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指挥不了外长
　　在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眼中，美国华盛顿大学收藏的阿纳托利·切尔涅亚尼夫的日记是一个宝库。
　　这位不久前刚以96岁高龄去世的老人，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经历了苏联的苦难、强盛和衰亡。他曾在卫国战争中服役，也曾在大学教书，后来长期在苏共中央外事部门工作，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中央外事部部长，目睹了苏联解体的最后时刻。切尔涅亚尼夫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下那场豪赌的失败。1988年，莫斯科的商店里连鸡蛋和糖都买不到，他的司机要安装电话“以方便总书记联络”，还需他亲自写申请函。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切尔涅亚尼夫陪着他走出演播室，默默地喝着苦酒，听他诅咒那些“背叛者”。深夜，烂醉如泥的戈尔巴乔夫回到官邸，看到满地都是个人物品和文件，知道叶利钦的人已经来过了。苏联悲剧性的落幕令人唏嘘。
　　切尔涅亚尼夫曾经将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写成《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出版后颇受关注。但其实，他对另一位苏联领导人、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观察同样值得重视。随着日记的逐步解密，“身边人”眼中软弱无力的勃列日涅夫形象凸显出来。
　　老态龙钟
　　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长达18年，仅次于斯大林。他执政前期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稳定，但晚年多病，思维混乱，留下许多治国败笔。俄罗斯问题专家闻一总结其治国的失败，一是对内搞泡沫经济，大量开采油气资源，但民众生活得不到改善；二是搞霸权主义，发动阿富汗战争；三是腐败问题严重，社会处在一种不发展的状态。
　　在切尔涅亚尼夫笔下，1976年已经病重的勃列日涅夫老态龙钟。他有时候无法看清大字版的文件，但还是不得不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
　　在1976年元旦的日记中，切尔涅亚尼夫写道：“勃列日涅夫几次提出要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召开党代会。他本想自己主持召开的，毕竟他是总书记。但是那样一来，他就不得不连续问候外国贵宾长达半个小时，说出那些很难发音的名字。他会在开始作报告之前就感到疲劳。事实上，勃列日涅夫连续讲话二三十分钟就会疲劳，然后说话就开始含糊不清。”后来有人建议，勃列日涅夫可以独自进入会場，宣布大会开幕，主持选举，然后让苏斯洛夫来介绍兄弟党代表团。勃列日涅夫高兴地说：“这样好多了。”
　　而苏联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老迈。有一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只有一半政治局成员出席，其他人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家养病。
　　切尔涅亚尼夫说，勃列日涅夫对高官们的糊涂也不满意。“他提起柯西金（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总是语带恼怒。他告诉我：有一次，柯西金访问英国，用普通电话致电：‘你知道吗？女王亲自在一个古堡招待我，那古堡已关闭了几十年，为我而打开了。’他说个没完，勃列日涅夫说：‘阿列克赛，你回来再告诉我这些。’就挂了电话。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不断地摇头。”
　　在1975年9月的日记中，切尔涅亚尼夫写道：“国家缺乏真正的领导者，所有主要领导人都年过七十，勃列日涅夫想事必躬亲，但力不从心。他的身体让他无法履职，他的权力又像赫鲁晓夫时代一样大得不成比例。”他引述埃及总统萨达特接受采访时的话说：“很难和苏联领导人一起工作。他们每年去克里米亚休假3个月，然后还需要一个半月从休假的疲劳中恢复过来。”
　　难得清醒
　　勃列日涅夫偶尔也有脑子好使的时候。比如，在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1977年1月就职之前，勃列日涅夫想到了一个点子，在公开讲话中对卡特表达祝贺。切尔涅亚尼夫说，这表明了勃列日涅夫“对军控与和平的真诚愿望”。西方国家对这篇讲话的反响普遍不错，美国一时也降低了对“苏联威胁”的批评调门。
　　切尔涅亚尼夫记述道，勃列日涅夫曾批评赫鲁晓夫，说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进行愚蠢的冒险，然后又吓尿了裤子”。他说：“尼基塔（指赫鲁晓夫）在惊慌中发了份电报给肯尼迪，然后又紧急追回。为什么？因为他要干美国佬。我记得他冲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嚷嚷：‘我们的导弹能准确击中华盛顿的苍蝇。’他的副手附和道：‘我们把枪对准美国佬的脑袋！’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场羞辱。我们几乎陷入核战。要做多少工作才能让他们相信，我们真的想要和平？我真的想要和平，你可以信任我。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当时有个高官说：“我国有2.5亿人，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们要为此担忧吗？”勃列日涅夫怼道：“别打岔，你知道我在说谁。这些人不是2.5亿人中的某些人，不是什么地区的宣传干部，他们像我一样，就在克里姆林宫，只是想法不一样。”
　　1976年，勃列日涅夫对切尔涅亚尼夫说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笨拙领导人。“我收到秋明油田石油工人的来信，说他们没有皮帽子和皮手套，没法在零下20度的环境里工作。我记得我在摩尔多瓦当书记的时候，在那里建了皮革厂。我打电话过去问，他们说仓库里堆满了皮革，不知道有什么用。我就打电话给马祖罗夫，问他是否知道这个问题。他说：‘我会调查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国务专家。”
　　不太强势
　　切尔涅亚尼夫说，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也许正因如此，苏联官场才如此涣散。“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本来不同意，后来又勉强答应了，因为他对自己的领袖地位不是很自信。1979年，苏联做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则是政治局委员们利用他‘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强制他做出的。他那时已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勃列日涅夫的软弱，在切尔涅亚尼夫讲述的另一个故事中也可见一斑。1975年12月19日，是他的69岁生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来找他了。两人单独聊了3个小时，大家都认为葛罗米柯是来祝贺他生日快乐的，因为他俩是朋友。可是第二天早餐时，勃列日涅夫轻描淡写地说：“葛罗米柯要求我允许他不去日本。此前，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应该在1月初去日本。我同意了他的请求：他不想为了准备行程而过不好新年。这次出访很困难，没什么可以达成的：他们（指日本人）想要那些岛（指日本的北方四岛），我们不能给他们。反正没什么结果，他去不去都没什么差别。”这时候，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德罗夫忍不住了，说：“我们是个严肃的国家吗？我们守信用吗？我们4次答应了他们，日本人已经在报纸上宣布了这次访问，我们要不要考虑他们的名誉？我们要让他们完全倒向中国人吗？葛罗米柯不想毁了他的新年活动，而政治局决议对他来说啥也不是！他来这里乞求，而您做了错误的决定。”
　　勃列日涅夫显然没想到会受到这样激烈的批评，他喃喃地说：“他请求我，我就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又一次提出反对：“同意他的请求是错的。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今年去了5次日本，他看起来也没改变什么，可是这种不变对美国人有利。我们的葛罗米柯很高兴去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还有其他地方，可是只要有点困难的工作，他就‘不想毁了新年’。我们必须和日本人谈谈，就算如您所说，我们现在什么也给不了他们，我们也必须谈判，展示我们的良好愿望。”
　　其他人也帮着亚历山德罗夫说话。勃列日涅夫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努力转移话题。后来他站起来，把餐巾丢在桌子上说：“你们给我的生日准备了多好的礼物啊。”然后就离开了桌子。大家去花园休息。一个小时以后，勃列日涅夫回来了，对亚历山德罗夫说：“你赢了。我和葛罗米柯谈了一个小时，要他去日本。”
　　有意思的是，切尔涅亚尼夫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对列宁的赞赏。读了列宁的一篇文章后，他说“那些充满智慧的思想和语句”让他喜不自胜，“激动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特别提到了列宁在对待健康问题上的科学态度。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已经难以做出重要的、基本的甚至日常的政治决策，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也是如此。但是，列宁在他生命最后两年不能直接领导国家时，就安排好了接班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缺少了一个信念坚定又锐意改革，并有充沛精力和治国手段的领导人，是导致苏共乃至整个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