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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巴特拉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对数百名教授与学生，公布了五点预言。他断定一九七九年伊朗会在宗教革命的幌子下发生成功的政变，并预言在一九八○——一九八一年间将爆发两伊战争，战争至少会持续七年。两年之后，上述预言全部应验。
第三个预言是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间欧洲将经历一场经济衰退。如果不从国民生产总值，而从失业率去考察，这个预测似乎也不幸言中。一九八六年英法两国的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纪录，整个西欧的平均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一。
第四个预言是：一九八九——一九九○年美国会发生大萧条，它将波及全世界，并持续七年。
关于第五个预言，在本文结束时再谈。
乍一听，仿佛象巫师算命。但巴特拉声明，他所作的全部预言，是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结合着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他称为历史决定论，但与我们熟知的那种形式颇为不同——而作出的理性判断。
一、四分社会系统与社会周期规律
拉维·巴特拉(Ravi Batra)，供职于美国南美以美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擅长经济计量分析，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贸易理论家。实证分析工具的发展，已使经济学跻入精确科学之林，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梦寐以求的。但巴特拉在其学术生涯的盛年期，却转向了历史学。他推崇美籍印裔学者帕拉哈·萨尔卡(Prabhat Ranjan Srkar)在其著作《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中表达的社会进化思想。萨尔卡“吸取以往全部编史者”的思想，而创立的“社会周期规律”(the Lawofsocialcycle)，尤为巴特拉疯狂迷恋，并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决定论的核心部分。巴特拉认为，在解决社会进化之谜的自古及今的累代探索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马克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巨匠都贡献了各有特色的历史决定论思想，其中虽然有许多历久不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缺少吸引力。巴特拉认为，萨尔卡的“社会周期规律”复活了历史决定论，避免了两种历史观的对抗。过去的决定论观点之所以备受嘲笑，在于其人类社会最终不能决定自身命运的悲观论。萨尔卡肯定人确实是其自身命运的建筑师，但人必定只能在由自然这一更高原则决定的边界之内运作，以创造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换言之，人活动于中的竞技场，是由社会进化原则事前决定的。
至此，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与个人首创精神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异曲同工。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应该从萨尔卡对人类社会这一竞技场所作的解释中去寻找。
首先，他按照心智结构或内在禀赋，把人划分为古今皆然，超越任何特定时代的四个社会阶级，又称“四分社会系统”(quadri-divisi－onalsocialsystem)：
组别之一，这类人生就超常膂力，他们在需要耐力、勇气、活力与体力的工作中略胜一筹，这是“尚武阶级”(the classofworriors)。中世纪的骑士和当代社会中的士兵、警察，职业运动员等。
组别之二，是智者阶级(theclassof intellectuals)，他们倾向于用智慧而非武力解决问题。哲学家，作家，科学家，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
组别之三，是聚财者阶级(theclassofacquisitors)，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封建地主与现代社会中的商人，银行家与企业家等。
组别之四，是劳力者阶级(the c1assoflaborer)。农场工人与非熟练粗工属此。他们缺乏尚武者的活力，智者的敏慧和聚财者的积累本能。他们教育水准低，且无所作为和追求，永远处在社会底层而被人剥削。当然，沦落到这个阶级中的人有可能是例外，真正的劳力者是自身无能而甘愿于此的，区别就在这儿。
在任何一种社会中，通常由尚武者维持法律与秩序，智者提供哲学与宗教，聚财者管理经济。萨尔卡的阶级划分虽然不排斥经济背景，但也不否认社会流动性，智力的进步，本人的勤勉加上与其它社会阶级的接触，都可以导致阶级身份的变化。
与四分社会系统相对应，人类社会是按照劳力者时代，尚武者时代，智者时代和聚财者时代这样的顺序循环往复地演进的，这便是社会周期规律。劳力者社会是无政府的，野蛮的，没有法律、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停滞而死气沉沉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尚武者社会则是集权、独裁，人民有高度纪律并遵守道德规范的社会。穷兵黩武是其特征。从独裁与高压社会中脱胎而出的智者社会，则在巧妙与伪善地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基础上，全面控制各阶级，其中女性地位尤其低下。在和平的环境中，聚财者突破智者统治的伪善说教和社会禁锢，而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出现了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分权对集权的反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则是渴望财富的思想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在任何其它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不曾普及得如此彻底。而随着财富的增长，纪律开始松懈，道德又形废弛，加上贫富两极分化，致使尚武者与智者们也开始藐视现存的法律与秩序而与劳力者为伍，从而人类又回到劳力者时代并开始一轮新的社会循环。但这时的循环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如，再度出现的劳力者社会便不可能由生性散漫的劳力者自身去统治，而是由聚财者统治的，故而贴切的叫法是“聚财者兼劳力者”(acquisitive－cum－laborer)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犯罪与日俱增，法律被广泛漠视，无政府主义倾向弥漫于全社会。这时，它又预告着新的尚武者时代的到来。
二、美国实例：聚财者时代的萧条循环论
翻开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编年史，罗马帝国是挣脱劳力者时代的第一个尚武者社会。接着，出现了由罗马教皇和主教代表的智者时代，从五世纪中叶延续到大约九世纪末。然后是封建地主支配的聚财者社会，从十世纪延续到十四世纪中叶。由于英法百年战争等事件，欧洲史上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时期导致了一个百年左右的“聚财兼劳力者”时代。历史至此开始新一轮循环。十五世纪中叶，英法西班牙恢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欧洲进入了第二个尚武者时代。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则标志其第二个智者时代的开始。一八六○年英国工业革命推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欧洲史上又一个聚财者时代。而当代西方，则已经再度沦落为“聚财兼劳力者”社会。
由欧洲移民为主建立的美国社会，在其诞生之日，便展现了第二个聚财者社会的全部特征。从独立战争到一九二九年，是其聚财者时代发展的全盛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股市崩溃，进而危及整个经济机器，此后三年，失业者达一百五十万，几百人失去积蓄而沿街乞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百分之三十，国内私人投资下降百分之九十，工业生产下降一半，同期货币收入减少百分之五十三，实际收入下降百分之三十六。而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百分之六十，农业经营者的处境最为凄惨，其收入下降百分之七十(见Peter Fearon《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大萧条的起源与实质》，麦克米伦1979年英文版第35页)。这一瘟疫迅速地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而所有这些，恰好发生在美国国民人均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之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五十余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且又相对平稳，使人们觉得，当年的悲剧不会再度重演。但巴特拉不苟同于此。他立论的基础仍然是萨尔卡的循环论：不但社会是按四个时代周期地循环演进，而且每一时代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力量也是有节律地周期变动着的。任何实体，不论其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其运动都是非线性的循环式发展。而要把握任何特定时代循环节律，关键是找出其主导变量的运动轨迹。
巴特拉选取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和政府管理经济这三项，作为资本主义型聚财者社会的主导变量。对于货币，侧重在其供应量的增长率。通货膨胀则被定义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而非短期内的上升。政府管理则指它对私人部门经济决策过程的干预，测度的内容包括各时期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数量，规模和国会通过的主要经济立法。巴特拉考察了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全部可资利用的统计数据，对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开内战时期，这三个变量是精确地沿着同一轨迹作周期运动的。以每十年作为测度变化率的单位，则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政府干预程度每隔三十年同步地攀升到高点，然后下滑。这不应该看作是巧合，而是有力地印证了萨尔卡关于任何居支配地位的力量都有节律地作周期循环的猜想。
主导变量的确定，巴特拉也自认是无可非议地符合萨尔卡理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力量是占有和控制财富的工商巨子这类聚财者，其权势的兴衰变化是通过货币这个财富的一般代表的周期运动来体现的。富豪位居社会最高层次，而货币与财富又是近乎同步变动的同义语，所以，货币供给便必然成为包括经济本身在内的社会所有变动的最重要因素。通货膨胀之作为主导变量，是由它与货币供给的联系决定的。
巴特拉选用这三个变量，而撇开人们常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入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考察美国的经济周期，体现了其反对里根经济政策的明显意图。政府能控制货币供应吗？短期可以，长期不行。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并不能改变原先的货币运行周期。近年来美国通货膨胀率低企，亦非里根之功，而是其运动周期已越过高点开始下滑了。此外，以为变动政府机构便会对经济发生根本影响，也纯属误解。巴特拉认为，人可以在某一时点上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最终只能在比他更为强大的社会周期规律所设定的范围内照章行事。
在研究了三个变量之后，巴特拉引导人们把眼光聚焦在财富集中问题上，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美国资本主义萧条循环论。他不满足于人们通常依据国民收入的进退消长来确定商业周期的办法，而是深入区分了。“衰退”、“萧条”与“大萧条”三个概念。衰退一般持续三年，失业率低于百分之十二。越过此限，便是萧条，若经济停滞六年以上，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且居高不下，则为大萧条。他认为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众多学说，实际上提供的只是衰退而非萧条的理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对于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失衡，是危机的原因，却忽略了财富集中这个更重要的参数，而这才是萧条特别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巴特拉则认为是财富不平等导致萧条，其因果联系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首先，财富集中引起金融恐慌。当富人愈富，而贫困者队伍扩大时，全社会的借贷需求上升，还债信誉则普遍下降，银行为开展业务又不得不扩大信贷，信誉好的主顾有限，只得去找信誉差的顾客，这就增加了银行本身的经营与破产风险，债务链条的脆弱与断裂便势不可免。其次，少数人握有巨额货币，必然使财富边际效用递减，并伴随资产运用的风险敏感度降低，从而把投资从生产性转向投机性经营。而聚财者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是“人无横财不富”，买空卖空可以使人倾刻之间变得富有的诱惑，会使人人起而仿效，结果便引导全社会脱离物质与劳务生产，而去追求虚幻的财富。投机狂热会自行助燃，一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种“太虚幻境”，则整个社会物质根基的崩溃便指日可待了。
至此，我们可回到衰退与萧条的区别上来。国民收入由需求不足引起下降并伴随失业，这就是衰退。如果衰退之前有大规模投机行为，衰退中又出现金融体系崩溃，这就是萧条。它是由财富不平等引起的。
巴特拉结合前面提到的三个主导变量，对一七九○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作了实证研究，结论是，每十年至少出现一次衰退，三个主导变量同时达到高峰的周期是三十年，而大萧条的间隔则是三十年或六十年。如果第三十年避开了萧条，则第六十年会由因果累积爆发全面灾难。例如，美国一七八○年曾出现萧条，一八一○年没有，一八四○年便发生大萧条。一八七○年出现萧条，一九○○年避开了，一九三○年便是大爆发。一九六○年幸免灾难，一九九○年便在劫难逃。
对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美国史上发生的空前浩劫的原因，货币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各执一端地强调了货币与财政政策，巴特拉用三个主导变量的周期节律对此作了否定，并用财富集中取代。此外，他还用人类犯错误的心理历程来强化论证。并确定三个主导变量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
三、思考与启示
这本书的确有一种令人窒息而又迫人深思的逻辑力量。一方面，很难说作者在经济思想史上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他似乎倾向于凯恩斯，但又在许多方面不满于政府干预；他讥讽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不合时宜的亚当·斯密，但又时时求助于弗氏的货币理论。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有新奇之处，这就是他运用社会周期规律与聚财者时代的循环节律理论，对当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和美国二百余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整合与概括。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其社会历史观。且不论这种观点究竟是理论创新，还是旧话重提。它对于习惯于用逻辑演绎和线性思维方式来塑造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与完美境界的人来说，或许会有一种疏通思路的作用。
在预言了萧条之后，出路何在呢？巴特拉说，我们并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寡助无援的祭品，原因一旦发现，循环便可突破。这就引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该方案不在于消除周期波动，而是在现存无序的体制中建设自然周期相对稳定的，亚当·斯密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又叫大众资本主义或产业民主，以便实现充分竞争，防止垄断造成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因为只有竞争不足才会导致财富集中。就是说，作者在追求一种利益均分的“理想竞争”状态。正是在这个环节，他与其全部立论基础的“社会周期规律”发生了冲突。如果当代“聚财者社会”竟能逃脱萧条循环论，而进入理想状态，那么又如何与社会周期规律为它安排的那个命定是消沉混乱的“聚财兼劳力者”社会相衔接，并进入另一轮尚武者社会呢？如果社会周期中止循环，那么新的循环法则又是什么呢？
结合作者提供的改革措施，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主张最低与最高工资差距不能超过十倍，要求把石油与煤钢等生产部门划分为较小的竞争性单位，把股份分散到社会各阶层，用遗产税消除财富集中，为财产继承规定上限并使之与最低工资相连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新鲜，战后英国工党，北欧福利国家与美国的“新政”都在这方面做了广泛的试验。结论很清楚，一种禁止人民在积累财富方面正当竞争的体制，是不可能促使社会财富总是迅速增长的，因而也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竞争机制。更何况，上述措施，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强化政府干预才能做到，而作者在描述“政府管理”这一主导变量时，已经否定了政府行为是可以超越萧条循环规律的，就是说，是与作者的改革主张自相矛盾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设计家们亦可从中受到启发。“成熟的市场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也许至今仍无定论，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定义也是言人人殊的。
此外，在整理人类历史方面，社会四分法与周期规律是不是一个合理而有效的工具，应该由史家们去鉴别和选择。但无可否认，人类进步的历程确实体现着某种循环法则。《三国演义》开宗明义，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是一种循环论。而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的周而复始，亦勿庸置疑地贯穿人类史。每一次战争都使万千生灵涂炭，并使幸存者信誓旦旦，要世世代代永保和平。但不同利益与价值观冲突的累积效果，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人类忘记过去的灾难而卷入新的流血冲突。本世纪便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伯特兰·罗素认为，原子武器的发明有如人类第二次发现了火，对世界和平是一件幸事。我理解，这是指原子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对人类好斗本性的盲目冲动形成了一种威慑。使人们认识到，个体自我保存在核时代是与人类整体安全休戚相关的。从而形成了和平力量对于世界性战争的阻扼作用。当然，循环的某种程度的突破，只是意味着新形式取代旧形式，例如当今落后民族之间的地区冲突，恐怖活动乃至太空争夺等等。
也可由此延伸，去理解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当然，具体到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会否重演的问题，我不敢对巴特拉的预言妄作评论。作预言与评论预言都是危险的。但有一个事实很清楚，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华尔街股市狂泻的“黑色星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股市震荡，到得比巴特拉的预期早三年。三个余月已经过去了，股市风暴并未完全止息，但美国经济走势始终良好，增长达百分之三，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则是近年来最低的，特别是银行系统全无崩溃迹象，所有这一切与一九二九年的情况竟是如此不同。真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美国《幸福》杂志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千百万人民通过电视而在全球范围内亲睹“黑夜星期四”的现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设问，信息工具的巨大进步是否使人类拥有了更多的防卫力量以阻挡萧条变成灾难？
不过毕竟，巴特拉还有第五个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九九○年代将被彻底改造，在本世纪的转折点上，共产主义制度也将如此，结果将是全球性黄金时代的到来。”
就是说，不仅东方社会主义，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致力于革新自身的社会弊端，改革确实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因此，那怕这场股市风暴果然是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轰轰雷鸣，人们也无须悲观。
(《一九九○年大萧条》，［美］拉维·巴特拉著，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组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第三个预言是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间欧洲将经历一场经济衰退。如果不从国民生产总值，而从失业率去考察，这个预测似乎也不幸言中。一九八六年英法两国的失业率达到战后最高纪录，整个西欧的平均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一。
第四个预言是：一九八九——一九九○年美国会发生大萧条，它将波及全世界，并持续七年。
关于第五个预言，在本文结束时再谈。
乍一听，仿佛象巫师算命。但巴特拉声明，他所作的全部预言，是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结合着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他称为历史决定论，但与我们熟知的那种形式颇为不同——而作出的理性判断。
一、四分社会系统与社会周期规律
拉维·巴特拉(Ravi Batra)，供职于美国南美以美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擅长经济计量分析，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贸易理论家。实证分析工具的发展，已使经济学跻入精确科学之林，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梦寐以求的。但巴特拉在其学术生涯的盛年期，却转向了历史学。他推崇美籍印裔学者帕拉哈·萨尔卡(Prabhat Ranjan Srkar)在其著作《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中表达的社会进化思想。萨尔卡“吸取以往全部编史者”的思想，而创立的“社会周期规律”(the Lawofsocialcycle)，尤为巴特拉疯狂迷恋，并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决定论的核心部分。巴特拉认为，在解决社会进化之谜的自古及今的累代探索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马克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巨匠都贡献了各有特色的历史决定论思想，其中虽然有许多历久不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缺少吸引力。巴特拉认为，萨尔卡的“社会周期规律”复活了历史决定论，避免了两种历史观的对抗。过去的决定论观点之所以备受嘲笑，在于其人类社会最终不能决定自身命运的悲观论。萨尔卡肯定人确实是其自身命运的建筑师，但人必定只能在由自然这一更高原则决定的边界之内运作，以创造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换言之，人活动于中的竞技场，是由社会进化原则事前决定的。
至此，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与个人首创精神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异曲同工。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应该从萨尔卡对人类社会这一竞技场所作的解释中去寻找。
首先，他按照心智结构或内在禀赋，把人划分为古今皆然，超越任何特定时代的四个社会阶级，又称“四分社会系统”(quadri-divisi－onalsocialsystem)：
组别之一，这类人生就超常膂力，他们在需要耐力、勇气、活力与体力的工作中略胜一筹，这是“尚武阶级”(the classofworriors)。中世纪的骑士和当代社会中的士兵、警察，职业运动员等。
组别之二，是智者阶级(theclassof intellectuals)，他们倾向于用智慧而非武力解决问题。哲学家，作家，科学家，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
组别之三，是聚财者阶级(theclassofacquisitors)，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封建地主与现代社会中的商人，银行家与企业家等。
组别之四，是劳力者阶级(the c1assoflaborer)。农场工人与非熟练粗工属此。他们缺乏尚武者的活力，智者的敏慧和聚财者的积累本能。他们教育水准低，且无所作为和追求，永远处在社会底层而被人剥削。当然，沦落到这个阶级中的人有可能是例外，真正的劳力者是自身无能而甘愿于此的，区别就在这儿。
在任何一种社会中，通常由尚武者维持法律与秩序，智者提供哲学与宗教，聚财者管理经济。萨尔卡的阶级划分虽然不排斥经济背景，但也不否认社会流动性，智力的进步，本人的勤勉加上与其它社会阶级的接触，都可以导致阶级身份的变化。
与四分社会系统相对应，人类社会是按照劳力者时代，尚武者时代，智者时代和聚财者时代这样的顺序循环往复地演进的，这便是社会周期规律。劳力者社会是无政府的，野蛮的，没有法律、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停滞而死气沉沉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尚武者社会则是集权、独裁，人民有高度纪律并遵守道德规范的社会。穷兵黩武是其特征。从独裁与高压社会中脱胎而出的智者社会，则在巧妙与伪善地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基础上，全面控制各阶级，其中女性地位尤其低下。在和平的环境中，聚财者突破智者统治的伪善说教和社会禁锢，而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出现了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分权对集权的反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则是渴望财富的思想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在任何其它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不曾普及得如此彻底。而随着财富的增长，纪律开始松懈，道德又形废弛，加上贫富两极分化，致使尚武者与智者们也开始藐视现存的法律与秩序而与劳力者为伍，从而人类又回到劳力者时代并开始一轮新的社会循环。但这时的循环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如，再度出现的劳力者社会便不可能由生性散漫的劳力者自身去统治，而是由聚财者统治的，故而贴切的叫法是“聚财者兼劳力者”(acquisitive－cum－laborer)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犯罪与日俱增，法律被广泛漠视，无政府主义倾向弥漫于全社会。这时，它又预告着新的尚武者时代的到来。
二、美国实例：聚财者时代的萧条循环论
翻开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编年史，罗马帝国是挣脱劳力者时代的第一个尚武者社会。接着，出现了由罗马教皇和主教代表的智者时代，从五世纪中叶延续到大约九世纪末。然后是封建地主支配的聚财者社会，从十世纪延续到十四世纪中叶。由于英法百年战争等事件，欧洲史上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时期导致了一个百年左右的“聚财兼劳力者”时代。历史至此开始新一轮循环。十五世纪中叶，英法西班牙恢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欧洲进入了第二个尚武者时代。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则标志其第二个智者时代的开始。一八六○年英国工业革命推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欧洲史上又一个聚财者时代。而当代西方，则已经再度沦落为“聚财兼劳力者”社会。
由欧洲移民为主建立的美国社会，在其诞生之日，便展现了第二个聚财者社会的全部特征。从独立战争到一九二九年，是其聚财者时代发展的全盛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股市崩溃，进而危及整个经济机器，此后三年，失业者达一百五十万，几百人失去积蓄而沿街乞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百分之三十，国内私人投资下降百分之九十，工业生产下降一半，同期货币收入减少百分之五十三，实际收入下降百分之三十六。而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百分之六十，农业经营者的处境最为凄惨，其收入下降百分之七十(见Peter Fearon《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大萧条的起源与实质》，麦克米伦1979年英文版第35页)。这一瘟疫迅速地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而所有这些，恰好发生在美国国民人均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之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五十余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且又相对平稳，使人们觉得，当年的悲剧不会再度重演。但巴特拉不苟同于此。他立论的基础仍然是萨尔卡的循环论：不但社会是按四个时代周期地循环演进，而且每一时代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力量也是有节律地周期变动着的。任何实体，不论其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其运动都是非线性的循环式发展。而要把握任何特定时代循环节律，关键是找出其主导变量的运动轨迹。
巴特拉选取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和政府管理经济这三项，作为资本主义型聚财者社会的主导变量。对于货币，侧重在其供应量的增长率。通货膨胀则被定义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而非短期内的上升。政府管理则指它对私人部门经济决策过程的干预，测度的内容包括各时期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数量，规模和国会通过的主要经济立法。巴特拉考察了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全部可资利用的统计数据，对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开内战时期，这三个变量是精确地沿着同一轨迹作周期运动的。以每十年作为测度变化率的单位，则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政府干预程度每隔三十年同步地攀升到高点，然后下滑。这不应该看作是巧合，而是有力地印证了萨尔卡关于任何居支配地位的力量都有节律地作周期循环的猜想。
主导变量的确定，巴特拉也自认是无可非议地符合萨尔卡理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力量是占有和控制财富的工商巨子这类聚财者，其权势的兴衰变化是通过货币这个财富的一般代表的周期运动来体现的。富豪位居社会最高层次，而货币与财富又是近乎同步变动的同义语，所以，货币供给便必然成为包括经济本身在内的社会所有变动的最重要因素。通货膨胀之作为主导变量，是由它与货币供给的联系决定的。
巴特拉选用这三个变量，而撇开人们常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投入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考察美国的经济周期，体现了其反对里根经济政策的明显意图。政府能控制货币供应吗？短期可以，长期不行。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并不能改变原先的货币运行周期。近年来美国通货膨胀率低企，亦非里根之功，而是其运动周期已越过高点开始下滑了。此外，以为变动政府机构便会对经济发生根本影响，也纯属误解。巴特拉认为，人可以在某一时点上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最终只能在比他更为强大的社会周期规律所设定的范围内照章行事。
在研究了三个变量之后，巴特拉引导人们把眼光聚焦在财富集中问题上，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美国资本主义萧条循环论。他不满足于人们通常依据国民收入的进退消长来确定商业周期的办法，而是深入区分了。“衰退”、“萧条”与“大萧条”三个概念。衰退一般持续三年，失业率低于百分之十二。越过此限，便是萧条，若经济停滞六年以上，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且居高不下，则为大萧条。他认为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众多学说，实际上提供的只是衰退而非萧条的理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对于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失衡，是危机的原因，却忽略了财富集中这个更重要的参数，而这才是萧条特别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巴特拉则认为是财富不平等导致萧条，其因果联系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首先，财富集中引起金融恐慌。当富人愈富，而贫困者队伍扩大时，全社会的借贷需求上升，还债信誉则普遍下降，银行为开展业务又不得不扩大信贷，信誉好的主顾有限，只得去找信誉差的顾客，这就增加了银行本身的经营与破产风险，债务链条的脆弱与断裂便势不可免。其次，少数人握有巨额货币，必然使财富边际效用递减，并伴随资产运用的风险敏感度降低，从而把投资从生产性转向投机性经营。而聚财者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是“人无横财不富”，买空卖空可以使人倾刻之间变得富有的诱惑，会使人人起而仿效，结果便引导全社会脱离物质与劳务生产，而去追求虚幻的财富。投机狂热会自行助燃，一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种“太虚幻境”，则整个社会物质根基的崩溃便指日可待了。
至此，我们可回到衰退与萧条的区别上来。国民收入由需求不足引起下降并伴随失业，这就是衰退。如果衰退之前有大规模投机行为，衰退中又出现金融体系崩溃，这就是萧条。它是由财富不平等引起的。
巴特拉结合前面提到的三个主导变量，对一七九○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作了实证研究，结论是，每十年至少出现一次衰退，三个主导变量同时达到高峰的周期是三十年，而大萧条的间隔则是三十年或六十年。如果第三十年避开了萧条，则第六十年会由因果累积爆发全面灾难。例如，美国一七八○年曾出现萧条，一八一○年没有，一八四○年便发生大萧条。一八七○年出现萧条，一九○○年避开了，一九三○年便是大爆发。一九六○年幸免灾难，一九九○年便在劫难逃。
对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美国史上发生的空前浩劫的原因，货币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各执一端地强调了货币与财政政策，巴特拉用三个主导变量的周期节律对此作了否定，并用财富集中取代。此外，他还用人类犯错误的心理历程来强化论证。并确定三个主导变量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
三、思考与启示
这本书的确有一种令人窒息而又迫人深思的逻辑力量。一方面，很难说作者在经济思想史上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他似乎倾向于凯恩斯，但又在许多方面不满于政府干预；他讥讽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不合时宜的亚当·斯密，但又时时求助于弗氏的货币理论。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有新奇之处，这就是他运用社会周期规律与聚财者时代的循环节律理论，对当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和美国二百余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整合与概括。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其社会历史观。且不论这种观点究竟是理论创新，还是旧话重提。它对于习惯于用逻辑演绎和线性思维方式来塑造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与完美境界的人来说，或许会有一种疏通思路的作用。
在预言了萧条之后，出路何在呢？巴特拉说，我们并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寡助无援的祭品，原因一旦发现，循环便可突破。这就引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该方案不在于消除周期波动，而是在现存无序的体制中建设自然周期相对稳定的，亚当·斯密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又叫大众资本主义或产业民主，以便实现充分竞争，防止垄断造成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因为只有竞争不足才会导致财富集中。就是说，作者在追求一种利益均分的“理想竞争”状态。正是在这个环节，他与其全部立论基础的“社会周期规律”发生了冲突。如果当代“聚财者社会”竟能逃脱萧条循环论，而进入理想状态，那么又如何与社会周期规律为它安排的那个命定是消沉混乱的“聚财兼劳力者”社会相衔接，并进入另一轮尚武者社会呢？如果社会周期中止循环，那么新的循环法则又是什么呢？
结合作者提供的改革措施，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主张最低与最高工资差距不能超过十倍，要求把石油与煤钢等生产部门划分为较小的竞争性单位，把股份分散到社会各阶层，用遗产税消除财富集中，为财产继承规定上限并使之与最低工资相连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新鲜，战后英国工党，北欧福利国家与美国的“新政”都在这方面做了广泛的试验。结论很清楚，一种禁止人民在积累财富方面正当竞争的体制，是不可能促使社会财富总是迅速增长的，因而也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竞争机制。更何况，上述措施，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强化政府干预才能做到，而作者在描述“政府管理”这一主导变量时，已经否定了政府行为是可以超越萧条循环规律的，就是说，是与作者的改革主张自相矛盾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设计家们亦可从中受到启发。“成熟的市场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也许至今仍无定论，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定义也是言人人殊的。
此外，在整理人类历史方面，社会四分法与周期规律是不是一个合理而有效的工具，应该由史家们去鉴别和选择。但无可否认，人类进步的历程确实体现着某种循环法则。《三国演义》开宗明义，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是一种循环论。而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的周而复始，亦勿庸置疑地贯穿人类史。每一次战争都使万千生灵涂炭，并使幸存者信誓旦旦，要世世代代永保和平。但不同利益与价值观冲突的累积效果，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人类忘记过去的灾难而卷入新的流血冲突。本世纪便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伯特兰·罗素认为，原子武器的发明有如人类第二次发现了火，对世界和平是一件幸事。我理解，这是指原子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对人类好斗本性的盲目冲动形成了一种威慑。使人们认识到，个体自我保存在核时代是与人类整体安全休戚相关的。从而形成了和平力量对于世界性战争的阻扼作用。当然，循环的某种程度的突破，只是意味着新形式取代旧形式，例如当今落后民族之间的地区冲突，恐怖活动乃至太空争夺等等。
也可由此延伸，去理解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当然，具体到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会否重演的问题，我不敢对巴特拉的预言妄作评论。作预言与评论预言都是危险的。但有一个事实很清楚，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华尔街股市狂泻的“黑色星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股市震荡，到得比巴特拉的预期早三年。三个余月已经过去了，股市风暴并未完全止息，但美国经济走势始终良好，增长达百分之三，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则是近年来最低的，特别是银行系统全无崩溃迹象，所有这一切与一九二九年的情况竟是如此不同。真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美国《幸福》杂志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千百万人民通过电视而在全球范围内亲睹“黑夜星期四”的现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设问，信息工具的巨大进步是否使人类拥有了更多的防卫力量以阻挡萧条变成灾难？
不过毕竟，巴特拉还有第五个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九九○年代将被彻底改造，在本世纪的转折点上，共产主义制度也将如此，结果将是全球性黄金时代的到来。”
就是说，不仅东方社会主义，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致力于革新自身的社会弊端，改革确实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因此，那怕这场股市风暴果然是预告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轰轰雷鸣，人们也无须悲观。
(《一九九○年大萧条》，［美］拉维·巴特拉著，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组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