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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著名中西医眼科专家唐由之的行医生涯中，毛泽东是一位最特殊的病人。当年不是党员的唐由之，曾因毛泽东的病情分析而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曾见证了毛泽东泪洒书房的细节；曾在毛泽东面前因为恪守职责而“抗旨”。唐由之为毛泽东的左眼施行4分钟的白内障手术，用了240多天的时间做准备，而与毛泽东相约一年后为他施行右眼手术却因故未能兑现，成为唐由之此生最大的遺憾。
神秘的会诊
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依然为国家大事忙碌着，晚年的他体弱多病，其中罹患老年性白内障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写文章，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这时连看书都已经很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眼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浑浊，这对于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
这年12月，当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千年之前的帛书的喜讯传到中南海时，毛泽东很兴奋。有关人员把整理好的文字写成拳头大的字让他看，但他仍很难看清楚，因为这不是老花眼——字大一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974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时，双目几近失明。这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炎热，毛泽东想到长江游泳。医护人员得知后苦苦劝阻，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在医护人员的极力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而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党中央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召开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专业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但大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已把办公室从中南海的西花厅移到了305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是他最关心的事。
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耳鼻喉科的、神经科的、心脏科的、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十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他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的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以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这种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先后参加了3次。唐由之说：“以前出现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而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1975年2月，毛泽东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的病情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息。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到我家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有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说，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
载着唐由之的轿车，很快到了南苑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我提名要求同去的广安门医院眼科医师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此时我隐隐有个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在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我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了。”
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和大地由黄转绿的景色，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唐由之看到了雷峰塔的旧址。唐由之回忆说：“飞机飞了两三个钟头，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知道要见毛主席后，既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唐由之等一行人来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屋内的情景让第4个进门的唐由之大吃一惊：“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了一件毛巾睡衣，是补过的，旧的，穿了一双拖鞋，头发很乱，就在沙发上这么靠着。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告诉主席：主席呀，医生们来看你了。主席一听，扳着扶手要站起来。但是他不容易站起来，张玉凤去搀他。我们看到了就跑过去，说：主席呀，您别起来了，我们是晚辈，您请坐，我们今天是来给您检查眼睛的。随即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
那一瞬间，唐由之心里百感交集，既兴奋，又难过，还感到无比意外。唐由之感慨：“因为报纸上经常讲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都是这么描写的。我当时一看他灰白的头发蓬乱得很，满脸慢性病容，反差太大，心里很难受。”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检查出毛泽东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专家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唐由之等医疗专家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心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的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专家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期间，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眼科手术方案，专家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治疗方案。
在会上，唐由之看到了江青。唐由之回忆：“总理问西医：有多大把握？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又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说我们也有85%。实际上不止，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只有她一个人在吃，我觉得她不认真。我回答85%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你们也有85%？”
听到江青的质问，唐由之坐不下去了，尴尬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立即解围，并摆手让他坐下：“唐大夫的情况我知道，他在福建、广西做了这类手术不少，反映还是不错的。”
各种治疗方案汇总起来，其中唐由之提交的是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他认为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一旦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
会诊后，大家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白内障针拨术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手术方法是我国当时中医眼科较成熟的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且术后视力恢复好。不过，当时还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浑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利弊，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进行两种手术的实地比较，在分别对病例进行成功手术，作出治疗效果总结以后，再报周恩来，由他选定一种适合毛泽东的手术方案。
艰难的手术说服工作
1975年初，医疗组专家开始为毛泽东的白内障手术做准备。他们把中央直属招待所——华北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白内障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唐由之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要注意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要总结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4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成功后，记录两种手术效果的总结报告都呈送到周恩来的面前。周恩来经慎重对比和咨询后，最终批准以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困扰毛泽东多年的白内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央正式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回忆说：“任务果然落在我的头上。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
决定由唐由之主刀后，唐由之主动请求除了已定的名单外，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手术助手，并希望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中增选。其实，按常规，这种手术有一名助手足矣。但唐由之内心有一个期待：中医眼科人员肩负着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如果能有西医眼科人员一起加入，从中体现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更好！他的请求得到认可，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健局最后确定的毛泽东眼科手术人员名单上，增补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张淑芳作为第二手术助手。
随后，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全面开展起来。唐由之像一个战场上的总指挥，除手术本身外，他还给其他人做了分工，对每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麻醉针打得好不好，是手术的关键一环。当时，眼科手术还需要做球后麻醉，这个注射由眼科医生亲自操作。正常情况下，眼球的转动，依靠眼球后面的几条肌肉协调控制。球后麻醉打得好，那些肌肉松弛了，眼球就不能转动了，瞳孔会稍许散大，眼压也轻度下降，甚至睑裂的皮肤也会轻度松弛，这种效果有利于眼科手术的精确操作。经过多年实践，唐由之的操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为毛泽东做手术，麻醉必须一针到位、百分之百见效，绝不能第一针打不好，再打第二针。为保险起见，张晓楼主动要求唐由之给他试打，想亲身体验一下，结果十分理想，真是一针见效。
了解自己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一次，毛泽东正在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力特别好，马上就问谁来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他是唐大夫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一盘蔬菜、三片白切肉、一碟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
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毛泽东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是要想最终说服他接受手术并不简单。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第二，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主席猜到了我们的心态。”唐由之回忆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也照常工作。他眼睛看不见已经一年多了，周总理曾经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他。后来别人拿来放大镜，再后来放大镜越来越大，用很大的放大镜主席也看不见。”
几次接触过后，毛泽东渐渐对这位“唐大夫”熟了起来。于是，唐由之给主席讲解起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经过循序渐进的讲解，他已经能够向毛泽东介绍中医、西医两套白内障手术方法是怎么回事了。
唐由之想，最直接的方法也许最奏效。他干脆起身，走到毛泽东身边蹲了下来，轻轻托着主席的大手，将它握成拳头，说，“这只握着的拳头好比是一个眼球”，他一边在拳头上比划着，一边打着比喻，“这里好比是眼球前面中央最外面的黑色眼珠，叫做角膜，已经浑浊的晶体就在它后面的这个位置”。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一个指头按住拳头的另一个位置，说：“做针拨术时，这里就是进针的地方。”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感受唐由之在自己手上比喻的眼球结构，似乎对眼睛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形象的了解。 为了从更多的方面让毛泽东了解眼科的相关常识，唐由之另辟蹊径，找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与治疗眼病相关的诗，念给毛泽东听，以此说明这种手术的历史。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毛泽东听了，自然懂得诗中之意。原来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药可医。古人用金针一拨，如日当空，豁然明朗。唐由之接着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白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与正在使用的西医手术相比，中医针拨内障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只要病人在术前、术中、术后能与医生配合，就能取得好的疗效。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唐由之所做的讲解后，没有再说别的话。由此，唐由之认为，毛泽东已经没有拒绝手术治疗的意思了。
歪歪斜斜的四行题诗
1975年7月13日开始，唐由之带着医疗小组对即将接受眼科手术的毛泽东开展了为期10天的术前准备。此时，医疗小组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临时手术室。唐由之亲自从苏州和上海订制的全套手术器械、医疗设备，已经在这间临时手术室安置妥当。万事俱备，只等毛泽东的“一声号令”了。可毛泽东虽然每天都接受唐由之的术前准备——冲洗泪囊，每三天一次结膜囊培养、滴眼药水等，但丝毫没有要做手术的表示。
一晃到了7月23日，这是10天术前准备的最后一天。整个白天，医疗小组全体人员严阵以待，却没有接到任何指令。将近晚上10时，屋里还是静静的，不知是谁在提议：“唐大夫，主席跟你比较熟，要不你进去问问主席吧。”“对，对。”大家不约而同地附和起来。
唐由之清楚地知道，一迈进毛泽东的房间，无论得到的是“做”还是“不做”的回话，接下来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做——自己将真的在一位世界性的伟人眼睛上开刀；不做——将辜负重病中的周恩来和人民的重托。但是，凡事总得有人去担当。唐由之平静了一下心情，站起身来，轻轻走进毛泽东的房间。
这时，没有昼夜作息规律的毛泽东侧卧在床上，人却醒着。听见唐由之走近的脚步声，他侧过头来。唐由之开门见山地问：“主席，今天是术前准备的第10天了，您看，做不做眼睛的手术啊？”
毛泽东反问了他一句：“你都准备好了？”当得知唐由之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了一句：“没有问题？”唐由之说：“有，昨天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您头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疼，因为麻醉没有弄好。”毛泽东爽朗地哈哈一笑，一挥手说：“做！”
这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在那个时刻的动作是那么坚定，也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回忆起来仍恍若昨日。
临时手术室里安静极了，大家都在悄无声息地忙碌着。突然间，“咣”的一声，把大家吓得全都定了格。定神一看，是冲洗眼睛的小水壶掉在地上碎了。只见吴旭东连忙蹲下身，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吴旭东是心血管病专家，在这次手术中负责毛泽东术中的心脏监护工作，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眼科手术，听到毛泽东说要做时，他一时紧张得手直哆嗦，连冲洗壶都拿不住给碰掉了。唐由之环顾四下，面带笑意地向大家示意说：“不要慌，各就各位，对手术要用的所有东西再检查一遍。”唐由之接受采访时坦陈，那个时候大家都紧张，不是吴旭东一人，他自己的心跳也加快到一分钟120跳，他对自己说“我首先不能紧张”，慢慢就平静下来了。
时钟已过22点，唐由之和张玉凤共同搀扶着毛泽东从卧室向临时手术室走去。接到通知赶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窗外看着这一切。
毛泽东走到半路时问唐由之：“音乐准备好了吗？”唐由之回答：“哎呀！這个我没有想到。”毛泽东随即叫张玉凤去拿岳飞的《满江红》的弹词。毛泽东平时最喜欢岳飞的这首作品，它语调激昂，充满了爱国英雄的悲壮情怀和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
音乐声在手术室回荡着，唐由之一边手术一边对毛泽东说：“我给您用点生理盐水，可能盐水流到嘴里，有一点咸的，都是消过毒的，没有问题。”毛泽东这时很配合，一声不吭也不动。
其实这时，唐由之不仅球后麻醉已做完，而且已经拿起手术刀，开始做左眼手术了。很快，手术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完成！唐由之将纱布放在毛泽东的眼睛上，说：“主席，手术已经好了。”毛泽东有些意外：“已经好了？我还当没有开始做呢。”
手术顺利完成后，唐由之看见周恩来、邓小平都在等候，就前去向他们汇报。周恩来说：“我都已经看见了，你不要汇报了，我看你很沉着，挺好。”周恩来接着问道：“今天晚上谁值班？”唐由之说：“我值班。”周恩来说：“很好，你睡在哪里？”答：“我睡在门口走廊，有个长沙发。”周恩来叮咛说：“那好，要注意防止感染和出血。”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走廊。毛泽东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泽东问：“谁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由于毛泽东的口音很重，唐由之没有听懂。于是，毛泽东叫张玉凤拿笔和纸来。毛泽东双眼隔着厚厚的纱布，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开了。如同他以往的习惯，每个字都写得很大，但是，这次“盲写”的每个字都没有按行“排队”，而是斜向一方，没写几个字，就得换一张纸。一会儿工夫，就默写完了这首诗。
毛泽东用铅笔把诗默写在纸上后，对唐由之说：“这首诗是当年鲁迅悼念杨杏佛写的。里面有你‘由之’的名字呢。”唐由之十分激动，说：“主席，请您送给我吧！”毛泽东说：“好，我给你签个字。”他欣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把这首诗送给了唐由之。
这几页纸的原件后来被军事博物馆征集去，唐由之保存了复印件。
倔强的患者和执拗的医生
手术后第二天，即7月25日凌晨，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 通过这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知道，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他回忆说：“我当时跟主席说要3天后才能拿掉纱布，结果他是这样算的——头天晚上11时做的手术，过了12时就是第二天了，再过一天就可以拆掉了。实际上只是过了不到两天，给他换药，他发现左眼能看东西了，就再也不肯包上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感染。”于是，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 11度的镜片试看。
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还是没预料到毛泽东的反应是那样激烈。唐由之回忆说：“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隔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我转过身拿纱布，这时有人还是拿出 11度的镜片给他试看了，毛主席看得太清楚了，因此当我准备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时，他不同意了，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主席仍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把两手放在胸前打圈，然后向外一甩。这个主席特有的习惯动作，意思是请你们走开。”
看见毛泽东抬起手向外一挥这一动作，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出声。停顿了数秒钟后，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静悄悄地退出。可是，唐由之却站在原地没动。张玉凤看到毛泽东的神情，知道此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也不愿再听任何人的劝说了，就急切地望着唐由之，用眼神示意：你还是暂时按照主席的意思行事，赶快离开吧！唐由之领会了张玉凤的眼神，可是却没有接受她善意的提示。见“不知趣”的唐由之还直立原地一动也不动，张玉凤为他捏了一把汗。
毛泽东抬起头，用轻微充血的眼睛看着眼前执拗的唐由之，大为不解：“你怎么还不走？”唐由之如实说道：“主席，我不能走，您的眼睛还没包上。”
听到这位倔强的医生这么说，毛泽东更不耐烦。刚才打开纱布后，多年失明带来的困苦瞬间消失，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肯马上让纱布把光明遮住？“你非要包上我的眼睛才走（不可）吗？”毛泽东说话的语气已经近乎质问了。
唐由之直言不讳：“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可是，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俩人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唐由之让毛泽东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唐由之请人用塑料做的一个周边有网眼状小孔的眼镜，而且能扣在眼周边脸上，“中间有一块 11度的镜片，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可是，毛泽东的眼睛一能看见东西，他就马上投入工作。唐由之担心出现意外，坐在房门口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不一会儿，“张玉凤出来了，说主席的左眼很不舒服。我跑进去一检查，幸好塑料眼罩还在，没那么快感染。我用眼药水给眼睛冲洗了一下以后，赶紧再用消毒纱布给他包上。主席沉默了很久后，说：‘你胜利了！’我说：‘主席您也胜利了！’主席说：‘我怎么胜利了？’我说：‘因为我这个手术是按照您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才研究出来的呀！’‘哦！’他很高兴，这回他老人家老实了，听我的话愿意包足3天。”说到这里，唐由之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那位最不听话的病人。
白内障手术后不久，毛泽东就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唐由之回头一看，只见毛泽东捧着书已是泣不成声。唐由之赶紧上前劝止：“主席，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手术过的眼睛要哭坏的！”
毛泽东哭了一会儿才稍趋平静。唐由之发现毛泽东阅读的是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这是南宋词人陈亮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作，借六朝历史的惨痛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只在于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最后一句，无疑牵出了暮年毛泽东的无限感慨。
毛泽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到了晚年时常觉得孤独与寂寞，读书触景生情，颇易伤感，有的时候还表现得非常脆弱。毛泽东阅读宋词失声痛哭的凄凉一幕给唐由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人家说主席哭过3次，我觉得至少是4次。我陪在他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当时他大哭把我吓坏了。”唐由之回忆，这一次毛泽东哭得非常凄凉，自己在一旁手足无措，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刚动完手术，哭对他的眼睛不好。“主席哭了四五分钟，才稍微平静下来。”第二天，毛泽东把这首诗的复印件送给了唐由之，被唐由之保存至今。
毛泽东手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唐由之接到中央办公厅转给他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请柬，请柬的编号是0001号——这张特别的请柬，主人是毛泽东。
唐由之十分珍惜这次邀请。他准时来到体育场，看到主席台前排就坐着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于是没有按号入座前排正中位置，而是安静地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后来，工作人员走过来，核实了他的入场券确实是毛泽东所赠与时，客气地请他往前坐，他就向前移动了二排，在第四排捡了个位置坐下了。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特殊使命，离开中南海。临行前，唐由之代医疗小组提出与毛泽东合影留念的请求。张玉凤向毛泽东请示后高兴地告诉唐由之现在就到主席的书房合影。
不一会儿，穿青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在唐由之和张玉凤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他那消瘦的脸庞露出慈祥的微笑，医疗组的人员很快都围在主席周围，唐由之赶紧搬来椅子放在中间，请毛主席坐下。毛主席笑了：“哈哈，我现在成老太爷了！”边说边坐下。这时，大家簇拥着过来，一个挨一个地围在毛主席身旁，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甜美的微笑。唐由之悄然站在了后排。摄影师站在前面调焦距、对光圈，站在一旁的张玉凤此时径直向唐由之走过去，二话不说，拉着唐由之站在毛泽东身边的位置。在张玉凤看来，最有资格站在主席身旁的当然是唐由之。在“咔嚓”声中，成就了永恒的珍贵瞬间。
合影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唐由之说：“明年，再请你来给我做另一只眼的手术。”唐由之激动地频频点头称好。
随后，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这期间，左眼刚刚恢复视力的毛泽东开始连续接见外宾。
之后，唐由之曾经回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检查眼睛，毛泽东再次跟唐由之相约，在合适的时候让他再来给自己做右眼手术。令唐由之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使毛泽东的双眼都重见光明了——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靜〕
〔原载《党史纵览》
2013年第10、11期〕
神秘的会诊
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依然为国家大事忙碌着，晚年的他体弱多病，其中罹患老年性白内障最令他苦恼。
一生靠眼睛读书写文章，靠眼睛洞察秋毫、高瞻远瞩的人，这时连看书都已经很困难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眼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浑浊，这对于生性敏锐、充满激情的领袖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
这年12月，当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千年之前的帛书的喜讯传到中南海时，毛泽东很兴奋。有关人员把整理好的文字写成拳头大的字让他看，但他仍很难看清楚，因为这不是老花眼——字大一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974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时，双目几近失明。这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炎热，毛泽东想到长江游泳。医护人员得知后苦苦劝阻，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在医护人员的极力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而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党中央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召开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专业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但大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已把办公室从中南海的西花厅移到了305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是他最关心的事。
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耳鼻喉科的、神经科的、心脏科的、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十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他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的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以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这种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先后参加了3次。唐由之说：“以前出现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而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1975年2月，毛泽东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的病情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息。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到我家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有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说，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
载着唐由之的轿车，很快到了南苑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我提名要求同去的广安门医院眼科医师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此时我隐隐有个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在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我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了。”
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和大地由黄转绿的景色，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唐由之看到了雷峰塔的旧址。唐由之回忆说：“飞机飞了两三个钟头，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知道要见毛主席后，既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唐由之等一行人来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屋内的情景让第4个进门的唐由之大吃一惊：“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了一件毛巾睡衣，是补过的，旧的，穿了一双拖鞋，头发很乱，就在沙发上这么靠着。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告诉主席：主席呀，医生们来看你了。主席一听，扳着扶手要站起来。但是他不容易站起来，张玉凤去搀他。我们看到了就跑过去，说：主席呀，您别起来了，我们是晚辈，您请坐，我们今天是来给您检查眼睛的。随即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
那一瞬间，唐由之心里百感交集，既兴奋，又难过，还感到无比意外。唐由之感慨：“因为报纸上经常讲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都是这么描写的。我当时一看他灰白的头发蓬乱得很，满脸慢性病容，反差太大，心里很难受。”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检查出毛泽东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专家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唐由之等医疗专家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心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的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专家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期间，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眼科手术方案，专家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治疗方案。
在会上，唐由之看到了江青。唐由之回忆：“总理问西医：有多大把握？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又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说我们也有85%。实际上不止，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只有她一个人在吃，我觉得她不认真。我回答85%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你们也有85%？”
听到江青的质问，唐由之坐不下去了，尴尬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立即解围，并摆手让他坐下：“唐大夫的情况我知道，他在福建、广西做了这类手术不少，反映还是不错的。”
各种治疗方案汇总起来，其中唐由之提交的是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他认为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一旦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
会诊后，大家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白内障针拨术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手术方法是我国当时中医眼科较成熟的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且术后视力恢复好。不过，当时还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浑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利弊，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进行两种手术的实地比较，在分别对病例进行成功手术，作出治疗效果总结以后，再报周恩来，由他选定一种适合毛泽东的手术方案。
艰难的手术说服工作
1975年初，医疗组专家开始为毛泽东的白内障手术做准备。他们把中央直属招待所——华北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白内障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唐由之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要注意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要总结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4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成功后，记录两种手术效果的总结报告都呈送到周恩来的面前。周恩来经慎重对比和咨询后，最终批准以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困扰毛泽东多年的白内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央正式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回忆说：“任务果然落在我的头上。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
决定由唐由之主刀后，唐由之主动请求除了已定的名单外，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手术助手，并希望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中增选。其实，按常规，这种手术有一名助手足矣。但唐由之内心有一个期待：中医眼科人员肩负着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如果能有西医眼科人员一起加入，从中体现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更好！他的请求得到认可，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健局最后确定的毛泽东眼科手术人员名单上，增补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张淑芳作为第二手术助手。
随后，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全面开展起来。唐由之像一个战场上的总指挥，除手术本身外，他还给其他人做了分工，对每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麻醉针打得好不好，是手术的关键一环。当时，眼科手术还需要做球后麻醉，这个注射由眼科医生亲自操作。正常情况下，眼球的转动，依靠眼球后面的几条肌肉协调控制。球后麻醉打得好，那些肌肉松弛了，眼球就不能转动了，瞳孔会稍许散大，眼压也轻度下降，甚至睑裂的皮肤也会轻度松弛，这种效果有利于眼科手术的精确操作。经过多年实践，唐由之的操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为毛泽东做手术，麻醉必须一针到位、百分之百见效，绝不能第一针打不好，再打第二针。为保险起见，张晓楼主动要求唐由之给他试打，想亲身体验一下，结果十分理想，真是一针见效。
了解自己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一次，毛泽东正在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力特别好，马上就问谁来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他是唐大夫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他的饭菜很简单，一段武昌鱼尾、一盘蔬菜、三片白切肉、一碟湖南人爱吃的辣椒酱。
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毛泽东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是要想最终说服他接受手术并不简单。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第二，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主席猜到了我们的心态。”唐由之回忆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也照常工作。他眼睛看不见已经一年多了，周总理曾经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他。后来别人拿来放大镜，再后来放大镜越来越大，用很大的放大镜主席也看不见。”
几次接触过后，毛泽东渐渐对这位“唐大夫”熟了起来。于是，唐由之给主席讲解起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经过循序渐进的讲解，他已经能够向毛泽东介绍中医、西医两套白内障手术方法是怎么回事了。
唐由之想，最直接的方法也许最奏效。他干脆起身，走到毛泽东身边蹲了下来，轻轻托着主席的大手，将它握成拳头，说，“这只握着的拳头好比是一个眼球”，他一边在拳头上比划着，一边打着比喻，“这里好比是眼球前面中央最外面的黑色眼珠，叫做角膜，已经浑浊的晶体就在它后面的这个位置”。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一个指头按住拳头的另一个位置，说：“做针拨术时，这里就是进针的地方。”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感受唐由之在自己手上比喻的眼球结构，似乎对眼睛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形象的了解。 为了从更多的方面让毛泽东了解眼科的相关常识，唐由之另辟蹊径，找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与治疗眼病相关的诗，念给毛泽东听，以此说明这种手术的历史。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毛泽东听了，自然懂得诗中之意。原来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药可医。古人用金针一拨，如日当空，豁然明朗。唐由之接着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白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与正在使用的西医手术相比，中医针拨内障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只要病人在术前、术中、术后能与医生配合，就能取得好的疗效。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唐由之所做的讲解后，没有再说别的话。由此，唐由之认为，毛泽东已经没有拒绝手术治疗的意思了。
歪歪斜斜的四行题诗
1975年7月13日开始，唐由之带着医疗小组对即将接受眼科手术的毛泽东开展了为期10天的术前准备。此时，医疗小组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临时手术室。唐由之亲自从苏州和上海订制的全套手术器械、医疗设备，已经在这间临时手术室安置妥当。万事俱备，只等毛泽东的“一声号令”了。可毛泽东虽然每天都接受唐由之的术前准备——冲洗泪囊，每三天一次结膜囊培养、滴眼药水等，但丝毫没有要做手术的表示。
一晃到了7月23日，这是10天术前准备的最后一天。整个白天，医疗小组全体人员严阵以待，却没有接到任何指令。将近晚上10时，屋里还是静静的，不知是谁在提议：“唐大夫，主席跟你比较熟，要不你进去问问主席吧。”“对，对。”大家不约而同地附和起来。
唐由之清楚地知道，一迈进毛泽东的房间，无论得到的是“做”还是“不做”的回话，接下来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做——自己将真的在一位世界性的伟人眼睛上开刀；不做——将辜负重病中的周恩来和人民的重托。但是，凡事总得有人去担当。唐由之平静了一下心情，站起身来，轻轻走进毛泽东的房间。
这时，没有昼夜作息规律的毛泽东侧卧在床上，人却醒着。听见唐由之走近的脚步声，他侧过头来。唐由之开门见山地问：“主席，今天是术前准备的第10天了，您看，做不做眼睛的手术啊？”
毛泽东反问了他一句：“你都准备好了？”当得知唐由之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了一句：“没有问题？”唐由之说：“有，昨天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您头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疼，因为麻醉没有弄好。”毛泽东爽朗地哈哈一笑，一挥手说：“做！”
这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在那个时刻的动作是那么坚定，也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回忆起来仍恍若昨日。
临时手术室里安静极了，大家都在悄无声息地忙碌着。突然间，“咣”的一声，把大家吓得全都定了格。定神一看，是冲洗眼睛的小水壶掉在地上碎了。只见吴旭东连忙蹲下身，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吴旭东是心血管病专家，在这次手术中负责毛泽东术中的心脏监护工作，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眼科手术，听到毛泽东说要做时，他一时紧张得手直哆嗦，连冲洗壶都拿不住给碰掉了。唐由之环顾四下，面带笑意地向大家示意说：“不要慌，各就各位，对手术要用的所有东西再检查一遍。”唐由之接受采访时坦陈，那个时候大家都紧张，不是吴旭东一人，他自己的心跳也加快到一分钟120跳，他对自己说“我首先不能紧张”，慢慢就平静下来了。
时钟已过22点，唐由之和张玉凤共同搀扶着毛泽东从卧室向临时手术室走去。接到通知赶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窗外看着这一切。
毛泽东走到半路时问唐由之：“音乐准备好了吗？”唐由之回答：“哎呀！這个我没有想到。”毛泽东随即叫张玉凤去拿岳飞的《满江红》的弹词。毛泽东平时最喜欢岳飞的这首作品，它语调激昂，充满了爱国英雄的悲壮情怀和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
音乐声在手术室回荡着，唐由之一边手术一边对毛泽东说：“我给您用点生理盐水，可能盐水流到嘴里，有一点咸的，都是消过毒的，没有问题。”毛泽东这时很配合，一声不吭也不动。
其实这时，唐由之不仅球后麻醉已做完，而且已经拿起手术刀，开始做左眼手术了。很快，手术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完成！唐由之将纱布放在毛泽东的眼睛上，说：“主席，手术已经好了。”毛泽东有些意外：“已经好了？我还当没有开始做呢。”
手术顺利完成后，唐由之看见周恩来、邓小平都在等候，就前去向他们汇报。周恩来说：“我都已经看见了，你不要汇报了，我看你很沉着，挺好。”周恩来接着问道：“今天晚上谁值班？”唐由之说：“我值班。”周恩来说：“很好，你睡在哪里？”答：“我睡在门口走廊，有个长沙发。”周恩来叮咛说：“那好，要注意防止感染和出血。”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走廊。毛泽东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泽东问：“谁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由于毛泽东的口音很重，唐由之没有听懂。于是，毛泽东叫张玉凤拿笔和纸来。毛泽东双眼隔着厚厚的纱布，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开了。如同他以往的习惯，每个字都写得很大，但是，这次“盲写”的每个字都没有按行“排队”，而是斜向一方，没写几个字，就得换一张纸。一会儿工夫，就默写完了这首诗。
毛泽东用铅笔把诗默写在纸上后，对唐由之说：“这首诗是当年鲁迅悼念杨杏佛写的。里面有你‘由之’的名字呢。”唐由之十分激动，说：“主席，请您送给我吧！”毛泽东说：“好，我给你签个字。”他欣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把这首诗送给了唐由之。
这几页纸的原件后来被军事博物馆征集去，唐由之保存了复印件。
倔强的患者和执拗的医生
手术后第二天，即7月25日凌晨，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 通过这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知道，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他回忆说：“我当时跟主席说要3天后才能拿掉纱布，结果他是这样算的——头天晚上11时做的手术，过了12时就是第二天了，再过一天就可以拆掉了。实际上只是过了不到两天，给他换药，他发现左眼能看东西了，就再也不肯包上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感染。”于是，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 11度的镜片试看。
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还是没预料到毛泽东的反应是那样激烈。唐由之回忆说：“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隔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我转过身拿纱布，这时有人还是拿出 11度的镜片给他试看了，毛主席看得太清楚了，因此当我准备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时，他不同意了，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主席仍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把两手放在胸前打圈，然后向外一甩。这个主席特有的习惯动作，意思是请你们走开。”
看见毛泽东抬起手向外一挥这一动作，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出声。停顿了数秒钟后，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静悄悄地退出。可是，唐由之却站在原地没动。张玉凤看到毛泽东的神情，知道此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也不愿再听任何人的劝说了，就急切地望着唐由之，用眼神示意：你还是暂时按照主席的意思行事，赶快离开吧！唐由之领会了张玉凤的眼神，可是却没有接受她善意的提示。见“不知趣”的唐由之还直立原地一动也不动，张玉凤为他捏了一把汗。
毛泽东抬起头，用轻微充血的眼睛看着眼前执拗的唐由之，大为不解：“你怎么还不走？”唐由之如实说道：“主席，我不能走，您的眼睛还没包上。”
听到这位倔强的医生这么说，毛泽东更不耐烦。刚才打开纱布后，多年失明带来的困苦瞬间消失，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肯马上让纱布把光明遮住？“你非要包上我的眼睛才走（不可）吗？”毛泽东说话的语气已经近乎质问了。
唐由之直言不讳：“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可是，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俩人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唐由之让毛泽东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唐由之请人用塑料做的一个周边有网眼状小孔的眼镜，而且能扣在眼周边脸上，“中间有一块 11度的镜片，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可是，毛泽东的眼睛一能看见东西，他就马上投入工作。唐由之担心出现意外，坐在房门口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不一会儿，“张玉凤出来了，说主席的左眼很不舒服。我跑进去一检查，幸好塑料眼罩还在，没那么快感染。我用眼药水给眼睛冲洗了一下以后，赶紧再用消毒纱布给他包上。主席沉默了很久后，说：‘你胜利了！’我说：‘主席您也胜利了！’主席说：‘我怎么胜利了？’我说：‘因为我这个手术是按照您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才研究出来的呀！’‘哦！’他很高兴，这回他老人家老实了，听我的话愿意包足3天。”说到这里，唐由之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那位最不听话的病人。
白内障手术后不久，毛泽东就能够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唐由之回头一看，只见毛泽东捧着书已是泣不成声。唐由之赶紧上前劝止：“主席，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手术过的眼睛要哭坏的！”
毛泽东哭了一会儿才稍趋平静。唐由之发现毛泽东阅读的是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这是南宋词人陈亮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作，借六朝历史的惨痛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只在于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最后一句，无疑牵出了暮年毛泽东的无限感慨。
毛泽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到了晚年时常觉得孤独与寂寞，读书触景生情，颇易伤感，有的时候还表现得非常脆弱。毛泽东阅读宋词失声痛哭的凄凉一幕给唐由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人家说主席哭过3次，我觉得至少是4次。我陪在他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当时他大哭把我吓坏了。”唐由之回忆，这一次毛泽东哭得非常凄凉，自己在一旁手足无措，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刚动完手术，哭对他的眼睛不好。“主席哭了四五分钟，才稍微平静下来。”第二天，毛泽东把这首诗的复印件送给了唐由之，被唐由之保存至今。
毛泽东手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唐由之接到中央办公厅转给他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请柬，请柬的编号是0001号——这张特别的请柬，主人是毛泽东。
唐由之十分珍惜这次邀请。他准时来到体育场，看到主席台前排就坐着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于是没有按号入座前排正中位置，而是安静地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后来，工作人员走过来，核实了他的入场券确实是毛泽东所赠与时，客气地请他往前坐，他就向前移动了二排，在第四排捡了个位置坐下了。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特殊使命，离开中南海。临行前，唐由之代医疗小组提出与毛泽东合影留念的请求。张玉凤向毛泽东请示后高兴地告诉唐由之现在就到主席的书房合影。
不一会儿，穿青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在唐由之和张玉凤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他那消瘦的脸庞露出慈祥的微笑，医疗组的人员很快都围在主席周围，唐由之赶紧搬来椅子放在中间，请毛主席坐下。毛主席笑了：“哈哈，我现在成老太爷了！”边说边坐下。这时，大家簇拥着过来，一个挨一个地围在毛主席身旁，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甜美的微笑。唐由之悄然站在了后排。摄影师站在前面调焦距、对光圈，站在一旁的张玉凤此时径直向唐由之走过去，二话不说，拉着唐由之站在毛泽东身边的位置。在张玉凤看来，最有资格站在主席身旁的当然是唐由之。在“咔嚓”声中，成就了永恒的珍贵瞬间。
合影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唐由之说：“明年，再请你来给我做另一只眼的手术。”唐由之激动地频频点头称好。
随后，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这期间，左眼刚刚恢复视力的毛泽东开始连续接见外宾。
之后，唐由之曾经回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检查眼睛，毛泽东再次跟唐由之相约，在合适的时候让他再来给自己做右眼手术。令唐由之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使毛泽东的双眼都重见光明了——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靜〕
〔原载《党史纵览》
2013年第10、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