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思想意识还有待增强，政府应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是一个将权利转化为权力的过程”[20]。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基层民主建设也必须充分发展起来，因此，政府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二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作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目前尚在不断发展之中，执法过程尚存在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的现象，这也给权力产生腐败提供了土壤，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所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加大对执法工作的监督力度，从而保障国家、社会与个人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四）扎牢自信“堡垒”：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最主要的因素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领导，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党的领导，因此党的建设对于中国政治的良性运行关系重大，党内民主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后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时刻都要高度警惕的重要问题，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现代化事业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来支撑。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以及文化多样化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才能保障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的良好运行;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的政治建设尚在不断发展进步之中，中国共产党正以百倍的努力积极提升执政能力，这显然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切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科学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强大的组织力与凝聚力，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政党，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保障中国道路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心。
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发展时期，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和完善自身的领导。一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水平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发展，这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水平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步伐相适应，这也是中国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只有不断加强与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能力，才能为中国今后道路的前行提供主心骨，从而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心。二要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有效结合，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内容更加具体而丰富，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显然，中国共产党只有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做到点上，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出更大优势。三要完善党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党的各项制度建设，在权力监督与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事实上，国家要实现良好发展必须有一個廉洁的政党与政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在新时代只有不断完善党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更好的发展，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心。
（五）彰显自信“魅力”：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又赋予其现代化之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无不越来越彰显出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当前，中国与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众多国家举办文化年，显然这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底蕴，丰富中国文化的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孕育了包容性与时代性。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广，它的“礼治、德治、仁治”思想一直被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在东亚及欧洲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究其根源，儒家思想是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吸收了各种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和准则，并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补充新的理念，与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核始终保持着必然的联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孕育了古代优秀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哲学的优秀理论成果。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就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具活力与时代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文化领域与文化建设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延续传承着一种民族精神与国家力量。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注重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与其兼容并蓄有着很大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都是秉持一种平等的观念，尊重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随着文化多样化在全球的蔓延，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群体本位为主，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个体本位思想，在当前这样一个世界化主流时代，只有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才能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二要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可以更好地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文化体制制度与文化理论的不断完善可以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精神支撑。三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道路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方面、多样化的趋势，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将给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及增强道路自信营造良好的国内与国际环境。
（六）装扮生态“自信”：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
“美丽中国”是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与国内对人们所产生的一种认知优势，它是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程度的具体体现。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中，只有不断装扮生态“自信”，才能坚定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心，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当前，生态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阻碍着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为自身的生存着想，尤其为子孙后代考虑，人类应该心甘情愿地当好宇宙在地球上的‘管事’，尽力而为地保护多样化的生态环境”[21]。 综合而论，可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要建立生态绩效考核制度。中国政府绩效包括了经济绩效、政治绩效、文化绩效以及社会绩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放到了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因此，在政府考核体系中应该加强对生态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与深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把经济绩效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但随着生态问题在全球的日益恶化，每一个国家及政府都有责任来共同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与生活的自然环境，建立生态绩效考核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二要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显然，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领域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生态问题的恶化常常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完善法律体系与制度，才能遏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根源。近年来，中国在生态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解决雾霾及能源短缺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事实上，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是一条法治化、科学化以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有利于中国道路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三要完善生态建设的责任追究与监督制度。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责任追究，坚持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治理生态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不断加强对生态建设的监督工作，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真正做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的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和完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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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idence is a faith and spirit， and confidence in the path of China is the trust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for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China’s century-old development. China’s confidence in its path comes from the correct choice of China’s path.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innumerabl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pening up the roa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rengthened their confidence in China’s path through the hundred years of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This confidence carries the countless dreams of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the soft power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key to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China’s road confidence is to clarify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road. Only by placing it in different frame of reference for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can its superiority be fully demonstrated and can it stride forward steadfastly. Obviously in the new era，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th in the Party’s 100-year development， placing China’s road in its own and others’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making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mparisons， to look back and clarify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a’s road confidence in the Party’s 100-year development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meaning. It can reveal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inspire all the Chinese people more confidently “to go their own way”—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iding towards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a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country.
Key words：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ad self-confidenc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rxism
（責任编辑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