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群防群治的方式消灭大面积的“苍蝇”，而集中公安等力量“打老虎”

　　2017年11月29日，5个挂牌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摘牌，其中就有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袁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2014年挂牌整治开始，公安部门为电白“拔钉摘帽”付出了沉重代价，两名反诈骗民警牺牲，两名民警倒在反诈骗第一线，至今还是植物人。
　　袁涛认为，最终促使电白“拔钉摘帽”的是一条已经有54年历史的老经验——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上世纪50年代由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并总结出来的社会治理经验，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枫桥经验的核心是发动群众、群防群治。
　　如今，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在阿里巴巴安全部与全国政法机关的合作实践中，逐渐探索并总结出一套互联网合作共治模式。与枫桥经验类似，这一模式依靠群防群治，并随着时代发展，相应地进行了警企合作等创新，在打击网络犯罪中显现出独特作用。

办案靠支付宝

　　郑羿所在的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是一个农村派出所，仅有9人，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率却高达50%。
　　“2017年，我们分局电信网络诈骗立案196起，破案275起。”郑羿说，“我们侦办案件时，曾遇见某省刑侦总队领导一定要请我们吃饭，让我们介绍经验。”
　　这位刑侦总队领导跟郑羿他们说，“电网诈”案件，“我们支队、大队都难办，你们派出所都敢办。”
　　郑羿说，互联网公司的助力就是重要经验之一。
　　郑羿的同事们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支付宝的转账信息成为其中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2017年5月19日，衢江分局辖区内一名老师因计算机考试改分数被诈骗640元。接到报案后，衢江分局高家派出所即刻开展侦查。经询问受害人，警方获得3条线索，一个QQ号、一个手机号码、一个银行账户。QQ号没人用过，手机号码是工作机，均无价值。最后，在某互联网公司的支持下，警方通过银行账号，顺藤摸瓜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并一举抓获主犯李某、邓某等7人。
　　事实上，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协助办案，已经成为黑灰产治理中的重要部分。
　　“2017年以来，就有30余名阿里员工在公检法互联网知识专项培训班上分享和汇报50余场，各类培训班参与人员达5300余人次。”余伟民说，“此外，我们与全国47家公安机关合作研究开发各类应用系统，提高网络空间治理效率，依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依法对公安机关查办案件提供技术协助。”
　　不仅如此，某些案件，互联网企业也会直接参与其中。
　　2017年11月，组织非法套现的全国第一案宣判。
　　犯罪嫌疑人杜某某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花呗”是一款互联网在线消费金融产品，无法直接提现，只能用于消费支付。2015年7月，杜某某与同伙通过在淘宝店购买商品，采取虚假交易方式，帮助他人从“花呗”套现，并向套现者收取套现金额7%至10%的手续费。同年11月10日至13日，杜某某及其同伙串通全国多名淘宝用户虚构交易2500余笔，套现共计470余万元，其中杜某某获利6000余元。
　　这也是蚂蚁金服首次利用大数据主动发现，并且向警方提供线索进入刑事审判的第一案。

互联网法院解决了什么问题

　　2017年6月20日，全国“刷单入刑”第一案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90后”刷单组织者李某因犯非法经营罪一审被判处五年六个月，连同原判有期徒刑九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
　　事实上，早在2014年初，李某创建的“零距网商联盟”网站便被阿里巴巴集团发现存在刷单行为。两年多后的2016年6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李某提起公诉。又过了一年，案件才得以宣判。
　　根据统计，仅阿里巴巴年均处理网购纠纷就超过400万件，转换成诉讼的案件量年均增长300%。其中，超過80%的纠纷交易金额在一千元以内。大部分交易纠纷都涉及跨区域，异地诉讼差旅费和时间成本极高，中小卖家经常不出庭。
　　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为求解这一难题进行了探索。
　　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随后，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正式挂牌，探路“网上恩怨网上了”，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家互联网法院。
　　截至2017年12月22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共收到申请7912件，立案4732件，共审结了2670件。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起诉、立案、举证、开庭、裁判的全过程。
　　据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王江桥的介绍，目前，法院审结的2670起案件，平均庭审时间是25分钟，平均审限8天，90%以上的案子实现了自动履行。
　　尤其涉及跨地域，甚至跨境案件审理中，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线上审理模式为当事人节约了大量交通等出行成本。“我们在短短两个月就处理了台湾、德国和加拿大的三个案件。”王江桥说，“按照原先的线下程序，光送达起文书等就要6个月。”

电白启示

　　尽管创新和探索不断，但面对规模巨大且依然在迅速增长的网络违法事件和网络纠纷，打击网络犯罪的力量依然显得颇为有限。
　　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在相当多情况下，不少网络违法情节并不构成犯罪。
　　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羽枫用一句顺口溜形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难死公安，气死法院。”
　　“在违法犯罪领域也存在一个金字塔，情节越严重，数量相应越少，而金字塔底端则是大量并不严重的、情节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韩羽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衢州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曾有极个别大学生牵涉电信诈骗案件，可一旦被刑拘，这些学生就不得不退学。因为情节轻微，我们最终采用了其他的教育方式。”
　　而且，公安机关的警力资源有限，并不能为此投入太多资源。
　　虽然电网诈发案正逐渐成为主流犯罪，但基层派出所的警力和资源配置却与这种变化不相匹配。“以我局为例，刑侦大队16人，一半是刑事技术人员，另一半承担打黑除恶、传统侵财等打击任务，专业研究、侦查电网诈的只有2人。”郑羿说。
　　韩羽枫说，更应该用群防群治的方式消灭大面积的“苍蝇”，而集中公安等力量“打老虎”。
　　因此，电白区的经验，才显得颇为重要。
　　在电白区的这场“人民战争”之中，参与者除了公安机关，还有大量协助力量。
　　以电白区的麻岗、树仔两镇为例，当地建立了37个党员微信群，共469名流动党员加入其中。“他们协助公安机关抓获涉电诈犯罪嫌疑人84名。”袁涛说。
　　此外，电白区还在麻岗、树仔两镇派驻了六批工作组，共1426人。最终，这六批工作人员，向公安机关提供了189条线索，抓获67名电诈犯罪嫌疑人。
　　不过，尽管依法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电白区当地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既不偷也不抢，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上门，村民富裕了，又能刺激当地消费。
　　为此，公安机关想出来很多新点子：各镇街道组建法制宣传队，由广场舞大妈们承担；开展“无诈户”评选；成立民间反诈同盟；他们还把《致逃犯家属的一封信》送达逃犯家属，敦促其投案自首……
　　在“不容诈骗”的社会氛围中，91名电信诈骗逃犯投案自首。
　　历经三年，2017年11月29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打赢了这场“人民战争”——电白区终于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牌子摘了下来。
　　对于电白区“人民战争”式的反电诈经验，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余伟民颇为推崇。他建议，对构罪不诉、定罪免刑以及判处缓刑的轻微网络犯罪人员，要像治老赖一样采用综合治理措施，限制坐飞机、高铁、高消费、出入境等。对于参与其中的年轻人，不能一判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