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笔者在北京中科院参加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的会议，会议期间听了许多专家关于创新体系构建的报告，在受到启发的同时，也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适合于创新吗?如果作为创新土壤的文化与创新理念不兼容，那么我们构造再好的创新制度体系恐怕也难于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创新能力每况愈下，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文化中的经验主义观念根深蒂固。
　　所谓的经验主义原本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历史悠久。大体说来，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有限的感觉经验，并以此作为我们遭遇任何问题时的主要应对策略。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迷恋经验，是由于根据经验来做出判断是一种节约鉴别与判断成本的模式，毕竟探索一种未知的新方法来处理所遭遇的事件，需要面临诸多不确定的成本的困扰，作为创新主体的理性的人在时间、资源等条件的硬性约束下，选择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久而久之，人类认知的惰性就把这种被动的经验模式当作处理陌生事物时的理所当然的依傍，长此以往，我们的思维就被锁定在这种封闭的认知模式内，即人们常说的思维定势。对于创新来说，思维定势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认知束缚，它非但不是创新的扶手，反而沦落为创新的绊脚石。人类积攒下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类面临的未来事件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经验应对无限的未来事件，本身就存在严重逻辑鸿沟。创新本身就包括打破常规倾向于向前的认知模式，由此引发出诸多新的可能性，它是开放的，而经验则是固守一种僵化的向后的认知模式，它的边界是封闭的。创新与经验的这种不对称性结构恰恰就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一种隐性毒瘤。
　　任何人在从事创新活动时都预先默认了一种由经验得来的研究传统，并在这种研究传统的导引下从事工作。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的说法：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劳丹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我们所信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大多来自于个体的经验，尤其是方法论。而我们知道，任何方法都是存在局限性的，如归纳法虽然可以扩展人类的知识，但无法保证结果的必然为真，即面临传统的休谟问题；演绎法虽然能够保证结论为真，却无法为人类拓展新知识。但是由于人类认知的惰性，在具体的创新活动中，我们又总是依赖于或者迷信于由过去经验得来的方法。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我们所遭遇到的经验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三类：已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和反常问题，当我们的研究传统主要是由经验主义方式形成的，那么我们所秉持的研究传统就是一个失败的研究传统，因为它只能处理那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而不能把未解决的问题向已解决的问题方向进行转化，而且这种失败的研究传统也无法识别反常问题。创新的一个主要模式就是把未解决的问题转化成已解决的问题，并且能够把一个理论遭遇的反常问题转化成支持该理论的已解决的问题。而以经验主义为主要认知模式的研究传统则无法提供这种动力，当它遭遇未解决问题以及反常问题时，习惯性地采用原有的经验模式来徒劳地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主义是创新活动的致命缺陷。如果当年爱因斯坦仍然采用牛顿的研究传统，那么他是无法发现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那个困扰人类上千年的传统老问题；水星近日点近动问题将仍然被锁定在是否在水星周围存在一个未知行星的牛顿的传统研究传统上，天王星、海王星的伟大发现的成功经验足以吸引我们这样去思考。但是，爱因斯坦的伟大恰恰在于不为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所诱惑，大胆采纳一个全新的研究传统，从而完美地解决了这个老问题，并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物理学革命。对于中国这样的实用主义成分过多的文化传统来说，努力学会远离经验主义的陷阱，恰恰是我们从事创新的文化准备，而且也是改造我们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