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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鲁小姐、沈琼枝、王三姑娘等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思想和言行烙上了深深的封建特色,她们孝德观直接影响了她们作为女性的命运。
关键词:儒林外史;孝德伦理;女性命运
《儒林外史》是一部“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1]通过对儒林士人这一群体的描写,达到对科举取士这一制度的讽刺。科举制度对那个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那样一个时代,男性尚且可以以科举作为成就自身功名的途径,而女性仅仅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科举与她们无缘,官职于她们来说更是天方夜谭。在这个社会,女性接受着社会的约束,闺中楼阁,三从四德,女性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价值的实现又受思想观念的影响,总而言之,社会用伦理道德制约女性思想,思想限制行为,而行为又决定命运。《儒林外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它因真实而生动,因生动而愈显真实。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女性行为反映出的女性意识也就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
(一)封建女性的孝行
古时父母命,媒妁言,鲁小姐集家中宠爱于一身,在蘧公孙出现之前,“许多人家求亲,只是不允”,蘧公孙出现之后,鲁编修“只得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要蘧公孙入赘,”受着家中的宠爱,自是也要为家族出力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她的婚姻也是为家族做出了牺牲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女子的婚姻为家族服务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虽说鲁编修是天子门生,但究其根源也就是个穷翰林,一旦后继无力,家族辉煌便会轰然坍塌。鲁小姐之行,我们无从批判,她说到底也是一个受害人,为人子女,不可不孝,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蘧公孙是她孝道的践行。为家族后辈,不可不义,自身才华无从实现便教养儿子,希望能为家族出力,是为义。她的一生都受父亲影响,前半生为闺中八股才女,后半生为家中慈母严师。
在父亲日复一日的熏陶和训练中,她终于还是成为了一个当世流行的八股才女,戴着封建伦理孝德的枷锁,儒家传统也在这个过程中渗透进她的灵魂:在得知丈夫的祖父得病时,鲁小姐自愿前往侍疾。在婆婆家,她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在这方面,儒家传统道德已成为鲁小姐自觉的人生准则。鲁编修家属簪绂之家,指望着科举继世。然香火不盛,膝下唯有鲁小姐。她颇具科举之才,却不能出入场屋,猎取功名。世禄之家,一旦失去科第的支撑,则“其族绝矣”。对科第功名的向往是鲁小姐生命中重要部分,她对科举的迷恋不只是对利的追求,更多的是对名的艳羡和对家族的责任,而这份责任从另一个层面说,又何尝不是鲁小姐的孝行呢。
再来说沈琼枝,若是传统道德教育出来的封建女性,依着三纲五常,依着出嫁从夫,必是不敢想从夫家出逃,更是不敢做出来的,而沈琼枝“将他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清晨出了钞关门上船”,不只有想法,还有战略,逃了,更是聪明地逃成了。有自己的主意“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乡人家耻笑,南京是个好地方,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自此靠卖诗过日。去往南京,缘由之一便是恐惹故乡人家耻笑,我相信,作为独立个体,敢只身出逃和独立生活的沈琼枝,是不惧那些流言蜚语的,而她之所以有所顾忌,忌惮的是那些言语对父亲的伤害,父亲一生清明,她不想父亲因为自己名声受损,这也是身为女儿的孝义了。
在《外史》中还出现了一位勇气堪比只身逃往南京的沈琼枝的女性,她就是王三姑娘。她和沈琼枝绝不为妾的婚姻观相比,是更加决绝的以死殉夫。在夫君死后,怕拖累父亲,王三姑娘想要以死殉夫,随丈夫而去,“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著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公婆听到这话尚且是声泪俱下“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快不要如此!”而身为父亲,却是劝慰女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亲家再三不肯,王玉辉执意”,母亲不解痛哭流涕。终在绝食的第八日去世。以绝食表明赴死的心意,认为只有死才可以光耀门楣。
(二)封建女性孝行的形成原因探究
在《外史》中,她出身清华,有自己的骄傲,可谓名门闺秀;她美名在外,陈和甫说她“德性温良,才貌出众”;她是父母家族的掌上明珠;她就是——鲁小姐。“鲁小姐”这个称呼源自她父亲的身份,而鲁小姐之所以成为“鲁小姐”,也全是因为父亲——鲁编修。“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同男子一样。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2](P155)因此,她的闺中生活是超越一般女子的“四书五经”。鲁编修闲暇时和女儿说的是“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于是小姐听着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她追逐功名,她遵守三纲五常,做着父亲、家族希望她做的事情,成为了时代中平凡的闺秀。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纲常伦理便是三从四德,鲁小姐是名副其实的名门闺秀,在家从父,父亲有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她的幼年受着父亲科举思想的荼毒,然而她身处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被同化,她既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又是科举制度的加害人,在自身无法考取功名的前提下,她将希望寄托给丈夫,相夫无望,又将希望寄托给儿子。女子受教育本身是极好的社会变化,然而,在《外史》中又像一个循环,被科举制荼毒的恶性循环:鲁编修科举至上的观念影响了鲁小姐的一生,使她成为一个被封建伦理、科举制度限制的女子。
沈琼枝的父亲沈大成是常州贡士,算得上书香门第,沈大成将沈琼枝许配给扬州盐商宋为富,奈何宋盐商只想让沈琼枝做妾,沈琼枝誓死不为妾,在盐商家呆了几天后卷包逃走,逃至南京,自力更生,更是结交了杜少卿等诸多名士,后得官府声明另择夫婿准许再嫁。《外史》的最大主题是批判科举制度,无论是儒林士人还是千金小姐,似乎都在为科举而活,但《外史》中的人物也并不都将功名富贵视为生命的全部,沈琼枝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被研究者称为“一枝独秀”的“带刺玫瑰”。若说鲁小姐是“精于举业之才女”,那沈琼枝便是“娴于吟咏之才女”。鲁小姐是八股禁锢下的女性代表,而沈琼枝则是自由与独立的代表。 她独立自主,机敏聪慧,成为了《外史》中的一位传奇女性,这其中离不开其父亲对她的教导。父亲对她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沈大成不强迫她一定要看些什么书,给她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学习环境,父女之间,平等相处。面临亲事抉择,并未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势做主,而是帮女儿分析条理,将决定权交到女儿手中,要她自己主张,父女关系,民主和谐。沈大成自是知晓女儿的能力才能放心让女儿自己做主,由此可见一出场的沈琼枝便是独立的,而这份独立来自于沈大成聪敏睿智的教育方式。沈大成是个书呆子,但他并未用传统孝德观念去束缚和禁锢他的女儿,这是沈琼枝的幸运,于是在这样宽松平等的教育环境下,一个有勇有谋、自立自强的女性就成长起来了。她看出宋盐商的阴谋,敢只身去宋府理论,理直气壮“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这之后的步步逼问,要看婚书,就显出其处事的理智了。在宋家待了几天后选择“走离他家,再做道理”,逃离过程亦可见其聪慧果敢。父亲的教导让她思想独立,敢想敢做,没有瞻前顾后,也没有听之任之。吴敬梓把沈琼枝与萧云轩、杜少卿等超脱于科举功名之外的真名士、真儒者放在一起描写,表现了对沈琼枝由衷的赞誉之情,是将其作为一个超脱功名富贵的进步知识女性来看待的。她不像鲁小姐一样被父亲束缚却不问对错;也不像王三姑娘一样被封建礼教束缚最终葬送自己的性命。她是一位生活上不依靠他人,精神上也不受束缚的独立的女性。
王三姑娘的忠孝观都是从父亲那来的,父亲认为殉夫是一件居功甚伟的好事,她便觉得殉夫守节理所应当,并且义不容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王三姑娘的死是他父亲一手造成的。小说并没有从正面描写王三姑娘的贞烈,而是从他父亲王玉辉的角度来写女儿的绝食殉夫,以客观冷静的角度描写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残害,更显冰冷和真实。在王三姑娘绝食而死后,母亲哭死过去,父亲却说“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根深蒂固的封建父权下的父亲,觉得女儿殉夫死得其所。“好题目”三个字,触目惊心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被封建礼教毒害、扭曲的老秀才形象,而王三姑娘正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父亲灌输的“礼教”,换取了“烈妇”的虚名,得到入祠建坊的表彰。她身为寒士之女,虽有一腔孤勇,然而这思想从本质上就是偏的,当整个社会都是污浊时,又怎么可以奢求某一个人的清白呢,就更不能单一评判某个人的对错了。那个一心为家庭的女子不顾劝阻决然赴死,而她的死让社会为之兴奋,人们可以在明伦堂大摆筵席,喝酒庆贺。“如此众多的人一下子全知道王三姑娘有其坚定的贞烈节操,这是王三姑娘只能用死而无法用生所赢得的客观效果。明明是活埋了一个青春女子,社会却评价为`伦纪生色'。封建礼教张开那名正言顺的血口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生命。”[3]
(三)封建女性孝德对命运的影响
对于鲁小姐来说,自小的教养使她的行为不拘于寻常女子的“三从四德”, 她将目光放在了科举上,苦于女儿身,她本想寄希望于夫君,而他却说:“我于此事不甚在行。”[2](P156) 小姐“愁眉泪眼,长吁短叹”[2](P156) ,既恼怒又哀叹。在母亲的安慰与养娘的劝慰下,鲁小姐把功名厚望系于小公子身上,四岁的儿子因此被拘着整天读《四书》、《五经》。深夜课子,希望儿子能成为科举名士,也希望自己能得封诰命。这是小公子的不幸,更是鲁小姐的悲哀。 “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2](P155)一叹道出问题症结所在,如果女子能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参加考试,鲁小姐一定能凭借自身实力猎取功名、实现理想,何必有劳夫君、为难公子呢?
吴敬梓在《外史》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沈琼枝的最终归宿,而她曾被称为“中国的娜拉”,之后的命运归途我们无从知晓,但依照她自身的素质,她做不成王太太那样的泼妇,變不了鲁小姐那样的“进士才女”,也成不了王三姑娘那样的贞洁烈女,最多就是,让一切重新清零,她重回起点,另择夫婿,从一而终,或举案齐眉,或恭敬如宾,过完封建女性平常而普通的一生,纵是满腹才华一身侠情。封建女性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不会有波澜壮阔的一生,但无论沈琼枝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从扬州到南京,卖诗刺绣为生,结识众多名士,这一段都是她最多彩的人生经历。
现在谈一谈王三姑娘,从文本看,王玉辉并不是不爱他的女儿,并不是没有亲情观念,若非如此,他不会继续养着他守寡的大女儿,但他为什么又这样全力支持他家的三姑娘去死呢?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完全否定了正常的人性。上层意识不仅从封建礼教与伦理道德上去强化女性守节的观念,还通过旌显为夫殉情的“烈妇”来鼓励女性守节、殉节。由此可见,王三姑娘悲剧的直接影响是她的父亲,而间接影响就是这万恶的封建伦理道德了。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他的父亲和所有人一样,全力阻止女儿殉夫,她是否就不会这么决绝和义无反顾。四书五经造就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影响了她,她的殉情并不只是她自身的行为,还是社会的普遍风气,是封建礼教使然。她们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来维护了贞节,她们没有自身的生命价值,应该死去或者活着,都是按照这个男权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女人的生命在封建末期,仍然是维持男权的一种工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们用自己如花的生命一再的去诠释贞节观的残酷。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最终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而独立起来,进而以自己的思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是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社会环境潜移默化影响一代人,一代人又影响着下一代人。无论是鲁小姐、沈琼枝还是王三姑娘,她们的命运都和她们性格不可分割,她们的性格又与其家庭环境密不可分,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她们的父亲。我们希望父女之间,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来相处,让孝道在平等和谐的基础上践行。
参考文献:
[1]鲁迅 . 鲁迅全集·第九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25 ,221.
[2][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注.儒林外史(全校全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霍松林:《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华岳文艺出版社, [M].1998年,第931页.
[4] 魏娟莉:《试谈《儒林外史》中“科举功名”边缘的女性形象》,[J]中州学刊 2008-11-10 .
基金项目:
2018年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
项目名称:《儒林外史》中的孝德文化研究。
关键词:儒林外史;孝德伦理;女性命运
《儒林外史》是一部“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1]通过对儒林士人这一群体的描写,达到对科举取士这一制度的讽刺。科举制度对那个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那样一个时代,男性尚且可以以科举作为成就自身功名的途径,而女性仅仅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科举与她们无缘,官职于她们来说更是天方夜谭。在这个社会,女性接受着社会的约束,闺中楼阁,三从四德,女性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价值的实现又受思想观念的影响,总而言之,社会用伦理道德制约女性思想,思想限制行为,而行为又决定命运。《儒林外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它因真实而生动,因生动而愈显真实。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女性行为反映出的女性意识也就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
(一)封建女性的孝行
古时父母命,媒妁言,鲁小姐集家中宠爱于一身,在蘧公孙出现之前,“许多人家求亲,只是不允”,蘧公孙出现之后,鲁编修“只得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要蘧公孙入赘,”受着家中的宠爱,自是也要为家族出力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她的婚姻也是为家族做出了牺牲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女子的婚姻为家族服务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虽说鲁编修是天子门生,但究其根源也就是个穷翰林,一旦后继无力,家族辉煌便会轰然坍塌。鲁小姐之行,我们无从批判,她说到底也是一个受害人,为人子女,不可不孝,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蘧公孙是她孝道的践行。为家族后辈,不可不义,自身才华无从实现便教养儿子,希望能为家族出力,是为义。她的一生都受父亲影响,前半生为闺中八股才女,后半生为家中慈母严师。
在父亲日复一日的熏陶和训练中,她终于还是成为了一个当世流行的八股才女,戴着封建伦理孝德的枷锁,儒家传统也在这个过程中渗透进她的灵魂:在得知丈夫的祖父得病时,鲁小姐自愿前往侍疾。在婆婆家,她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在这方面,儒家传统道德已成为鲁小姐自觉的人生准则。鲁编修家属簪绂之家,指望着科举继世。然香火不盛,膝下唯有鲁小姐。她颇具科举之才,却不能出入场屋,猎取功名。世禄之家,一旦失去科第的支撑,则“其族绝矣”。对科第功名的向往是鲁小姐生命中重要部分,她对科举的迷恋不只是对利的追求,更多的是对名的艳羡和对家族的责任,而这份责任从另一个层面说,又何尝不是鲁小姐的孝行呢。
再来说沈琼枝,若是传统道德教育出来的封建女性,依着三纲五常,依着出嫁从夫,必是不敢想从夫家出逃,更是不敢做出来的,而沈琼枝“将他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清晨出了钞关门上船”,不只有想法,还有战略,逃了,更是聪明地逃成了。有自己的主意“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乡人家耻笑,南京是个好地方,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自此靠卖诗过日。去往南京,缘由之一便是恐惹故乡人家耻笑,我相信,作为独立个体,敢只身出逃和独立生活的沈琼枝,是不惧那些流言蜚语的,而她之所以有所顾忌,忌惮的是那些言语对父亲的伤害,父亲一生清明,她不想父亲因为自己名声受损,这也是身为女儿的孝义了。
在《外史》中还出现了一位勇气堪比只身逃往南京的沈琼枝的女性,她就是王三姑娘。她和沈琼枝绝不为妾的婚姻观相比,是更加决绝的以死殉夫。在夫君死后,怕拖累父亲,王三姑娘想要以死殉夫,随丈夫而去,“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著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公婆听到这话尚且是声泪俱下“你气疯了!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快不要如此!”而身为父亲,却是劝慰女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亲家再三不肯,王玉辉执意”,母亲不解痛哭流涕。终在绝食的第八日去世。以绝食表明赴死的心意,认为只有死才可以光耀门楣。
(二)封建女性孝行的形成原因探究
在《外史》中,她出身清华,有自己的骄傲,可谓名门闺秀;她美名在外,陈和甫说她“德性温良,才貌出众”;她是父母家族的掌上明珠;她就是——鲁小姐。“鲁小姐”这个称呼源自她父亲的身份,而鲁小姐之所以成为“鲁小姐”,也全是因为父亲——鲁编修。“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同男子一样。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2](P155)因此,她的闺中生活是超越一般女子的“四书五经”。鲁编修闲暇时和女儿说的是“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于是小姐听着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她追逐功名,她遵守三纲五常,做着父亲、家族希望她做的事情,成为了时代中平凡的闺秀。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纲常伦理便是三从四德,鲁小姐是名副其实的名门闺秀,在家从父,父亲有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她的幼年受着父亲科举思想的荼毒,然而她身处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被同化,她既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又是科举制度的加害人,在自身无法考取功名的前提下,她将希望寄托给丈夫,相夫无望,又将希望寄托给儿子。女子受教育本身是极好的社会变化,然而,在《外史》中又像一个循环,被科举制荼毒的恶性循环:鲁编修科举至上的观念影响了鲁小姐的一生,使她成为一个被封建伦理、科举制度限制的女子。
沈琼枝的父亲沈大成是常州贡士,算得上书香门第,沈大成将沈琼枝许配给扬州盐商宋为富,奈何宋盐商只想让沈琼枝做妾,沈琼枝誓死不为妾,在盐商家呆了几天后卷包逃走,逃至南京,自力更生,更是结交了杜少卿等诸多名士,后得官府声明另择夫婿准许再嫁。《外史》的最大主题是批判科举制度,无论是儒林士人还是千金小姐,似乎都在为科举而活,但《外史》中的人物也并不都将功名富贵视为生命的全部,沈琼枝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被研究者称为“一枝独秀”的“带刺玫瑰”。若说鲁小姐是“精于举业之才女”,那沈琼枝便是“娴于吟咏之才女”。鲁小姐是八股禁锢下的女性代表,而沈琼枝则是自由与独立的代表。 她独立自主,机敏聪慧,成为了《外史》中的一位传奇女性,这其中离不开其父亲对她的教导。父亲对她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沈大成不强迫她一定要看些什么书,给她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学习环境,父女之间,平等相处。面临亲事抉择,并未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势做主,而是帮女儿分析条理,将决定权交到女儿手中,要她自己主张,父女关系,民主和谐。沈大成自是知晓女儿的能力才能放心让女儿自己做主,由此可见一出场的沈琼枝便是独立的,而这份独立来自于沈大成聪敏睿智的教育方式。沈大成是个书呆子,但他并未用传统孝德观念去束缚和禁锢他的女儿,这是沈琼枝的幸运,于是在这样宽松平等的教育环境下,一个有勇有谋、自立自强的女性就成长起来了。她看出宋盐商的阴谋,敢只身去宋府理论,理直气壮“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这之后的步步逼问,要看婚书,就显出其处事的理智了。在宋家待了几天后选择“走离他家,再做道理”,逃离过程亦可见其聪慧果敢。父亲的教导让她思想独立,敢想敢做,没有瞻前顾后,也没有听之任之。吴敬梓把沈琼枝与萧云轩、杜少卿等超脱于科举功名之外的真名士、真儒者放在一起描写,表现了对沈琼枝由衷的赞誉之情,是将其作为一个超脱功名富贵的进步知识女性来看待的。她不像鲁小姐一样被父亲束缚却不问对错;也不像王三姑娘一样被封建礼教束缚最终葬送自己的性命。她是一位生活上不依靠他人,精神上也不受束缚的独立的女性。
王三姑娘的忠孝观都是从父亲那来的,父亲认为殉夫是一件居功甚伟的好事,她便觉得殉夫守节理所应当,并且义不容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王三姑娘的死是他父亲一手造成的。小说并没有从正面描写王三姑娘的贞烈,而是从他父亲王玉辉的角度来写女儿的绝食殉夫,以客观冷静的角度描写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残害,更显冰冷和真实。在王三姑娘绝食而死后,母亲哭死过去,父亲却说“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根深蒂固的封建父权下的父亲,觉得女儿殉夫死得其所。“好题目”三个字,触目惊心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被封建礼教毒害、扭曲的老秀才形象,而王三姑娘正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父亲灌输的“礼教”,换取了“烈妇”的虚名,得到入祠建坊的表彰。她身为寒士之女,虽有一腔孤勇,然而这思想从本质上就是偏的,当整个社会都是污浊时,又怎么可以奢求某一个人的清白呢,就更不能单一评判某个人的对错了。那个一心为家庭的女子不顾劝阻决然赴死,而她的死让社会为之兴奋,人们可以在明伦堂大摆筵席,喝酒庆贺。“如此众多的人一下子全知道王三姑娘有其坚定的贞烈节操,这是王三姑娘只能用死而无法用生所赢得的客观效果。明明是活埋了一个青春女子,社会却评价为`伦纪生色'。封建礼教张开那名正言顺的血口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生命。”[3]
(三)封建女性孝德对命运的影响
对于鲁小姐来说,自小的教养使她的行为不拘于寻常女子的“三从四德”, 她将目光放在了科举上,苦于女儿身,她本想寄希望于夫君,而他却说:“我于此事不甚在行。”[2](P156) 小姐“愁眉泪眼,长吁短叹”[2](P156) ,既恼怒又哀叹。在母亲的安慰与养娘的劝慰下,鲁小姐把功名厚望系于小公子身上,四岁的儿子因此被拘着整天读《四书》、《五经》。深夜课子,希望儿子能成为科举名士,也希望自己能得封诰命。这是小公子的不幸,更是鲁小姐的悲哀。 “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2](P155)一叹道出问题症结所在,如果女子能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参加考试,鲁小姐一定能凭借自身实力猎取功名、实现理想,何必有劳夫君、为难公子呢?
吴敬梓在《外史》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沈琼枝的最终归宿,而她曾被称为“中国的娜拉”,之后的命运归途我们无从知晓,但依照她自身的素质,她做不成王太太那样的泼妇,變不了鲁小姐那样的“进士才女”,也成不了王三姑娘那样的贞洁烈女,最多就是,让一切重新清零,她重回起点,另择夫婿,从一而终,或举案齐眉,或恭敬如宾,过完封建女性平常而普通的一生,纵是满腹才华一身侠情。封建女性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不会有波澜壮阔的一生,但无论沈琼枝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从扬州到南京,卖诗刺绣为生,结识众多名士,这一段都是她最多彩的人生经历。
现在谈一谈王三姑娘,从文本看,王玉辉并不是不爱他的女儿,并不是没有亲情观念,若非如此,他不会继续养着他守寡的大女儿,但他为什么又这样全力支持他家的三姑娘去死呢?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完全否定了正常的人性。上层意识不仅从封建礼教与伦理道德上去强化女性守节的观念,还通过旌显为夫殉情的“烈妇”来鼓励女性守节、殉节。由此可见,王三姑娘悲剧的直接影响是她的父亲,而间接影响就是这万恶的封建伦理道德了。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他的父亲和所有人一样,全力阻止女儿殉夫,她是否就不会这么决绝和义无反顾。四书五经造就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影响了她,她的殉情并不只是她自身的行为,还是社会的普遍风气,是封建礼教使然。她们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来维护了贞节,她们没有自身的生命价值,应该死去或者活着,都是按照这个男权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女人的生命在封建末期,仍然是维持男权的一种工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们用自己如花的生命一再的去诠释贞节观的残酷。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最终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而独立起来,进而以自己的思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是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社会环境潜移默化影响一代人,一代人又影响着下一代人。无论是鲁小姐、沈琼枝还是王三姑娘,她们的命运都和她们性格不可分割,她们的性格又与其家庭环境密不可分,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她们的父亲。我们希望父女之间,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来相处,让孝道在平等和谐的基础上践行。
参考文献:
[1]鲁迅 . 鲁迅全集·第九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25 ,221.
[2][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注.儒林外史(全校全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霍松林:《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华岳文艺出版社, [M].1998年,第931页.
[4] 魏娟莉:《试谈《儒林外史》中“科举功名”边缘的女性形象》,[J]中州学刊 2008-11-10 .
基金项目:
2018年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
项目名称:《儒林外史》中的孝德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