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2)02-124-01
　　
　　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本我”,还有一个“超我”。“本我”,就是老子哲学中的归根反本,它摆脱了文化符号的异化与扭曲,如婴儿自然而和谐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它接近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标举的生命的本真状态。“超我”则是社会文化塑造,特立而成自我,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充当种种特定的社会角色,按照群体规范和要求行动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是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在人的灵魂深处。一时“本我”占据上风,一时“超我”表现明显。“超我”和“本我”的交错呈现,显示了人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行为表现甚至整个人生追求。放眼封建时代,许多文人在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努力追求“超我”的同时,其实内心深处也时时流露出对险恶官场及叵测社会的厌弃,在竭尽心机地回归“本我”,力所能及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如竹林七贤、谢灵运、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等,但其中在追求“本我”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对这一状态体念得最真切的,恐怕要数陶渊明了。陶氏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彻底。他的这一出世心态在他的许多诗篇中均有所表露,在《饮酒》系列中尤其发挥到了极致。本文便以《结庐在人境》为例略作阐释。
　　《结庐在人境》一诗,是陶渊明诗歌意象的顶峰。在这首诗中,“本我”摆脱了“超我”的纠缠,澄明无碍地存在于诗歌意象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种“远”与“静”的境界是“本我”战胜“超我”后才可能出现的。“心远”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偏”,最关键的恐怕还是陶氏在心灵上的真正忘世,倘若心为物役,尘根未了,则即使身处“无车马喧”的偏地,也仍然会为凡事俗情所羁绊,像唐朝王维辈那样像模像样地隐居终南,但他心里图的依然是那条加官晋爵的捷径。在王维身上,“本我”仅仅是追求“超我”的一种手段。而陶渊明则完全不同,他的“超我”已然被排斥在心灵之外,“本我”即生命的本真已呈现出一种完完全全的展开状态。这个时候,不管形体在田园还是在闹市,“心远地自偏”,这种澄明无碍、自由自在的心灵使万物都展现出宁静悠远的情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至此,诗人与“本我”融为一体。采菊的陶渊明,已是解脱了各种尘世纷扰,以生命本真状态呈现的陶渊明了。他心灵的悠然空明,投射在菊花与南山的意象中。他的整个身心已融入山气和美丽的夕阳之中,又似乎化作了飞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翱翔。如此心平气和、心无旁骛地与大自然相承合,体味着大自然本身无穷的韵味。在这种观照中,物是原态的,心是宁静的,心物交汇在内心里,在和谐意识中,认认真真地进入了一种物我同一的“忘我”状态。
　　前四句,诗人摆脱“超我”从世俗回归自然;中间四句,诗人又以一种超脱虚静的心态,真切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到了最后两句,诗人则更似乎进入了一种神情恍惚、虚无缥缈的仙幻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所谓的“真意”即是对回归生命本真的体念与感受。这种体念与感受想要说但说不出来。古人说得好,“得意必忘言”,已然得了“真意”的陶氏,合情合理地“忘言”,绝不是故作高深,只是这种感受确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首诗中无酒,诗人却将其归入饮酒二十首,且成为其中冠冕,原因就在于其意象的捕捉与构成具有直觉无意识的酒神精神的特点。诚如古人所说:“这首诗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俱偶尔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其一点‘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道书千卷,佛经完万叶,犹不能尽厥蕴,故但以‘欲辩已忘言’五字喝断‘此中有真意’之间。虽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东篱’云乎?”“偶尔之兴味”,即审美的直觉无意识状态。从此状态中蜕化而出的诗歌意象,才能获得“境在寰中,神游象外”的悠远不尽的意味。这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这里,相与归还的鸟儿和悦欣慰,它们没有了彷徨,没有了迷茫,也没有了离群之悲伤。它们投射着诗人摆脱“超我”的孤独迷惘后,精神获得巨大的归属和依托感,从而呈现出自由而宁静欢畅的心情。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真心体念是这首诗真意之所在,也是《饮酒》诗及陶渊明诗歌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