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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陈光标这样的商人不会少于百万人，如果每一个商人都如陈光标持有住房20套以上，那么中国这百万以上的商人拥有的住房就会达到2000万套以上的住房。
房叔
拥有22套房产的“房叔”，不是别人，正是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经查明，这些包括别墅、住宅、商铺、厂房在内，总面积7200平方米，市值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的房产大多都是“房叔”在担任公安分局副局长，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政委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多种渠道所得。其中7处商铺、厂房用作出租，年收租约百万，但其余大部分住宅均处于空置状态，最贵的一套商品房为一套复式楼，目前市值约238万。“房叔”的名号果然不是随便叫叫的。
房妹
拥有11套房产的90后“房妹”，真实身份为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的女儿，经查实，除了“房妹”，翟家还有一位“房哥”——翟振峰的儿子翟政宏，名下有14套房产！此外，翟振峰的老婆也有4套房产。显然，在这个专业操盘经适房的郑州翟氏家族中，父亲翟振峰是绝对的核心。呜呼，那句毁三观的老话当真说得一点不错，“有份好工作，不如有个好爸爸”，一家四口拥房29套，这让天下望房兴叹者，以及按揭购一小面积居室一生为奴者，情何以堪？！
房爷
新中国成立前传闻某军阀有“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老婆，而广州“房爷”周伟思，不知自己有多少房产。“房爷”是深圳某社区的街道干部，根据网友爆料，其拥有私人物业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资产超过20亿元，故人称“房爷”。这绰号叫着响亮，听着大气，不过，也真是叫人担心，再这么发展下去，恐怕要有人因房产太多，而辈分明显不够用了，到时候“房太祖”“房太太祖”的名号也要杀出江湖了。不过，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官员有房也并不都是腐败得来的。“房爷”周伟思，据调查在当基层干部前就已经是当地的巨富的商人了。
富商
尽管从来没有任何一份公开报道针对陈光标、马化腾、李开复、潘石屹、任志强等人做过一份详细的房产统计，但显然，除了号称“对千万豪宅没兴趣”的马云，恐怕再难寻觅出一个腰缠万贯却仅有一套房产的富商了。
不同于不爱豪宅的马云，马化腾在购置房产方面颇为舍得。2010年，马化腾在海南三亚耗资5000万元购置的别墅曝光，内部奢华的装修令人咋舌。像这样的超级豪宅，马化腾购置了不止一套。购买房产旨在投资固定资产。这样的想法在商业圈屡见不鲜，因此购置多套住房自然成了不少商业巨贾投资理财的手段之一。
大善人陈光标显然也知道中国式房产保值增值的道理。就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陈光标再次大显身手，说他在北京有住房13套，两套别墅，并扬言让莫言在两套别墅中任选一套。中国如陈光标这样的商人不会少于百万人，如果每一个商人都如陈光标持有住房20套以上（这里只是假定仅有20套住房），那么中国百万数量商人拥有的住房就会达到2000万套以上。假设每套住房为100平方米，那么商人持有住房就达到20亿平米，这相当于2009年全国销售住房总面积的两倍。原来，“大庇天下富商俱欢颜”的理想早就实现了。
温州炒房客
“温州商人”这个群体从走进公众视线的第一天起，围绕着他们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人脉丰富、吃苦耐劳、敢于冒险”是早期温州商人发家致富的法宝，如今，“炒房”成了这个群体的最大爱好，而且他们的购房计划已经延伸到了海外。诸如“温州商人组团海外购房，5000万元一套大呼便宜”的新闻时有见报。相信要不了多久，“温州炒房团”的小旗子就将遍布全球。到时候要想统计温州商人名下的房产，难度系数不亚于仰望星空，妄图数清天上的星星。
不过，最近有报道说，因为政府这两年的严格调控，不少温州炒房客因资金链断裂而跳楼了。
套用一句老话，有房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缺房的家庭则各有各的缺法。在这个房价高不可攀的时代，总有一群人能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坐拥几十乃至上百套房产。他们在“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身先士卒地成为了先富者，然后就一直“先富”了下去。
正是这些“先富”者们的存在，拉高了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曾有报告说，中国人均拥有住房率超过80％——被那些穷屌丝网友痛骂。实际上，数据可能没算错，因为人家报告说是人均，你不见一个河南“房妹”就可以“均”二十几位穷席丝么？
那么，都是谁把我们穷屌丝的房子“均走”了呢？据公开报道，我们发现了3类人，或许偏颇，但亦部有根有据。
千万富婆环卫工
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是对这些同时拥有数百万拆迁款和多套安置房的拆迁户最形象的描述。
前不久刚刚被媒体曝光的“千万富婆环卫工”余友珍就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80年代，余友珍是武汉洪山区东湖村霍家湾菜农。夫妻俩起早贪黑，辛苦攒钱，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私房。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余友珍就将空余的几间房用于出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每间每月至少能收50元钱。攒了钱后，又盖房又加层，几年下来，她共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大多用于出租。令她没想到的是，2008年开始赶上征地拆迁还建，她居然先后分得21套房子，后卖出4套，目前拥有17套房子，按照市价每平方米至少5000元计算，价值上千万。
这样的好事，怎能不让每月背负数千元房贷的都市白领心生归隐山林，买地卖地的避世念头呢？
上海世博园区拆迁户
像余友珍这样的幸运儿还有很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前期，上千户曾居住在世博园规划区内的上海市民，由于拆迁一夜之间迈进富人的行列。
事实上，不仅仅是上海，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拆迁过后，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所得补偿估价逾5000万元。
同年9月，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拆迁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计时。据媒体披露，当时签订拆迁协议的原住民，有很多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总额达50亿元。现在，大望京村几乎家家都买房买车，甚至有人用宝马当黑车去拉客。
当然，并非所有拆迁户都有好运气，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拆迁悲剧了！
房叔
拥有22套房产的“房叔”，不是别人，正是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经查明，这些包括别墅、住宅、商铺、厂房在内，总面积7200平方米，市值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的房产大多都是“房叔”在担任公安分局副局长，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政委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多种渠道所得。其中7处商铺、厂房用作出租，年收租约百万，但其余大部分住宅均处于空置状态，最贵的一套商品房为一套复式楼，目前市值约238万。“房叔”的名号果然不是随便叫叫的。
房妹
拥有11套房产的90后“房妹”，真实身份为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的女儿，经查实，除了“房妹”，翟家还有一位“房哥”——翟振峰的儿子翟政宏，名下有14套房产！此外，翟振峰的老婆也有4套房产。显然，在这个专业操盘经适房的郑州翟氏家族中，父亲翟振峰是绝对的核心。呜呼，那句毁三观的老话当真说得一点不错，“有份好工作，不如有个好爸爸”，一家四口拥房29套，这让天下望房兴叹者，以及按揭购一小面积居室一生为奴者，情何以堪？！
房爷
新中国成立前传闻某军阀有“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老婆，而广州“房爷”周伟思，不知自己有多少房产。“房爷”是深圳某社区的街道干部，根据网友爆料，其拥有私人物业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资产超过20亿元，故人称“房爷”。这绰号叫着响亮，听着大气，不过，也真是叫人担心，再这么发展下去，恐怕要有人因房产太多，而辈分明显不够用了，到时候“房太祖”“房太太祖”的名号也要杀出江湖了。不过，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官员有房也并不都是腐败得来的。“房爷”周伟思，据调查在当基层干部前就已经是当地的巨富的商人了。
富商
尽管从来没有任何一份公开报道针对陈光标、马化腾、李开复、潘石屹、任志强等人做过一份详细的房产统计，但显然，除了号称“对千万豪宅没兴趣”的马云，恐怕再难寻觅出一个腰缠万贯却仅有一套房产的富商了。
不同于不爱豪宅的马云，马化腾在购置房产方面颇为舍得。2010年，马化腾在海南三亚耗资5000万元购置的别墅曝光，内部奢华的装修令人咋舌。像这样的超级豪宅，马化腾购置了不止一套。购买房产旨在投资固定资产。这样的想法在商业圈屡见不鲜，因此购置多套住房自然成了不少商业巨贾投资理财的手段之一。
大善人陈光标显然也知道中国式房产保值增值的道理。就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陈光标再次大显身手，说他在北京有住房13套，两套别墅，并扬言让莫言在两套别墅中任选一套。中国如陈光标这样的商人不会少于百万人，如果每一个商人都如陈光标持有住房20套以上（这里只是假定仅有20套住房），那么中国百万数量商人拥有的住房就会达到2000万套以上。假设每套住房为100平方米，那么商人持有住房就达到20亿平米，这相当于2009年全国销售住房总面积的两倍。原来，“大庇天下富商俱欢颜”的理想早就实现了。
温州炒房客
“温州商人”这个群体从走进公众视线的第一天起，围绕着他们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人脉丰富、吃苦耐劳、敢于冒险”是早期温州商人发家致富的法宝，如今，“炒房”成了这个群体的最大爱好，而且他们的购房计划已经延伸到了海外。诸如“温州商人组团海外购房，5000万元一套大呼便宜”的新闻时有见报。相信要不了多久，“温州炒房团”的小旗子就将遍布全球。到时候要想统计温州商人名下的房产，难度系数不亚于仰望星空，妄图数清天上的星星。
不过，最近有报道说，因为政府这两年的严格调控，不少温州炒房客因资金链断裂而跳楼了。
套用一句老话，有房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缺房的家庭则各有各的缺法。在这个房价高不可攀的时代，总有一群人能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坐拥几十乃至上百套房产。他们在“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身先士卒地成为了先富者，然后就一直“先富”了下去。
正是这些“先富”者们的存在，拉高了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曾有报告说，中国人均拥有住房率超过80％——被那些穷屌丝网友痛骂。实际上，数据可能没算错，因为人家报告说是人均，你不见一个河南“房妹”就可以“均”二十几位穷席丝么？
那么，都是谁把我们穷屌丝的房子“均走”了呢？据公开报道，我们发现了3类人，或许偏颇，但亦部有根有据。
千万富婆环卫工
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现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一片旧楼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是对这些同时拥有数百万拆迁款和多套安置房的拆迁户最形象的描述。
前不久刚刚被媒体曝光的“千万富婆环卫工”余友珍就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80年代，余友珍是武汉洪山区东湖村霍家湾菜农。夫妻俩起早贪黑，辛苦攒钱，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私房。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余友珍就将空余的几间房用于出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每间每月至少能收50元钱。攒了钱后，又盖房又加层，几年下来，她共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大多用于出租。令她没想到的是，2008年开始赶上征地拆迁还建，她居然先后分得21套房子，后卖出4套，目前拥有17套房子，按照市价每平方米至少5000元计算，价值上千万。
这样的好事，怎能不让每月背负数千元房贷的都市白领心生归隐山林，买地卖地的避世念头呢？
上海世博园区拆迁户
像余友珍这样的幸运儿还有很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前期，上千户曾居住在世博园规划区内的上海市民，由于拆迁一夜之间迈进富人的行列。
事实上，不仅仅是上海，在北京和广州、深圳、郑州、哈尔滨等城市，同样出现大量因拆迁补偿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拆迁过后，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所得补偿估价逾5000万元。
同年9月，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河园片区改造项目拆迁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计时。据媒体披露，当时签订拆迁协议的原住民，有很多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大望京村拆迁补偿总额达50亿元。现在，大望京村几乎家家都买房买车，甚至有人用宝马当黑车去拉客。
当然，并非所有拆迁户都有好运气，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拆迁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