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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指从1689年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以茶叶贸易为主,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古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现蒙古国境内,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口岸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继续西行,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自圣彼得堡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關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道就此开通。1728年,中俄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此年,沙俄市圈建成,称“恰克图”。1730年,中国市圈竣工,称“买卖城”。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清政府中止了沙俄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日渐繁盛。中国输俄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1845年至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其他商品有丝绸、布匹、铁器等。俄方出口中方的商品以毛皮、药材、工艺品等为主。
恰克图贸易给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俄商人将茶叶转贩至欧洲市场,获取厚利。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20世纪初,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茶叶的路线改为以江海水路和铁路为主,通信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加快了流通速度,再加上俄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印度茶、锡兰(今斯里兰卡)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经营主力军。山西商人历来有走出去行商,从事长途贩运的传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商业重镇和码头。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区位优势、地利之便,成为长城沿线“九边重镇”和蒙古草原一带“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的先驱者与经营垄断者,张家口、归化、包头、多伦、库伦、恰克图买卖城等商业区域均为晋商掌控。如恰克图买卖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有4家晋商商号,至嘉庆初年发展到60余家;到道光年间,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为晋商经营。茶叶贸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和伟大的国际贸易之路—万里茶道。
晋商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柜坐阵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二是创造了茶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四是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茶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晋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五是创造了“顶生意”的身股激励模式,把东家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绑在一起,共同发展。六是树立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精神,创造了茶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义通天下的丰功伟绩。
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是中蒙俄三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从经济方面讲,通过贸易流通,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等生活物资的需求,同时也把牧民的牲畜、毛皮销售出去,增加了收入,有助于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的品种与形制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包装更加考究,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带动了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乃至镖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昌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集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岗位;在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号和大商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商业人才,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开创了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许多地方都是因茶而生、因茶而兴盛起来的。
从政治方面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不仅勘定了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两国制定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而且特别规定禁止用鸦片与茶叶进行交易,有利于两国之间增进了解和沟通。
从文化方面讲,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恰克图,中俄商人直接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使用带有中国腔、俄国腔、蒙古调的“恰克图语”,各方商人相互都能听得懂;中国饮食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传播,中国生产的红茶和砖茶受到商人青睐,包子、饺子、羊肉面、炸油饼在这里都能吃得到,做法和口味甚至食品名称的读音都带有山西味;富有民族特色的两国手工艺品很受欢迎;晋商与俄商在恰克图非常注重礼仪礼节,经常相互走动,相处和睦,每逢对方节日还要相互祝贺,互赠礼品。
从民族与宗教方面讲,行商的伙计都要学会中医的针灸拔罐,有的还随身携带药方和药品,方便给牧民治疗常见病;晋商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途经敖包和寺庙要献茶并祭拜,并且善于处理当地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以及寺庙僧侣的关系,如遇灾害、修路、寺庙维修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等都要慷慨捐资,广做善事,多行义举。由此可见,万里茶道也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文明传承的和睦大道。
张维东,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關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道就此开通。1728年,中俄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此年,沙俄市圈建成,称“恰克图”。1730年,中国市圈竣工,称“买卖城”。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清政府中止了沙俄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日渐繁盛。中国输俄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1845年至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其他商品有丝绸、布匹、铁器等。俄方出口中方的商品以毛皮、药材、工艺品等为主。
恰克图贸易给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俄商人将茶叶转贩至欧洲市场,获取厚利。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20世纪初,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茶叶的路线改为以江海水路和铁路为主,通信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加快了流通速度,再加上俄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印度茶、锡兰(今斯里兰卡)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经营主力军。山西商人历来有走出去行商,从事长途贩运的传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商业重镇和码头。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区位优势、地利之便,成为长城沿线“九边重镇”和蒙古草原一带“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的先驱者与经营垄断者,张家口、归化、包头、多伦、库伦、恰克图买卖城等商业区域均为晋商掌控。如恰克图买卖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有4家晋商商号,至嘉庆初年发展到60余家;到道光年间,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为晋商经营。茶叶贸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和伟大的国际贸易之路—万里茶道。
晋商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柜坐阵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二是创造了茶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四是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茶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晋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五是创造了“顶生意”的身股激励模式,把东家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绑在一起,共同发展。六是树立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精神,创造了茶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义通天下的丰功伟绩。
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是中蒙俄三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从经济方面讲,通过贸易流通,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等生活物资的需求,同时也把牧民的牲畜、毛皮销售出去,增加了收入,有助于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的品种与形制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包装更加考究,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带动了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乃至镖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昌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集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岗位;在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号和大商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商业人才,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开创了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许多地方都是因茶而生、因茶而兴盛起来的。
从政治方面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不仅勘定了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两国制定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而且特别规定禁止用鸦片与茶叶进行交易,有利于两国之间增进了解和沟通。
从文化方面讲,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恰克图,中俄商人直接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使用带有中国腔、俄国腔、蒙古调的“恰克图语”,各方商人相互都能听得懂;中国饮食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传播,中国生产的红茶和砖茶受到商人青睐,包子、饺子、羊肉面、炸油饼在这里都能吃得到,做法和口味甚至食品名称的读音都带有山西味;富有民族特色的两国手工艺品很受欢迎;晋商与俄商在恰克图非常注重礼仪礼节,经常相互走动,相处和睦,每逢对方节日还要相互祝贺,互赠礼品。
从民族与宗教方面讲,行商的伙计都要学会中医的针灸拔罐,有的还随身携带药方和药品,方便给牧民治疗常见病;晋商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途经敖包和寺庙要献茶并祭拜,并且善于处理当地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以及寺庙僧侣的关系,如遇灾害、修路、寺庙维修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等都要慷慨捐资,广做善事,多行义举。由此可见,万里茶道也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文明传承的和睦大道。
张维东,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