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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夏之交，梁漱溟、何香凝、千家驹、陈此生、张锡昌、欧阳予倩、莫乃群等社会知名人士从广西桂林疏散到贺县（今贺州），坚持抗战救国。
1945年春，受中共南方局的指派，一位行色匆匆的人来到广西昭平县，第二天，又赶到了黄姚镇。
他叫狄超白，与邵荃麟、张锡昌原是中共南方局桂林文化工作小组成员，桂林沦陷后，张锡昌奉命疏散到昭平，他和邵荃麟则奉命疏散去了重庆。现在，狄超白又冒险穿越沦陷区，来到黄姚，肩负着重大使命。
张锡昌一见到狄超白，就兴奋地握着他的手说：“可把你盼回来了。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危险吧！”
“还好，有几段路是沦陷区，不过是有惊无险。”
“你和荃麟都不在，我一个人在这里像瞎子摸鱼似的，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你们在昭平做的事，南方局都知道，这次我动身前，胡公（周恩来）还亲口赞扬了昭平版《广西日报》，希望你们克服困难，坚守阵地，进一步扩大报社影响。”狄超白说。
“胡公还有什么指示？”
“有很重要的指示，你把仲持、匡人叫来，我们开个小会。”
当晚，张锡昌、狄超白、胡仲持、周匡人聚在张锡昌房里开会。
张锡昌的住处就在黄姚古镇标志性的景点——被称为“小桥流水人家的”带龙桥旁。狄超白说：“去年9月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开会，我是‘救国会’成员，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
周匡人问：“这中间有什么讲究么？”
狄超白说：“政团同盟是国、共之外的社团和派系的同盟，不吸收个人加盟。现在去掉了‘政团’二字，就允许以个人身份人盟了。”
张锡昌说：“社会上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很多，允许个人入盟，民主同盟的队伍一定会迅速壮大。”
“胡公告诉我，组织上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民主同盟，以增加党对民主同盟的影响，各位要做好加入民主同盟的思想准备。”狄超白说。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可是，怎样去加入呢？”胡仲持问。
“这是我这次过来的任务之一。民盟中央让梁漱溟先生建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我这两天就去八步镇（旧贺县县治，今贺州市八步区），与梁先生商量这件事。”
第二天，狄超白与千家驹会面，两人原来都是救国会领导成员，免不了一番问候。
狄超白说：“‘中国民主政团同张锡昌寓所（昭平）何香凝寓所（昭平）盟’已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你我都是救国会成员，顺理成章也就成了民主同盟的盟员啦。”
“大会有什么新的精神？”千家驹问。
“发展盟员，壮大民主同盟的队伍。”狄超白请他先个别向欧阳予倩、莫乃群、徐寅初几位先生传达民盟中央的决定，征询他们是否有入盟的意愿。
千家驹先去找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说，民主政团同盟名字一改，队伍一定会迅速壮大，重庆政府会更不高兴。前几年，国民党规定，军、公、教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几次劝我加入，我说我是外省人，而且向来是主张“君子不党”的。后来黄旭初退而要我坚守“君子不党”的诺言。他是怕我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政治上很多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是接近的。
“先生是否对人盟的事有顾虑？”
“先生不要误会，我是很愿意加入民主同盟的。只是，这事一旦公开，我这个省府顾问、省立艺术馆馆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我不是恋栈这两个职位，而是在目前形势下，有这两个职位，可以为抗战做很多宣传工作。”
“先生这个想法具有普遍性。”千家驹沉思道，“梁漱溟先生正在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我一定会建议他想一个两全的办法，凡以个人名义入盟的会员，一律暂时不对外公开。”
“如果能这样，我很愿意加入民主同盟。”
有了与欧阳予倩谈话的经验，千家驹在找莫乃群、徐寅初征询意愿时，就先申明目前加入民主同盟是秘密的，一律不對外公开。果然，莫乃群、徐寅初爽快地表示，愿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狄超白向张锡昌等同志传达了民盟中央的指示，向千家驹传达了民主同盟成立大会的精神之后，就去八步拜会梁漱溟，商量建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事宜。
梁漱溟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后仍留任原职。他是和陈此生一同疏散到八步的。贺县临江中学训导主任何砺锋当年在广西师专读书时，陈此生是师专的教务长。何砺锋见自己的老师疏散来八步，很热情地邀请二人住进了临江中学。
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1941年，“三党三派”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代表“乡村建设派”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1942年9月，在漓江一艘木船上，梁漱溟与罗子为、曾炜、张文、周鲸文秘密开会。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在组织上、政治上为以后中国民主同盟在广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狄超白向梁漱溟转达了民盟总部要他负责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粤、桂、湘、鄂、云、贵、闽等省的民盟工作的指示。
“重庆总部诸公头脑清醒，步子迈得很大。不过，我在八步这边也没有闲着。”梁漱溟笑着说。
这段时间，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委，在八步以临江中学为基地。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在八步刚安顿下来，梁漱溟和陈此生就将临江中学几位老师请到他的住房里，跟他们谈形势。
梁漱溟问：“如今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一派大好，可是，蒋介石却在消极抗日，几个月之内，连丢数省国土，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众人一时答不上来。
梁漱溟说：“国土丢失，成千上万百姓沦于日军铁蹄之下，饱受蹂躏和痛苦。难道蒋介石不明白吗？他心里其实明白得很。可是他仍执意要这么做，将精兵围住陕甘宁边区和屯在贵州，目的是什么，不还是原先‘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吗？” 陈此生插话说：“广西当局如今也不是抗战的材料了，为了保存实力，将来在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中不落下风，放那么一点点兵力守桂林城，多少人为此受难受苦，这都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对于梁、陈如此大胆的言论，临江中学的老师闻所未闻，既震惊又十分佩服，从此与梁漱溟、陈此生来往更密切了。
重庆总部给梁漱溟寄来一笔钱做活动经费。梁漱溟与陈此生商议该款项用途时，陈此生建议办一份刊物，并推荐疏散到广东连县的张铁生先生任刊物主编。
梁漱溟很高兴，说：“这可是个大理论家，当年他和胡愈之、千家驹主编的《国民公论》可是赫赫有名啊！”
张铁生果然应邀来了八步，被临江中学聘为高中部的史、地老师。刚安顿下来，就立即奔忙办刊物的事。不久，名为《民宪》的杂志问世了。梁漱溟论述民主宪政，张铁生写国际时论，陈此生写杂感。杂志一发行，就受到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好评。
一次，何砺锋请梁漱溟和陈此生对临中师生发表讲话，梁漱溟以《动员与民主》为题开讲，陈此生讲唯物论哲学，题目是《治学与治事》。临中师生听后反响热烈，纷纷要求两位先生今后多给他们演讲。
过了几天，梁漱溟、陈此生请来柳亚子、何香凝、张铁生及肖敏颂（华北救国会负责人，疏散到八步后被临江中学聘为教师）一同开讲。何砺锋将演讲题目写成海报，贴在临江中学校门外：
梁漱溟：《到民主宪政之路》；
陈此生：《唯物辩证法》；
肖敏颂：《抗日战争形势》；
张铁生：《国际形势》；
何香凝：《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政》；
柳亚子：《抗战文艺》。
八步顿时轰动了，听演讲的人把临中礼堂坐得满满的。这一场演讲，影响深远，连百里之外的钟山、富川都知道了，以后每逢演讲，他们都是头一天就赶到八步，在临江中学借宿一晚，以便第二天听演讲。这样的演讲愈来愈火，梁漱溟甚至还就民主与宪政在八步对各界人士发表过公开演讲。
听了梁漱溟一番介绍，狄超白十分惊奇：
“想不到在短短时间内，先生做了这么多的事。看来，这里已经有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先生可以立即动手筹建民盟东南总支了。”
“我想还是自下而上的好。临江中学有三大台柱，校长李镇、教务主任刘彦忠、训导主任何砺锋。三人以前在邕宁中学共事过，关系很好，何砺锋在广西师专读书时，是陈此生的学生。后来，何砺锋和刘彦忠又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当过指导员，两人将这所被誉为南方‘抗大’的干校的办学方针引进临江中学，李镇非常支持，我们的演讲，很多场都是李镇亲自主持的。临江中学很多老师都接受了我们的民主理念，所以我想先在临江中学成立民主同盟支部。”
“这样也好，黄姚那边也可以成立一个支部。”
狄超白走后，梁漱溟立刻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事分别向陈此生、张铁生做了通报。陈此生是国民党员，却也是华南救国会的领导成员，而救国会是民盟的集体会员，自然与梁漱溟心照不宣。张铁生则爽快地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随后，梁漱溟又亲自动员李镇、刘彦忠、何砺锋加入民盟。三人都同意了。在张铁生家里，张铁生、李镇、刘彦忠、何砺锋做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誓。随后，肖敏颂、楼棲、成庆生、邹灌芹等人也加入了民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同盟八步支部。
民主同盟八步支部建立后，梁漱溟、陈此生马不停蹄赶往黄姚。千家驹告诉他们，张锡昌、欧阳予倩、莫乃群、徐寅初、周匡人、胡仲持、陆联棠、朱敏、黄半文都愿意加入民主同盟，就等着梁漱溟来监誓了。
在梁漱溟主持下，众人宣读了入盟誓词。宣誓完毕，梁漱溟划燃火柴，当场将誓词烧掉，说：“今天，诸位都秘密加入民主同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大声在公众面前宣布：我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在八步、黄姚两个支部的基础上，“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籌备委员会”很快成立，推选梁漱溟、陈此生、张铁生、肖敏颂、张锡昌、徐寅初、周匡人、欧阳予倩、莫乃群、千家驹、李镇等11人为筹委会委员。除委员张锡昌未担任具体职务，其余委员具体分工如下：
总负责人：梁漱溟。
组织委员：陈此生、徐寅初、周匡人。
宣传委员：欧阳予倩、张铁生、莫乃群、千家驹、肖敏颂。
财经事务委员：李镇。
在第一次筹委会委员会议上，梁漱溟宣布了民盟工作的总原则，公开开展民主宣传，而民盟组织则对外保密，归纳起来就是8个字：工作公开，组织秘密。
民盟东南总支部的工作范围，包括两广、两湖、云贵、福建和海外等地，特别是广西，为抗战胜利后民盟在广西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春，受中共南方局的指派，一位行色匆匆的人来到广西昭平县，第二天，又赶到了黄姚镇。
他叫狄超白，与邵荃麟、张锡昌原是中共南方局桂林文化工作小组成员，桂林沦陷后，张锡昌奉命疏散到昭平，他和邵荃麟则奉命疏散去了重庆。现在，狄超白又冒险穿越沦陷区，来到黄姚，肩负着重大使命。
张锡昌一见到狄超白，就兴奋地握着他的手说：“可把你盼回来了。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危险吧！”
“还好，有几段路是沦陷区，不过是有惊无险。”
“你和荃麟都不在，我一个人在这里像瞎子摸鱼似的，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你们在昭平做的事，南方局都知道，这次我动身前，胡公（周恩来）还亲口赞扬了昭平版《广西日报》，希望你们克服困难，坚守阵地，进一步扩大报社影响。”狄超白说。
“胡公还有什么指示？”
“有很重要的指示，你把仲持、匡人叫来，我们开个小会。”
当晚，张锡昌、狄超白、胡仲持、周匡人聚在张锡昌房里开会。
张锡昌的住处就在黄姚古镇标志性的景点——被称为“小桥流水人家的”带龙桥旁。狄超白说：“去年9月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开会，我是‘救国会’成员，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
周匡人问：“这中间有什么讲究么？”
狄超白说：“政团同盟是国、共之外的社团和派系的同盟，不吸收个人加盟。现在去掉了‘政团’二字，就允许以个人身份人盟了。”
张锡昌说：“社会上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很多，允许个人入盟，民主同盟的队伍一定会迅速壮大。”
“胡公告诉我，组织上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民主同盟，以增加党对民主同盟的影响，各位要做好加入民主同盟的思想准备。”狄超白说。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可是，怎样去加入呢？”胡仲持问。
“这是我这次过来的任务之一。民盟中央让梁漱溟先生建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我这两天就去八步镇（旧贺县县治，今贺州市八步区），与梁先生商量这件事。”
第二天，狄超白与千家驹会面，两人原来都是救国会领导成员，免不了一番问候。
狄超白说：“‘中国民主政团同张锡昌寓所（昭平）何香凝寓所（昭平）盟’已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你我都是救国会成员，顺理成章也就成了民主同盟的盟员啦。”
“大会有什么新的精神？”千家驹问。
“发展盟员，壮大民主同盟的队伍。”狄超白请他先个别向欧阳予倩、莫乃群、徐寅初几位先生传达民盟中央的决定，征询他们是否有入盟的意愿。
千家驹先去找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说，民主政团同盟名字一改，队伍一定会迅速壮大，重庆政府会更不高兴。前几年，国民党规定，军、公、教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几次劝我加入，我说我是外省人，而且向来是主张“君子不党”的。后来黄旭初退而要我坚守“君子不党”的诺言。他是怕我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政治上很多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是接近的。
“先生是否对人盟的事有顾虑？”
“先生不要误会，我是很愿意加入民主同盟的。只是，这事一旦公开，我这个省府顾问、省立艺术馆馆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我不是恋栈这两个职位，而是在目前形势下，有这两个职位，可以为抗战做很多宣传工作。”
“先生这个想法具有普遍性。”千家驹沉思道，“梁漱溟先生正在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我一定会建议他想一个两全的办法，凡以个人名义入盟的会员，一律暂时不对外公开。”
“如果能这样，我很愿意加入民主同盟。”
有了与欧阳予倩谈话的经验，千家驹在找莫乃群、徐寅初征询意愿时，就先申明目前加入民主同盟是秘密的，一律不對外公开。果然，莫乃群、徐寅初爽快地表示，愿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狄超白向张锡昌等同志传达了民盟中央的指示，向千家驹传达了民主同盟成立大会的精神之后，就去八步拜会梁漱溟，商量建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事宜。
梁漱溟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后仍留任原职。他是和陈此生一同疏散到八步的。贺县临江中学训导主任何砺锋当年在广西师专读书时，陈此生是师专的教务长。何砺锋见自己的老师疏散来八步，很热情地邀请二人住进了临江中学。
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1941年，“三党三派”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代表“乡村建设派”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1942年9月，在漓江一艘木船上，梁漱溟与罗子为、曾炜、张文、周鲸文秘密开会。成立了以梁漱溟为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在组织上、政治上为以后中国民主同盟在广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狄超白向梁漱溟转达了民盟总部要他负责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粤、桂、湘、鄂、云、贵、闽等省的民盟工作的指示。
“重庆总部诸公头脑清醒，步子迈得很大。不过，我在八步这边也没有闲着。”梁漱溟笑着说。
这段时间，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委，在八步以临江中学为基地。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在八步刚安顿下来，梁漱溟和陈此生就将临江中学几位老师请到他的住房里，跟他们谈形势。
梁漱溟问：“如今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一派大好，可是，蒋介石却在消极抗日，几个月之内，连丢数省国土，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众人一时答不上来。
梁漱溟说：“国土丢失，成千上万百姓沦于日军铁蹄之下，饱受蹂躏和痛苦。难道蒋介石不明白吗？他心里其实明白得很。可是他仍执意要这么做，将精兵围住陕甘宁边区和屯在贵州，目的是什么，不还是原先‘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吗？” 陈此生插话说：“广西当局如今也不是抗战的材料了，为了保存实力，将来在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中不落下风，放那么一点点兵力守桂林城，多少人为此受难受苦，这都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对于梁、陈如此大胆的言论，临江中学的老师闻所未闻，既震惊又十分佩服，从此与梁漱溟、陈此生来往更密切了。
重庆总部给梁漱溟寄来一笔钱做活动经费。梁漱溟与陈此生商议该款项用途时，陈此生建议办一份刊物，并推荐疏散到广东连县的张铁生先生任刊物主编。
梁漱溟很高兴，说：“这可是个大理论家，当年他和胡愈之、千家驹主编的《国民公论》可是赫赫有名啊！”
张铁生果然应邀来了八步，被临江中学聘为高中部的史、地老师。刚安顿下来，就立即奔忙办刊物的事。不久，名为《民宪》的杂志问世了。梁漱溟论述民主宪政，张铁生写国际时论，陈此生写杂感。杂志一发行，就受到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好评。
一次，何砺锋请梁漱溟和陈此生对临中师生发表讲话，梁漱溟以《动员与民主》为题开讲，陈此生讲唯物论哲学，题目是《治学与治事》。临中师生听后反响热烈，纷纷要求两位先生今后多给他们演讲。
过了几天，梁漱溟、陈此生请来柳亚子、何香凝、张铁生及肖敏颂（华北救国会负责人，疏散到八步后被临江中学聘为教师）一同开讲。何砺锋将演讲题目写成海报，贴在临江中学校门外：
梁漱溟：《到民主宪政之路》；
陈此生：《唯物辩证法》；
肖敏颂：《抗日战争形势》；
张铁生：《国际形势》；
何香凝：《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政》；
柳亚子：《抗战文艺》。
八步顿时轰动了，听演讲的人把临中礼堂坐得满满的。这一场演讲，影响深远，连百里之外的钟山、富川都知道了，以后每逢演讲，他们都是头一天就赶到八步，在临江中学借宿一晚，以便第二天听演讲。这样的演讲愈来愈火，梁漱溟甚至还就民主与宪政在八步对各界人士发表过公开演讲。
听了梁漱溟一番介绍，狄超白十分惊奇：
“想不到在短短时间内，先生做了这么多的事。看来，这里已经有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先生可以立即动手筹建民盟东南总支了。”
“我想还是自下而上的好。临江中学有三大台柱，校长李镇、教务主任刘彦忠、训导主任何砺锋。三人以前在邕宁中学共事过，关系很好，何砺锋在广西师专读书时，是陈此生的学生。后来，何砺锋和刘彦忠又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当过指导员，两人将这所被誉为南方‘抗大’的干校的办学方针引进临江中学，李镇非常支持，我们的演讲，很多场都是李镇亲自主持的。临江中学很多老师都接受了我们的民主理念，所以我想先在临江中学成立民主同盟支部。”
“这样也好，黄姚那边也可以成立一个支部。”
狄超白走后，梁漱溟立刻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事分别向陈此生、张铁生做了通报。陈此生是国民党员，却也是华南救国会的领导成员，而救国会是民盟的集体会员，自然与梁漱溟心照不宣。张铁生则爽快地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随后，梁漱溟又亲自动员李镇、刘彦忠、何砺锋加入民盟。三人都同意了。在张铁生家里，张铁生、李镇、刘彦忠、何砺锋做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誓。随后，肖敏颂、楼棲、成庆生、邹灌芹等人也加入了民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同盟八步支部。
民主同盟八步支部建立后，梁漱溟、陈此生马不停蹄赶往黄姚。千家驹告诉他们，张锡昌、欧阳予倩、莫乃群、徐寅初、周匡人、胡仲持、陆联棠、朱敏、黄半文都愿意加入民主同盟，就等着梁漱溟来监誓了。
在梁漱溟主持下，众人宣读了入盟誓词。宣誓完毕，梁漱溟划燃火柴，当场将誓词烧掉，说：“今天，诸位都秘密加入民主同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大声在公众面前宣布：我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在八步、黄姚两个支部的基础上，“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籌备委员会”很快成立，推选梁漱溟、陈此生、张铁生、肖敏颂、张锡昌、徐寅初、周匡人、欧阳予倩、莫乃群、千家驹、李镇等11人为筹委会委员。除委员张锡昌未担任具体职务，其余委员具体分工如下：
总负责人：梁漱溟。
组织委员：陈此生、徐寅初、周匡人。
宣传委员：欧阳予倩、张铁生、莫乃群、千家驹、肖敏颂。
财经事务委员：李镇。
在第一次筹委会委员会议上，梁漱溟宣布了民盟工作的总原则，公开开展民主宣传，而民盟组织则对外保密，归纳起来就是8个字：工作公开，组织秘密。
民盟东南总支部的工作范围，包括两广、两湖、云贵、福建和海外等地，特别是广西，为抗战胜利后民盟在广西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