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法律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困境,引发了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与属性的论争.基于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的可能性、伦理上的限度,以及技术、社会与法律关系等各层面的考虑,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但其是一种新型的、从属的法律主体.构成从属法律主体的理论基础,不是人工智能的主观意志,而是人工智能具有特定的智能属性、人工智能在运行过程中处于无主体状态及现有法律是否陷于无解的局面.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并非自动赋予,而需要技术甄别.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认证,建构符合人工智能主体的标准规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身份认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的体系建设与实施措施研究"(项目编号:20&ZD19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律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困境,引发了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与属性的论争.基于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的可能性、伦理上的限度,以及技术、社会与法律关系等各层面的考虑,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但其是一种新型的、从属的法律主体.构成从属法律主体的理论基础,不是人工智能的主观意志,而是人工智能具有特定的智能属性、人工智能在运行过程中处于无主体状态及现有法律是否陷于无解的局面.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并非自动赋予,而需要技术甄别.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认证,建构符合人工智能主体的标准规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身份认证,对符合主体资格技术标准的人工智能,建立相应的主体资格和身份.
其他文献
人口流动对城乡数字鸿沟产生多元影响.通过对多个数据的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具有双向影响.流动有助于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互联网使用率,但同时会降低留守子女及老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城乡数字鸿沟不仅表现在互联网使用率方面,农村网民也更容易受泛娱乐化的影响:农村网络使用者在网上学习、工作的频率明显低于城市网民,网上娱乐频率却与城市网民相近;流动儿童对网游的成瘾程度高于城市儿童.要更加重视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儿童对促进互联网技术城乡传播的中介作用,并针对农村手机上网为主的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人口性别比失衡与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传统认知中的线性关系,人口性别比失衡并未明显导致人们印象中的婚姻秩序严重混乱与婚姻伦理紧张,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复杂.这些发现既可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及其婚姻冲击提供一个历史维度的借鉴,也可为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乡村社会选择治理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交流的日趋频繁,既为新时代公共艺术带来了挑战,也为公共艺术提供了新的机遇.如何直面各种现实困境,如平衡本土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等矛盾是全球化时代公共艺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地域性公共艺术充分发挥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文化传承性和独特性,为解决各种矛盾提供了广阔的视角与丰富的素材.地域性公共艺术调动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注重公共艺术的人文情怀,为全球化时代公共艺术发展增添了活力.凸显个性,形成多元融汇、独具特色的公共艺术,是我国公共艺术改革创新的有效途径.
缘于《大学》在朱子哲学体系建构中的肯綮地位,从《大学》入手探究朱子学便成为理学和理学史研究的重要进路.王船山在45岁时作《四书稗疏》《四书考异》,47岁时作《读〈四书大全〉说》,55—59岁作《礼记章句》,61岁作《四书训义》,66—70岁作《四书笺解》,诸书关涉《大学》的部分,形成了船山独到的《大学》诠释体系.从动态的视角考察这些不同时期的《大学》注本,揭示出船山由批评到依违,再到推衍、发越和卫道朱子的特质,成为厘清和衡定船山与朱子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从而回应了学界在此问题上或宗承,或修正,或参伍的纠
作为兜底性罪名,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立对于堵截和预防与之相关毒品犯罪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实践中,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未遂认定不准确、与相关毒品犯罪的判断界限模糊问题,若不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将造成犯罪圈的不合理扩张,不利于刑事正义在司法适用中的实现.从法益保护视角出发,对非法持有毒品罪的适用进行分析,可以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司法适用提供有益指引.
产业政策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在构建政府补助信号传递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提高公司价值相关性并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而较高的信息透明度能进一步强化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作用.但政府补助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在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技术与硬件设备、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制药、生物技术等"补助依赖型"行业中,政府补助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不显著,但提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有效提升公司价值相关性并对资源
劳动与休闲原本是生活的一体两面.由于社会分工及劳动与技能的剥离,劳动的手段与目的出现背离,劳动与休闲的关系出现隔断.劳动与休闲的群体性分异是生活安排与生产分工演变的结果,并受制度安排与文化价值导向的影响和制约.在生活质量追求层面,人们受劳动角色变迁的困扰,这种变迁包括劳动、就业与工作的划界与消融,以及体力、技能、智力的分异与通融.在价值创造层面,劳动技能的演进造成人与机器的竞争与对立.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制约其成为休闲的充要条件.我们需要从技术伦理、市场规约与就业的社会责任层面把握劳动与休闲的关系.
口述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个体经验是否具有信度的争议.既有研究往往通过抽样,随机性地获取口述对象,从而保证所获取的材料具有可代表性;或是将口述史资料与档案资料进行比对来保证其有效性.但这些方法都未意识到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口述史研究的效度不仅体现在个体的经验能够证实历史事实,更在于它能够反映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因此,研究者应该在口述对象的选择、口述资料的搜集、访谈过程的深入互动以及对资料的解读和分析等环节中充分把握好:1.位置与关系之间;2.内容和语境之间;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信息时代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城市治理智慧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城市治理智慧化应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从治理模式、协调体制、信息服务和人才支撑四个方面进行理论构建.通过完善多元共治治理模式、健全城市治理协调体制、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建设智慧治理人才队伍加以实现.在此基础上,以杭州市实践经验为例,对智慧化的实现路径框架进行应用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相对贫困成为解决绝对贫困后的贫困治理主战场.传统的社会排斥视角、脆弱性视角和可持续生计视角从宏观制度、外部环境及内部资源分析了相对贫困的生成,相对忽视了链接宏观与微观的基本公共服务因子.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构筑了发展机会基础,通过人力资本机制,形成可行能力即发展能力,进而塑造主体自觉,激发发展动力,成为构筑脱贫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由此,农村相对贫困是因基本公共服务不足而带来的发展机会、发展能力与发展动力相对不足的发展型贫困.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在于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的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