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条数百人的送葬队伍在加沙地区贾巴利亚难民营附近的街头游荡。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抱着孩子的男子，孩子小小的身躯被白布紧紧包裹着，脸上还留着焦黑的污迹。一个罩着白布的担架，缓缓地跟在后面。
　　瑞典《每日新闻》报的摄影记者保罗·汉森（Paul Hansen）也挤在送葬队伍中。前一天夜里，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动了导弹袭击，造成数名平民受伤，保罗在第二天清晨抵达贾巴利亚这家医院时，太平间里已有十至十五具遇难者遗体。按照穆斯林社会的习俗，逝者的男性亲人，要在死亡第二天，将逝者从太平间送回家里，全家人一起举行悼念仪式，之后送往墓地。
　　保罗选择跟踪拍摄这支送葬队伍，因为三名遇难者来自同一个家庭，一个是父亲，另外两个，分别是四岁和两岁的儿子。“孩子永远是无辜的。就凭他们是孩子。”保罗解释他选择的理由。
　　然而，时间一点点过去，送葬队伍却始终没有停在任何一个房子门口，只是围绕着居民区，走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保罗开始疑惑：这家人到底住在哪里？
　　但突然间，他想起前天夜里刚刚从一位医生那里听到的一件事：在这场空袭中，一枚炮弹击中了平民区的一幢房子，煤渣砖堆砌而成的二层小楼瞬间被夷为平地，10名家庭成员，在学校做门卫的父亲46岁的法奥德、四岁的儿子默罕默德和两岁的儿子苏赫卜当场遇难，其余人均受伤住进了医院，包括另一个两岁的孩子，伤势最重的是母亲，仍处于昏迷之中……
　　“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那一家人。他们之所以一直在走，因为没有家可以回了，而且，其余的家庭成员都在医院里，”保罗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么，这个葬礼该如何继续呢？”
　　送葬队伍继续游荡，当经过一个狭窄、阴暗的小巷时，一束细碎的阳光不期而至，打在两个被白布包裹的孩子的脸上，也打在送葬人的脸上——保罗看到送葬的人们扬起愤怒、痛苦又夹杂着无奈和难以言说的悲伤的面孔。
　　他说，他忍着泪水，按下了快门。
　　这是2012年11月20日。大约三个月后，这张名为《加沙葬礼》的图片从124个国家、5666名摄影师提交的10万余张照片中，被评选为2013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年度照片，以及突发事件单幅一等奖。
　　这一届荷赛评委会主席，美联社摄影部副主任圣迭戈·莱昂评价说：“孩子幼小的尸体与男人们愤怒、悲伤的表情结合，与读者内心产生了共鸣，从而使得照片更具有张力。加沙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成为 2012 年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因为这场战争，许多当地无辜的百姓丧生。这张照片正是对这场战事的最好总结。我常说，好的图片冲撞着你的心、脑以及胃，保罗·汉森的照片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几乎每次去都像是同一次旅行”

　　今年50岁的摄影师保罗·汉森，双鬓斑白，却眼神黑亮，那是一种职业摄影师特有的敏锐凌厉的目光，夹杂着掩埋在内心深处的冷静温柔。
　　从19岁入行开始，他一直与照相机为伴。2000年，36岁的保罗被瑞典《每日新闻》报聘用，几乎就在同时，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保罗被派往加沙地区报道此事。从那时起，他几乎跑遍了世界上所有发生过战争与争端的地区：阿富汗、刚果、伊拉克、黎巴嫩、苏丹、乌克兰、利比亚、坦桑尼亚……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刚刚结束对伊位克的报道任务。那里刚刚发生“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极端武装组织攻占多座城市的突发事件，短短几天内，武装分子占领了石油炼化厂，洗劫了银行，炸毁了警察局、军营和法院，并释放了多所监狱中的上千名囚犯。
　　这是保罗第五次伊拉克之旅。“我没有计算过我到底报道过多少个国家和多少场冲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好像自从我开始为《每日新闻》报工作，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他唯一能够展示的，是他拍摄的照片——在阿富汗喀布尔（Kabul）的难民营里，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正独自玩着一只红色的气球。她的身旁是一个个用破布勉强撑起帐篷，坑坑洼洼的地上满是垃圾；在肯尼亚的基苏木（Kisumu），一名12岁的男孩在动乱中被警察击中了头部，他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医生帮不了他，只能默默地将他送入冰冷的停尸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衣服上破了两条大口子的孩子，因为在帐篷搭建的临时住所外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高兴不已，着迷地扔着玩儿，另一个孩子则艳羡地在一旁观看；在伊拉克，一名21岁的男子被子弹击中头颈，双目紧闭，奄奄一息，而他年迈的父母坐在一旁老泪纵横，无助地守候着儿子最后的时光……
　　但他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加沙地区。从2000年开始，他已经对那里保持了14年的关注。“但几乎每次去都像是同一次旅行。”保罗说，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伤感，“我几乎没办法区分每一次单独的旅程。”
　　巴以矛盾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复杂又最久拖不决的矛盾。民族、宗教、文化、历史、领土、资源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交织，旧恨新仇，矛盾此伏彼起却从未间断。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在2009年的报告中称，1989年到2009年间，巴以冲突已造成8900人死亡。在以色列境内及占领区，7398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包括1537名未成年人；而巴勒斯坦人则杀死了1483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139名少年儿童。
　　“交战各方——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这是它们共同的政治失败。”保罗·汉森说：“也许有人会说，加沙地区的冲突是两个民族间的冲突。但是，很遗憾，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无论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这场由两国政客、国际势力和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操控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无辜的人民被绑架在冒着硝烟的战车上。在不安与恐惧中，他们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存的靠山，可实际上是把自己变成了滴血的武器。”

“无辜的平民永远是受害者”

　　14年来，保罗·汉森目睹了近六十场葬礼。但这场“加沙葬礼”无疑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2012年11月10日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陆续向以色列南部地带发射了150多枚火箭弹，造成以方多人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邀请多国驻以色列外交官员前往以色列南部地区，查看当地遭受袭击情况后，宣称“以方已经对袭击忍无可忍”。
　　11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布展开“云柱行动”，对加沙地带展开一系列军事报复行动。作为代号的“云柱”，源自《圣经》，在出埃及记中，神奇的云柱指引以色列人越过了沙漠并保护他们免受迫害。
　　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关切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当晚举行了紧急会议，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云柱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巴里及其儿子，炸毁了哈马斯总部大楼，摧毁了哈马斯设立的伊斯兰国家银行加沙总部，11月21日，在埃及政府的斡旋下，双方宣布停火。8 天时间，巴勒斯坦方面宣布有近 16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300 多人受伤，超过半数为平民；而加沙武装人员也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1400 多枚火箭弹，造成5名以色列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保罗·汉森于当月18日抵达加沙地区。他和同行的记者们安顿在Al-Shifa医院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Al-Shifa医院是加沙地区最大最主要的医院，大部分伤者都被送到这里医治，因此也成为另一种信息集散地。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著名的挪威共产党人麦兹·吉尔伯特，他是位白求恩式的人物，一直致力于帮助提高巴勒斯坦地区的医疗水平，已在加沙地区工作超过30年。
　　正是吉尔伯特医生将《加沙葬礼》图片中那一家的悲惨遭遇告诉了保罗。“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以色列的导弹便从天而降。”吉尔伯特医生说，“现在我们焦虑的是，等那位深度昏迷的母亲醒来后，该怎么告诉她，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已经死去了。”
　　那天晚上，保罗·汉森听到的悲惨故事不只这一个。悲剧随时可能降临在任何人身上。医生们连续多日抢救受伤平民，已精疲力竭，但每当救护声载着伤者呼啸而至，大家还是咬牙冲上去。另一件让保罗难忘的事情便发生在这一瞬间。当一位医生冲上去抢救一个被送来的小男孩儿时，发现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但更悲惨的是——他发现这正是他自己的儿子。
　　“如果一定要说我最难忘的战地经历，我会说是孩子们。每当看到那些在战争中生命垂危，或已经死去的孩子们，我的心都碎了。”保罗说，他自己有了女儿后，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但我很难说出任何一个个例，它们全都排山倒海地涌入我的脑海。”
　　尽管以军强调，云柱行动的目标是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但事后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结论显示，保罗所拍摄的《加沙葬礼》这家人，尚未发现任何与哈马斯有关联的信息，父亲仅是一个学校的门卫。“我想是他们搞错了，”保罗说，“我不认为以方想要杀死这家人。可是，只要轰炸这样人口密集地区，就会杀害无辜的人。双方都错了，哈巴斯不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不应该用军事行动回击，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协商。可惜这只是我们的视角。这可能很难，但总要有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所经历过的战争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辜的平民永远是受害者。他们忍受着饥饿，被抢劫、被强奸、被殴打甚至被杀害。”保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个人内心中的战争并没有一幅具体的画面。它只是死亡的气息和无尽的哭声。”

“我们vs.他们”的对立，正是灾难的配方

　　让保罗·汉森所料未及的，是这幅图片发表、尤其是获奖后，他所收到的反馈。
　　他收到了一些攻击邮件，但并没有事前想象得多。他本以为还会收到巴以双方对这张图片内容的解释或批评，但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反馈。“大家似乎避免去谈论图片的内容，而去评论它的质量。它太暗了；调子过于柔和了；或者后期加工过度了。”
　　忽略拍摄内容而质疑图片质量的声音如此之多，世界新闻摄影协会不得不将保罗·汉森的原片分别送给三位摄影专家做评定，专家们逐像素逐像素地检查过后，宣布这张图片没有任何人为作假行为，其后期加工的尺度也没有损害其真实性。“我意识到这的确是一幅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的照片，它的内容太过政治化了，许多人不喜欢他，尤其是政客，因为这幅照片揭露了政治上的失败。”
　　但同行的评价给了保罗信心。除了荣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年度照片外，2013年全球年度图片奖（POYI）也将头奖授予了保罗，这张图片还在美国摄影记者协会的2013年度评选中，被授予国际新闻类别的特别奖，和图片故事二等奖。
　　“这些评委都不是业余选手，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不知道还有哪幅照片获得了比这幅照片更多的证明。但这并不仅是我个人的证明，这是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力量的证明。”
　　令保罗遗憾的是，14年来，他所拍摄的加沙战地新闻图片并没有给当地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他不可避免地感到疲惫。
　　“一张照片根本无法展现出战争中真实且复杂的局面。”他说。事实上，除去死亡，大多他所亲眼目睹的争端地区的生活也与主权、利益等毫不相关，“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关紧要的琐碎的片段”。
　　一次，保罗一行去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打算报道当地一家肥皂工厂，以便呈现些战争以外的故事。在检查站，等待通过的人们排起了长队。排在保罗前面的一辆出租车里坐了一个孕妇。保罗看到她正在哭，原来她的羊水破了，已经开始生产，但检查人员不允许她通过。站岗的年轻士兵看起来“紧张得像在地狱里”。保罗和他的同事上前去替那位孕妇解释，请求放她通过，年轻的士兵一言不发，只是用枪指着他们（保罗后来在附近一医院里见到了这名妇女，那时她已成为一个男孩儿的妈妈了）。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看到一辆被以军坦克轰炸的小轿车。司机严重受伤，还有一位大约20岁的女子坐在座位上，已经死了。人们都围着这辆车。因为检察站不允许伤者通过，甚至死者也不行，因为他们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件。
　　“充满了乏味、愚蠢的折磨。”保罗说，或许那些年轻的士兵仅仅是害怕，害怕眼前发生的一切，害怕他们的上级。而在保罗看来，这才是恐怖行为的基础——年轻人在日常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产生了精神上的迷失。“这并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政治家的策略。”
　　“战争是人民愚昧无知的结果。”保罗解释说：几乎所有发生战争的国家都有舆论管制，而信息管控以及随之而来单向度思维模式以及反智主义，成为了恐惧的温床。“而恐惧会带领人们走向‘我们 vs.他们’的对立，这正是灾难的配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们不仅会消灭那些所谓的外来敌人，也同样会在某一天消灭他们的人民——一旦民众们表达出他们对民主与开放的真实渴求。”
　　但一切并不总是这样悲观。战争中总还有令人感动的事情发生。
　　在南苏丹，饥饿的难民们坚持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食物中分出一半给保罗和他的同事们吃；在利比亚，当地人不顾自己的安全，冒着巨大风险帮助他们完成采访；其中一位60岁左右、面色和善的老人，平静地答应了保罗的请求，又接着很抱歉地告诉他们，但他只能工作半天，因为他的儿子昨天被杀了，他担心有悼念者要来，因此必须回家看看。
　　这位老人的平静让保罗意识到自己与当地人最大的差别。“我们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离开这里回家，可他们却是永远生活在这里。”
　　保罗感到遗憾的是，14年来，他在加沙所拍摄的照片并没给当地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甚至他可能还需要继续“不幸地”奔赴那里——因为冲突远未结束。
　　既然如此，这样做的意义又是什么？
　　“以前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但911事件后，很少有人这样问了。”保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有多么重要。一场抗议游行、一次武装冲突、一场局部战争最终都可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都应该有权利也有能力决定在一个和平、和谐的环境里，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