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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有百年，经过数代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者的努力，国内所存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已有非常细致的发掘和研究。近年来，海外所藏的中国革命档案，愈加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有着诸多宝贵的发现。经过仔细发掘，笔者发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在解放区进行善后救济工作的部分档案中，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有关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状况的报告。本文基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官员Fritz A. Jensen（中文名严斐德）的苏皖边区考察报告原始档案写成。[1]通过严斐德的记录，可以增进学界对抗战胜利前后苏皖边区状况的了解。
一、联总来到中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英文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是二战期间同盟国家为救济曾为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和地区，于1943年成立的国际性战争灾害救济组织。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该组织并入联合国，成为其下属机构之一。联总被同盟国设计为暂时性救济机构，在轴心国占领区被解放之初进行短期救济和善后，持续时间两年左右。按计划，联总的短期使命结束后，未尽的项目将由联合国新成立的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接管。
1944年底，联总派出的首批官员即到达重庆，尝试在中国开展救济工作。按照联总救济的标准，只有轴心国曾经占领的地区才在救济范围内。此时，中国境内需救济区域尚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也无将大量救济物资运入的途径，故联总工作停留在计划阶段。为与联总工作对接，1945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蒋廷黻为首任署长；7月，解放区则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次年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董必武为会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联总迅速在中国展开善后救济工作。上海是联总计划中最大的物资输入港，联总在上海福州路建立办事处，后发展成为联总驻华总部。同时，联总在需救济的原日占区先后设立了15个分署，负责江苏省和南京市救济工作的联总分署设在镇江，名为苏宁分署。[2]行总分署的设置与联总相同。解总则在各解放区设立了分会。其中，苏皖边区是抗战期间由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辖区大半位于江苏北部，还包括安徽北部和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苏皖边区设立了解总华中分会。
1945年10月，第一艘满载联合国救济物资的轮船到达上海，联总在中国的救济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联总不仅运来了救济物资，还在世界范围内招募医生、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中国工作，先后受雇于联总驻华办事处的职员来自20多个国家。1945年7月，正在重庆的严斐德加入了联总。严斐德，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于192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奥地利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成为反法西斯第十三国际纵队的主治医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在德、意干涉下失败，严斐德又加入一支国际医疗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严斐德辗转于中国多地，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在重庆期间，严斐德还结识了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3]
按照联总成立的初衷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联总在受援国的救济工作，应不分种族、政治信仰等，“一视同仁”。联总在中国的救济范围覆盖了从东北到海南的各淪陷区，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下的多个解放区。然而，在国民党军的封锁之下，联合国救济官员难以进入各解放区，对解放区灾民的救济工作无法进行。
二、严斐德的边区考察行程
严斐德作为联总苏宁分署医疗救济官员，心系江苏境内解放区的灾民，经多方努力，最终得以进入苏皖边区推动救济工作。在事后写就的考察报告中，严斐德叙述了进入苏皖边区的过程。
1946年1月下旬，严斐德作为联总苏宁分署代表，完成了在徐州进行的医疗救济调查之后，向顾祝同请求前往苏皖边区进行救济考察。在军调部驻徐州军调小组官员的帮助下，严斐德最终得到了顾祝同签署的通行证，使其能够在当年1月30日至2月15日期间，前往宿迁、淮阴等地进行考察。
1946年1月30日，严斐德乘坐军调小组提供的吉普车，由徐州向边区进发。在经过国民党军的哨卡时，他所乘坐的吉普车遭到了恐吓式射击，他本人也遭到国民党军官的刁难。严斐德出示了他作为联总官员的证件，以及顾祝同签署的通行证，国民党军官则坚称他进入边区后会被扣留，无法返回，企图阻挠他继续前进。严斐德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得以通过。吉普车又驶过约10里的交界地带才抵达了边区的第一个村庄。严斐德说明来意，出示证明后，受到了当地新四军的款待。随后，新四军向严斐德提供了马匹和向导，助其继续向边区腹地前进。在抵达宿迁后，严斐德会见了当地的军政首长，还视察了城内的医院、救济站等处。
新四军在淮安的总部接到报告后，派出汽车来迎接严斐德。到达淮安时，严斐德受到了热烈欢迎。淮安的军政首长为严斐德准备了住处，还举行了上千人参加的欢迎会。在此，严斐德参观了新四军的医院、地方剧团，还深入考察了附近的村庄。停留几天后，严斐德又启程前往淮阴。
淮阴是苏皖边区政府的驻地。在这里，严斐德见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以及边区政府救济、财政、公共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严斐德还出席了边区各界组织的多次欢迎宴会，并以联总官员的身份发表了演讲。此外，严斐德探访了当地的教会医院、儿童剧团，以及一个超过800人的日本战犯学校，还实地调查了战争中被日伪军毁坏的灌溉设施、堤坝、工厂的废墟等。
在淮阴停留约一星期后，严斐德乘车、船抵达高邮，又沿着运河前往邵伯——这里是新四军控制区域的最南端。从邵伯出发，严斐德乘船沿运河前行，一队新四军士兵在岸上护送。离开邵伯约6里后，护卫的士兵返回。严斐德坐的船继续行驶了约10里，通过了交界地带，到达扬州北部的国民党控制区。严斐德在扬州城外下船，再经过步行、乘车和乘船，最终回到联总苏宁分署的驻地镇江。 三、严斐德所记录的边区抗战损失与救济需求
严斐德通过实地调查，与地方军政首长、基层干部、村民、教会牧师，乃至改造中的日本战犯谈话，对苏皖边区的现状及抗战损失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在报告中，严斐德记录了他所了解到的边区历史和现状。苏皖边区政府的辖区，由江苏、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区域构成，约2300万人口。此前的53个县（有32个县位于江苏北部，18个县位于安徽东部，3个县位于河南南部），被重新划分为8个区70个县。边区政府位于淮阴（清江浦）。边区有自己的货币、税务系统和军事机构。到抗战胜利前，边区的新四军数量是35万人，还有40万地方部队，400万的民兵。边区还建立了遍及乡村的教育体系，战前文盲率超过90%，此时已降至70%左右。
严斐德了解到，在日伪占领期间，边区农民需要承受多项税收，包括地税（The Land Tax）、枪税（The Rifle Tax）、铜铁税（The Brass and Iron Tax）、锡捐（Tin Offerings）及不定期的各项税收（Irregular Taxes）等。在距离淮安5里的村庄黄塔桥（音译，Hwang Ta Chiao），严斐德得知该村曾被日伪军分为8个保，每保约100户村民。其中第4、5、6保村民，因不愿帮助日伪对抗新四军，一次即有36人被杀害。第4保有118户人家，战前人口超过700人，此时则不到600人。抗战期间，整个边区有15万多人死亡，42万多人受伤，还有10萬多人被掳走。
作为医疗官员，严斐德详细考察了边区医院及公共卫生的状况。在抗战期间，边区的医院遭到严重的破坏，医疗器械和药品缺乏，整个边区目前仅有一台X光机。他在报告中罗列了边区医疗部门在黑热病、疟疾、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疥疮、白喉、沙眼、肺结核、霍乱、麻风病等方面防治的情形。严斐德还听取了有关新四军医院、乡村诊所的情况介绍，以及边区医疗部门善后重建需要的各项药品、疫苗、设备、专家等援助需求。
从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解总华中分会主席韦悫那里，严斐德了解到边区救济工作的开展情况。韦悫通过严斐德请求联总提供紧急救济： 20万吨食品、50万匹布和80万捆木料用于搭建茅屋等。此外，边区还需要大量水牛或其他役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善后物资。严斐德还记录了边区政府向联总和行总提出的专项物资及技术援助的请求，如边区希望获得4名农业专家、3名水利工程师、8名内外科医生、2名药剂师等专家援助。严斐德本人就这些请求表示了支持意见，建议联总尽可能提供帮助。
严斐德在报告之后，附上苏皖边区政府致联总驻华办事处主任凯石和行总署长蒋廷黻的信件。在信中，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边区参议会议长田丰、解总华中分会会长韦悫，联名请求联总和行总给予边区救济，并随信递交了边区抗战期间详细的损失报告。
四、不平等的救济
通过严斐德对苏皖边区的实地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边区遭到敌伪的侵占和劫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百姓生活艰难。边区政府和当地新四军部队一边武装抗敌，保卫和拓展边区辖地；一边进行社会改造，建立了新的货币、税收、医疗和教育系统。抗战胜利后，边区政府积极组织灾民自救和生产恢复。但是，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堵之下，边区与外界交通困难，无法获得救济和复兴所需要的粮食、布匹、木材、医药资源和其他工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对于边区向联总提出的救济请求，严斐德本人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他认为边区对救援需求的迫切性，超过了他曾经调查过的所有其他地区。
联总驻华总部非常重视严斐德对苏皖边区的考察结论，署长凯石亲自听取了严斐德的汇报。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之下，联总对苏皖边区的救济计划未能顺利执行。按照联总与行总的协定，联总负责将物资运入中国沿海港口，交于行总分配和发放，联总派员监督。行总为国民政府的部级机构，尽管在联总要求下宣称负有对解放区同等救济的责任，实际工作中却是百般抵制和拖延。同时，国民党的其他军政部门则采取武力封锁政策，阻止救济人员和物资进入解放区。1946年4月，甚至发生了国民党空军在石臼所（今日照）港轰炸联总向山东解放区运送物资的船只，造成船只和救济物资受损、船员受伤的惨案。在联总中国救济项目开展数月之后，各解放区实际接收到的救济物资寥寥无几。
为此，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多次赴上海、南京与联总驻华办事处及国民党当局交涉。1946年7月，周恩来赴上海与联总、行总交涉时指出，“解放区难民占全国难民的五分之三”，所获得的救济物资仅占到联总运华救济物资总数的“千分之六强”。[4]三方的谈判虽达成多项协议，然而国民党方面均未遵守。
解放区所受不公正对待，也引起联总中下层职员的普遍同情。联总驻华办事处外籍职员300多人曾联名致信联总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总部，指责国民党方面将救济物资变成了“政争武器”，要求采取措施平等救济解放区。
在解总的抗议下，联总要求行总专设救济解放区的办事处。在苏皖边区，行总于1946年9月成立了行总淮阴办事处。然而，直至1947年底行总被撤销，淮阴办事处“仅在账面上接收物资一千五百吨”，“而无实际工作”。[5]其他解放区所受救济，也大抵如此。
1947年12月，联总结束在中国的救济项目，严斐德也动身回国，成为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编辑。1950年，严斐德出版了著作《中国胜利了》，记录自己参与中国抗战期间的见闻，尤其介绍了解放区和红色政权。1955年4月11日，严斐德作为《人民之声报》的特派记者，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采访万隆会议，不幸在飞机爆炸中丧生。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了北京八宝山公墓“四一一”事件烈士碑上。[6]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报告英文标题为：Report on survey trip through the Anhwei-Kiangsu-Honan Border Region （Communist），英文打字件，共29页。报告附有一封边区首脑致联总、行总的信件，为中文信件的英译件，2页。整个报告作为联总苏宁分署署长R. P. Richardson致联总驻华办事处主任凯石（Benjamin H. Kizer）简介严斐德边区考察信件的附件。此档案藏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档案与记录管理处（United Nations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Section），档案编号：S-1121-0000-0326。
[2]南京当时是“特别市”，不属于江苏省管辖，联总为救济便利将南京市与江苏省统筹安排于同一分署，该分署被称为苏宁分署。
[3][奥]伊娃·巴莉丽琦著，翁振葆译：《严斐德传》，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8页。
[4]钱之光：《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37页。
[5]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六联印刷公司，民国卅七年四月卅日，第112页。
[6]张彦：《八宝山墓碑上的外国人——忆医生、诗人、记者、烈士严斐德》，《百年潮》2000年第7期，第65-66页。
一、联总来到中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英文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是二战期间同盟国家为救济曾为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和地区，于1943年成立的国际性战争灾害救济组织。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该组织并入联合国，成为其下属机构之一。联总被同盟国设计为暂时性救济机构，在轴心国占领区被解放之初进行短期救济和善后，持续时间两年左右。按计划，联总的短期使命结束后，未尽的项目将由联合国新成立的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接管。
1944年底，联总派出的首批官员即到达重庆，尝试在中国开展救济工作。按照联总救济的标准，只有轴心国曾经占领的地区才在救济范围内。此时，中国境内需救济区域尚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也无将大量救济物资运入的途径，故联总工作停留在计划阶段。为与联总工作对接，1945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蒋廷黻为首任署长；7月，解放区则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次年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董必武为会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联总迅速在中国展开善后救济工作。上海是联总计划中最大的物资输入港，联总在上海福州路建立办事处，后发展成为联总驻华总部。同时，联总在需救济的原日占区先后设立了15个分署，负责江苏省和南京市救济工作的联总分署设在镇江，名为苏宁分署。[2]行总分署的设置与联总相同。解总则在各解放区设立了分会。其中，苏皖边区是抗战期间由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辖区大半位于江苏北部，还包括安徽北部和河南南部的部分地区。苏皖边区设立了解总华中分会。
1945年10月，第一艘满载联合国救济物资的轮船到达上海，联总在中国的救济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联总不仅运来了救济物资，还在世界范围内招募医生、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中国工作，先后受雇于联总驻华办事处的职员来自20多个国家。1945年7月，正在重庆的严斐德加入了联总。严斐德，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于192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奥地利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成为反法西斯第十三国际纵队的主治医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在德、意干涉下失败，严斐德又加入一支国际医疗队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严斐德辗转于中国多地，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在重庆期间，严斐德还结识了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3]
按照联总成立的初衷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联总在受援国的救济工作，应不分种族、政治信仰等，“一视同仁”。联总在中国的救济范围覆盖了从东北到海南的各淪陷区，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下的多个解放区。然而，在国民党军的封锁之下，联合国救济官员难以进入各解放区，对解放区灾民的救济工作无法进行。
二、严斐德的边区考察行程
严斐德作为联总苏宁分署医疗救济官员，心系江苏境内解放区的灾民，经多方努力，最终得以进入苏皖边区推动救济工作。在事后写就的考察报告中，严斐德叙述了进入苏皖边区的过程。
1946年1月下旬，严斐德作为联总苏宁分署代表，完成了在徐州进行的医疗救济调查之后，向顾祝同请求前往苏皖边区进行救济考察。在军调部驻徐州军调小组官员的帮助下，严斐德最终得到了顾祝同签署的通行证，使其能够在当年1月30日至2月15日期间，前往宿迁、淮阴等地进行考察。
1946年1月30日，严斐德乘坐军调小组提供的吉普车，由徐州向边区进发。在经过国民党军的哨卡时，他所乘坐的吉普车遭到了恐吓式射击，他本人也遭到国民党军官的刁难。严斐德出示了他作为联总官员的证件，以及顾祝同签署的通行证，国民党军官则坚称他进入边区后会被扣留，无法返回，企图阻挠他继续前进。严斐德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得以通过。吉普车又驶过约10里的交界地带才抵达了边区的第一个村庄。严斐德说明来意，出示证明后，受到了当地新四军的款待。随后，新四军向严斐德提供了马匹和向导，助其继续向边区腹地前进。在抵达宿迁后，严斐德会见了当地的军政首长，还视察了城内的医院、救济站等处。
新四军在淮安的总部接到报告后，派出汽车来迎接严斐德。到达淮安时，严斐德受到了热烈欢迎。淮安的军政首长为严斐德准备了住处，还举行了上千人参加的欢迎会。在此，严斐德参观了新四军的医院、地方剧团，还深入考察了附近的村庄。停留几天后，严斐德又启程前往淮阴。
淮阴是苏皖边区政府的驻地。在这里，严斐德见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以及边区政府救济、财政、公共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严斐德还出席了边区各界组织的多次欢迎宴会，并以联总官员的身份发表了演讲。此外，严斐德探访了当地的教会医院、儿童剧团，以及一个超过800人的日本战犯学校，还实地调查了战争中被日伪军毁坏的灌溉设施、堤坝、工厂的废墟等。
在淮阴停留约一星期后，严斐德乘车、船抵达高邮，又沿着运河前往邵伯——这里是新四军控制区域的最南端。从邵伯出发，严斐德乘船沿运河前行，一队新四军士兵在岸上护送。离开邵伯约6里后，护卫的士兵返回。严斐德坐的船继续行驶了约10里，通过了交界地带，到达扬州北部的国民党控制区。严斐德在扬州城外下船，再经过步行、乘车和乘船，最终回到联总苏宁分署的驻地镇江。 三、严斐德所记录的边区抗战损失与救济需求
严斐德通过实地调查，与地方军政首长、基层干部、村民、教会牧师，乃至改造中的日本战犯谈话，对苏皖边区的现状及抗战损失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在报告中，严斐德记录了他所了解到的边区历史和现状。苏皖边区政府的辖区，由江苏、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区域构成，约2300万人口。此前的53个县（有32个县位于江苏北部，18个县位于安徽东部，3个县位于河南南部），被重新划分为8个区70个县。边区政府位于淮阴（清江浦）。边区有自己的货币、税务系统和军事机构。到抗战胜利前，边区的新四军数量是35万人，还有40万地方部队，400万的民兵。边区还建立了遍及乡村的教育体系，战前文盲率超过90%，此时已降至70%左右。
严斐德了解到，在日伪占领期间，边区农民需要承受多项税收，包括地税（The Land Tax）、枪税（The Rifle Tax）、铜铁税（The Brass and Iron Tax）、锡捐（Tin Offerings）及不定期的各项税收（Irregular Taxes）等。在距离淮安5里的村庄黄塔桥（音译，Hwang Ta Chiao），严斐德得知该村曾被日伪军分为8个保，每保约100户村民。其中第4、5、6保村民，因不愿帮助日伪对抗新四军，一次即有36人被杀害。第4保有118户人家，战前人口超过700人，此时则不到600人。抗战期间，整个边区有15万多人死亡，42万多人受伤，还有10萬多人被掳走。
作为医疗官员，严斐德详细考察了边区医院及公共卫生的状况。在抗战期间，边区的医院遭到严重的破坏，医疗器械和药品缺乏，整个边区目前仅有一台X光机。他在报告中罗列了边区医疗部门在黑热病、疟疾、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疥疮、白喉、沙眼、肺结核、霍乱、麻风病等方面防治的情形。严斐德还听取了有关新四军医院、乡村诊所的情况介绍，以及边区医疗部门善后重建需要的各项药品、疫苗、设备、专家等援助需求。
从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解总华中分会主席韦悫那里，严斐德了解到边区救济工作的开展情况。韦悫通过严斐德请求联总提供紧急救济： 20万吨食品、50万匹布和80万捆木料用于搭建茅屋等。此外，边区还需要大量水牛或其他役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善后物资。严斐德还记录了边区政府向联总和行总提出的专项物资及技术援助的请求，如边区希望获得4名农业专家、3名水利工程师、8名内外科医生、2名药剂师等专家援助。严斐德本人就这些请求表示了支持意见，建议联总尽可能提供帮助。
严斐德在报告之后，附上苏皖边区政府致联总驻华办事处主任凯石和行总署长蒋廷黻的信件。在信中，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边区参议会议长田丰、解总华中分会会长韦悫，联名请求联总和行总给予边区救济，并随信递交了边区抗战期间详细的损失报告。
四、不平等的救济
通过严斐德对苏皖边区的实地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边区遭到敌伪的侵占和劫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百姓生活艰难。边区政府和当地新四军部队一边武装抗敌，保卫和拓展边区辖地；一边进行社会改造，建立了新的货币、税收、医疗和教育系统。抗战胜利后，边区政府积极组织灾民自救和生产恢复。但是，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堵之下，边区与外界交通困难，无法获得救济和复兴所需要的粮食、布匹、木材、医药资源和其他工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对于边区向联总提出的救济请求，严斐德本人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他认为边区对救援需求的迫切性，超过了他曾经调查过的所有其他地区。
联总驻华总部非常重视严斐德对苏皖边区的考察结论，署长凯石亲自听取了严斐德的汇报。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之下，联总对苏皖边区的救济计划未能顺利执行。按照联总与行总的协定，联总负责将物资运入中国沿海港口，交于行总分配和发放，联总派员监督。行总为国民政府的部级机构，尽管在联总要求下宣称负有对解放区同等救济的责任，实际工作中却是百般抵制和拖延。同时，国民党的其他军政部门则采取武力封锁政策，阻止救济人员和物资进入解放区。1946年4月，甚至发生了国民党空军在石臼所（今日照）港轰炸联总向山东解放区运送物资的船只，造成船只和救济物资受损、船员受伤的惨案。在联总中国救济项目开展数月之后，各解放区实际接收到的救济物资寥寥无几。
为此，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多次赴上海、南京与联总驻华办事处及国民党当局交涉。1946年7月，周恩来赴上海与联总、行总交涉时指出，“解放区难民占全国难民的五分之三”，所获得的救济物资仅占到联总运华救济物资总数的“千分之六强”。[4]三方的谈判虽达成多项协议，然而国民党方面均未遵守。
解放区所受不公正对待，也引起联总中下层职员的普遍同情。联总驻华办事处外籍职员300多人曾联名致信联总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总部，指责国民党方面将救济物资变成了“政争武器”，要求采取措施平等救济解放区。
在解总的抗议下，联总要求行总专设救济解放区的办事处。在苏皖边区，行总于1946年9月成立了行总淮阴办事处。然而，直至1947年底行总被撤销，淮阴办事处“仅在账面上接收物资一千五百吨”，“而无实际工作”。[5]其他解放区所受救济，也大抵如此。
1947年12月，联总结束在中国的救济项目，严斐德也动身回国，成为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编辑。1950年，严斐德出版了著作《中国胜利了》，记录自己参与中国抗战期间的见闻，尤其介绍了解放区和红色政权。1955年4月11日，严斐德作为《人民之声报》的特派记者，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采访万隆会议，不幸在飞机爆炸中丧生。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了北京八宝山公墓“四一一”事件烈士碑上。[6]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报告英文标题为：Report on survey trip through the Anhwei-Kiangsu-Honan Border Region （Communist），英文打字件，共29页。报告附有一封边区首脑致联总、行总的信件，为中文信件的英译件，2页。整个报告作为联总苏宁分署署长R. P. Richardson致联总驻华办事处主任凯石（Benjamin H. Kizer）简介严斐德边区考察信件的附件。此档案藏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档案与记录管理处（United Nations Archive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Section），档案编号：S-1121-0000-0326。
[2]南京当时是“特别市”，不属于江苏省管辖，联总为救济便利将南京市与江苏省统筹安排于同一分署，该分署被称为苏宁分署。
[3][奥]伊娃·巴莉丽琦著，翁振葆译：《严斐德传》，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8页。
[4]钱之光：《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37页。
[5]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六联印刷公司，民国卅七年四月卅日，第112页。
[6]张彦：《八宝山墓碑上的外国人——忆医生、诗人、记者、烈士严斐德》，《百年潮》2000年第7期，第65-66页。